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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儒以立墨，行義以愛民

——從孫诒讓《墨子閑诂》看儒墨之争

周志芳

衆所周知，儒墨之争對儒、墨兩家學派的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其中又以墨子“非儒”與孟子“辟墨”為儒、墨兩家争鳴的重頭戲，限于篇幅，筆者以孫诒讓《墨子閑诂》為底本，僅就“墨子非儒”來探讨墨家“非儒以立墨，行義以愛民”的宗旨，未盡事宜，敬請大方之家不吝賜教。總的來說，儒家以修身為前提，以禮儀訓練與文化教養為己任，相對而言，墨家作為反映下層勞動人民利益和反對貴族化最鮮明的學說，則更注重社會現實問題而倡導貴義尚利，從某種角度來說，儒墨兩家堪稱殊途同歸，若能仁義并舉，禮義并重，則能造福百姓，天下太平，安居樂業，社會和諧。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諸侯忙于割據稱霸，對“霸道”的興趣要遠遠大于對“王道”的興趣，富國強兵事務迫在眉睫，為了争奪利益而長期混戰，這勢必給老百姓帶來深重的災難，更遑論對儒家所極力倡導的詩書禮儀文化有何濃厚興趣。墨子基于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再加上出身于社會底層，作為一名普通的下層手工業者，墨子對民衆的疾苦與訴求無疑了如指掌，他非常理解老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戰争、早日過上安甯的生活的願望，基于此，墨子認為，儒家宣揚的禮樂文化不過是貴族統治者的工具和幫兇，對于改善百姓民生毫無益處甚至會起到極壞的作用，于是他展開了對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早年就學于儒門，據《淮南子·要略》記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可見墨子曾經深入學習并思考過儒家思想，然後基于社會現實和百姓疾苦做出深刻的批判，從現存可考證的《墨子》文本來看，墨子“非儒”鞭辟入裡、切中要害，可見墨子學儒力深，以至于一時之間，影響巨大，總的來說，墨子批評儒家有“四政足以喪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導緻社會上的惡人毫無宗教敬畏感，民衆也失去了批判社會的武器。其二，厚葬久喪，既耽誤生産，又靡财費時，加劇生活貧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長統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貴族們的一頓飯“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辭過》），如果再沉溺于弦歌樂舞之中，奢侈之風會更加興盛。其四，宣揚“命定論”，使貴族與平民各安其位，泯滅了民衆奮發有為、積極向上的鬥志。墨子認為，儒學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衆，根源在于儒家“仁”說。“仁”首先是血緣之愛，以“孝”為中心，然後在家庭宗族、鄰裡鄉黨、朋友君臣中次第展開。墨子認為，戰争爆發的根源就在于人們各私其親，不能以對待自己親人的方式對待他人。鑒于此，墨子提出了“兼愛”的主張。如果人們“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那麼，天下就會實現真正的和平與安甯。與“仁”相比，“義”是針對非本血緣宗族之人的關愛。墨家推行“兼愛”，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踐行天下大義。隻有打破狹隘的宗法觀念與本位主義，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君主行義，惠及民生；百姓行義，兼愛交利；天下之人行義，社會和諧安定。

從儒墨兩家核心價值觀來看，“仁愛”與“兼愛”是儒墨之争的關鍵性問題，墨家贊同薄葬，痛恨儒家的厚葬，因為他認為這無異于浪費民力，在墨子所處的時代，以往屬于天子之禮的“三年之喪”逐步成為普遍的社會習俗，無論國君還是庶人，皆行三年之喪。墨子認為，社會上最嚴重的危機不是由禮制崩壞造成的，而是由于統治者不關心民衆疾苦、不改善民生所緻。本來由于戰争等因素，物質财産已經匮乏，如果人們為了操辦死人的喪禮再勞神靡财，則會使生活更貧困。墨子公開批評了王公大人們厚葬久喪的做法，儒家是禮儀專家，所以墨子把批評的矛頭轉向儒家，認為喪期三日即可，何必三年。然而墨子的這一批評隻注意到了現實功利目的，忽略了人們的執行喪禮時的情感需求，因為儒家所執之喪禮，其關注點并不在物質方面而在于禮儀彰顯的人們之間的仁愛倫理之情。從孔子到孟子，儒家一直堅持三年之喪，孔子認為三年之喪是“天下之通喪”，曾子說，如果統治者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儒家所行喪禮既迎合了普遍的社會習俗，又符合人們的情感需求。而墨子批評儒家之喪禮，實際上是在與整個社會普遍接受習俗相對抗，在功利目标上不失為正确，但在情感上卻不能讓人接受，所以墨子對儒家厚葬的批評事實上并沒有給社會與後世造成重大而正面的積極影響，這大概要歸結于墨子對人性的理解過于功利化而顯得急功近利以至于失之偏狹，由此推及到墨子整個的道德觀和價值體系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從人性的角度分析，墨家具有原始宗教素樸的道德觀和價值體系，有嚴格的教義教規，同時還有嚴于律己、堪稱楷模的精神領袖巨子，然而其過分強調禁欲主義和苦行主義、以節儉自苦為極的精神，隻能吸引一部分人為之效命赴死而違背了人的天性，人類在天性裡不斷追求物質财富極大豐富、精神财富日益得以滿足，非如此，社會不能取得進步，幸福亦無從談起，而墨子學說更是自相矛盾，一方面将利益提高到道德的高度，“利，義也”[1]，極其重視物質利益的實用價值，另一方面又極力提倡節用節葬非樂，“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2]，似乎人生在世除了活下來隻需要滿足基本的生存條件便可以高枕無憂、心安無事，而事實上卻适得其反，清醒的荀子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又說，“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攻而日争，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3]莊子說，“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跷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4]一方面重利重物，另一方面又禁欲自苦，否則便是道德淪喪，不配為墨門子弟，這豈不是要将人逼上絕路的泛道德主義？誠然，墨子本人可以以身作則、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隻把生存溫飽當成生活乃至生命追求的最主要目的，墨子的節儉自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貴族階層窮奢極欲、鋪張浪費的生活方式提出了嚴厲批評和輿論監督，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否定了廣大人民的普遍人性，墨子的确非常理解和同情民衆疾苦，在當時的社會物質生産條件下，物力維艱，生存困難，民用不足，天下共見，但要解決這個根本性的矛盾問題，不是要靠精打細算、勤儉節約，而是要靠發展生産力、改良生産工具、改進生産工藝、促進社會生産與消費從而達到天下富貴、共享均利的大同理想，相反，墨子一再強調禁欲苦行，讓人體驗不到生活的快樂，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更得不得生命的滋養與滿足，隻覺得生活充滿了艱辛與貧瘠，與此同時，墨子反對音樂等各種藝術形式的欣賞與創造活動，不理解其對人際關系與精神調攝的作用與價值，一味的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否定其不能産生實質性利益，卻看不到因為從事藝術活動而取得心理平衡、帶來精神愉悅所創造的更大程度上的價值與利益，此外，墨子極力提倡薄葬，反對儒家繁文缛節、厚葬久喪，雖然有利于反對貴族生活的奢侈化從而節省财力、減輕下層勞作者的負擔[5]，但卻也讓人們喪失了通過祭祀之禮寄托哀思、表達尊親念祖之情、寄托來世理想的途徑，堵塞了人們對情感宣洩的需要，窒息了人性的健康發展從而對墨家學說充滿敬而遠之的畏懼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墨子可謂以自我虐待而取得最大滿足的典型代表，如此一來，個體承受如此負重而無從得以報償，那麼，生命的存在意義又如何得以體現？誠如李白所言，“浮生若夢，為歡幾何？”[6]其他宗教向信徒一再允以重諾，宣揚即使在現世無法得到合理的善待，至少還可以在另一個虛構出來的世界得以償報，而墨家學說實可謂生亦苦、死亦苦，難怪莊子要批評墨子說他“不侈于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晖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鹹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瓣寸而無椁，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矣。”但是墨子主張說“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因此指出喪禮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産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發自内心對父母的真愛情感。這種特定的情感體驗由血緣關系決定，而絕不可能來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論方式獲得。但墨家既承認有發自内心的情感之愛，又認為這種愛可以用語言與推論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樂道的“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的兼愛精神，實際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認為，墨家把他人之父視為己之父，消弭了父親的特定内涵。仁愛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儒、墨在仁愛與兼愛問題上有着不可彌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銳地批判墨家的“兼愛”學說會使人成為無異于“禽獸”的“無父”之學，表面看來，孟子與墨子的學說似乎是對立的，但事實上墨子對“天”與“善”的論述卻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說“愛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儀》），又說“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墨子·尚賢中》），要求從“農與工肆”選拔官吏，這些主張已經喚醒了民衆積極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識，後來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孟子·離婁上》），既堅持了儒家仁愛的核心價值觀，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義”的影響，可謂仁義并舉，禮義并重，殊途同歸，可見一斑。

此外，墨子在《非儒》篇提及的攻擊儒門之事，多有不合史實之處，如齊景公要晏子評價孔子品行時，晏子所引事例據《左傳·哀公十六年》和《史記·孔子世家》考證皆不可信，又後文所攻擊子貢、陽貨作為儒門弟子而亂天下，據《左傳·定公九年》和《古史考》考證亦不可信，當屬後人假托墨子之名所作。

最後，儒墨兩家在對待義利關系的問題上表面看來似乎也存在不少分歧，從《墨子》全文來看，文中所談到的非儒之處絕大多數為具有道德倫理範疇的意義，而先秦時代人們往往将道德修養的高低與政治成敗相提并論，墨子因此而将其分為個人之“義”和天下社會之“義”，同時代的孔孟多将“利”限定為個人私利之意，認為他是與人的道德相互沖突的一而，因為在占代社會物質相對缺乏，人們争奪有限的社會資源而使社會陷入混亂，而墨子所提倡的“利”則更多的是指利他人、利社會，是一種公利，是天下社會之“義”，也正因為此而難以施行，作為反映下層勞動人民利益和反對貴族化最鮮明的學說代表，墨子痛感貴族統治者隻在乎自己的私利而置公衆公利于不顧因而大聲疾呼，相比較而言，墨子顯然更注重社會現實問題而倡導“貴義尚利”，因為“貴義”的基礎是“尚利”，是尊重百姓公衆之利，惟其如此，才談得上約束個人尤其是統治者的私利，兩者并不矛盾，儒墨兩家在義利觀相似之處也就十分清楚了，他們的社會曆史條件是一緻的，兩者也都以“重義輕利”為研究起點，都認為利益是道德的基礎，主:張以“利”來規定“義”，都認為利己是人的本性，都肯定個體追求功利的合理性，從某種角度來說，儒墨兩家堪稱殊途同歸，“義利并重，儒墨和合”，墨學推崇的是一個交相利、兼相愛的理想社會，這個社會人人平等，尚賢重士，禁欲節用，非樂非攻，這種基于小生産勞動者階級利益的政治理想，從社會現實和政治角度出發，是與當時社會生産力極為低下、社會物質财富尚未發展到可以完全滿足個人所需的程度因此與推崇中央專制集權的社會現實是背道而馳的，實際上是挑戰了大一統的皇權權威而無異于與虎謀皮，相對于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孔子這種政治策略反而更符合當時執政者政治上的需要，因為，對于剛剛登上曆史舞台的勝利者來說，如何保證并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是當時首要的任務，他們是絕不可能和小生産者共享新政權成果的[7]，作為儒家集大成的荀子就這樣批評墨子說：“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钘也。”[8]此言可謂甚當。墨子一再提及堯舜湯武時代是文明史上的黃金時代，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舉出堯舜禅讓的故事，顧颉剛就曾指出，《墨子·尚賢上篇》以“堯舉舜于服澤之陽”與“舜舉益與陰方之中”對舉，儒家後學的崔述在《唐虞考信錄》裡更是做了墨家的代言人，将墨子沒有明确提及的舜禹禅讓之事加以明确闡述，似乎更增添了傳說的可信性，然而也正如顧颉剛所暗諷的“于此可見六藝之文的權威”，是要被質疑的，[9]很有可能這隻是墨子對理想社會的美好設想和對古老遙遠記憶的美化渲染，這種對理想世界的勾勒，屬于應然狀态，而對客觀現實的描繪，則屬于實然狀态，從實然狀态到應然狀态，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其間還有非常漫長曲折的過程，而墨子天真地從小生産者階級的利益、情感和願望出發，一廂情願地希望與社會統治階層共謀，可以說，墨子是幼稚得可愛、單純得可笑的理想主義者，他烏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在當時乃至今天都隻是一個空中樓閣式的美好景象，因此，和儒家的理性客觀、深谙人性相比，墨子政治實踐的失敗也就是必定無疑的。

回顧曆史，春秋以降，周室衰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崩樂壞，王命不行，豪傑蜂起，楚王問鼎，相與并争，分裂天下，諸侯争霸，逐鹿中原，躍馬顧盼，一世之雄，不可勝數，私門富庶，公室貧弱，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整個社會暗流湧動，各種力量風起雲湧，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結構等各個方面，無不發生着重大而又劇烈的變革，井田制的土崩瓦解，土地的日益私有化，物質生産方式的改進，工商業的繁榮發達，規模大小不等的交相混戰，門客士子競相奔走著書立說、追求自我實現所帶來的鲶魚效應，千姿百态、鮮活生動的種種社會現象無不讓人感慨，這是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時代，也是一個注定必将發生相互碰撞而迸發光芒的時代，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士階層，無論貴賤貧富，紛紛開立私學、延緻子弟，從自己所代言的階層利益出發，提出種種改革弊政的治國方略與修身之道，描繪各種各樣美好理想的社會發展圖景，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儒墨道法名陰陽諸子學說應運而生，就是在這樣一個群星璀璨、交相輝映的軸心時代，儒墨兩家學說脫穎而出，振臂一呼而為天下應，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10]而儒家學說經過思孟之倡更是得以蒸蒸日上，當此之時，天下顯學之尊榮無出其右，以儒墨弟子安身立命、顯身揚名、橫行于世者乃不知有幾何！然而時過境遷，就是随着曆史的變遷，儒家學說日漸顯赫乃至定為一國之則，墨家學說卻日漸式微而為世所輕，曾經影響巨大、顯赫一時而與儒門衆賢分庭抗禮、交相颉颃的墨家學說，在後來的曆史長河裡日漸消逝，代表社會下層人民呼聲與利益訴求的墨家學說真的被曆史湮沒了嗎？曾經被孟子高度贊揚為“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11]的墨家學說真的就沒有血脈相承？曾經被莊子高度肯定“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12]的墨家學說是否就從人們的視線裡消失了？事實上，墨家學說并未銷聲匿迹更沒有成為所謂的絕學，它隻是在和儒家進行交鋒鬥争的過程中，被儒家巧妙而高明地用另一種方式妥善而周全地改造、吸收并合理運用了，墨子原本希望通過非儒以立墨，後來卻讓儒家占了上風，“非墨以立儒”，表面看來是墨家學說的失敗，但是，儒墨兩家美好的出發點“行義以愛民”這一宗旨卻始終沒有發生改變，如此，幸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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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84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

注釋：

[1]（清）孫诒讓，《墨子閑诂·經上》，中華書局，2012

[2]（清）王先謙，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解蔽》，中華書局，1988

[3]（清）王先謙，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富國》，中華書局，1988

[4]（清）郭慶藩，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雜篇·天下》，中華書局，2012

[5]孫啟治，《墨子閑诂·前言》，中華書局，2012

[6]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7]邢兆良，《墨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214頁

[8]（清）王先謙，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

[9]顧颉剛，《顧颉剛古史論文集第一冊》，中華書局，2011，第444-449頁

[10]（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滕文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714頁

[11]（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盡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768頁

[12]（清）郭慶藩，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雜篇·天下》，中華書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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