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的文化常識?太史公司馬遷作《史記》開篇即為《五帝本紀》，而在五帝譜系中黃帝又居首位和諸多的曆史人物一樣，黃帝的形象在其傳承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錯漏虛誇、增删篡改，甚至出現“神話的曆史化”或“曆史的神話化”幸而陳侯因 敦銘的問世，為我們了解戰國時人眼中的黃帝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黃帝的文化常識?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黃帝的文化常識

太史公司馬遷作《史記》開篇即為《五帝本紀》，而在五帝譜系中黃帝又居首位。和諸多的曆史人物一樣，黃帝的形象在其傳承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錯漏虛誇、增删篡改，甚至出現“神話的曆史化”或“曆史的神話化”。幸而陳侯因 敦銘的問世，為我們了解戰國時人眼中的黃帝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

陳侯因 敦曾先後被著名的收藏家陳介祺、劉體智庋藏，今不知所蹤，為著名的“陳侯四器”之一。敦作為古代的一種盛放黍、稷的食器，濫觞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秦後漸趨消亡，是簋的衍生器。該器器體呈球形，器蓋同形，器作子口，惜蓋失。三環足，兩環耳，通體光素，形制同于陳侯午敦及臨淄辛店M20、淄博隽山M1出土敦。此類球形敦起源于楚文化核心區襄樊——南陽地區，春秋晚期後段流傳至齊文化區。

該器壁内鑄銘8行79字，敦銘大意或可譯為：六月癸未這一天，陳侯因 （即齊威王）在器銘上鑄——“我孝武雙全的父親桓公，你的興邦大計能夠實現，我引以為豪！（我願意）承嗣遠祖黃帝，并效法齊桓公和晉文公的霸業，大會諸侯以彰揚祖先的美德。諸侯敬獻了純好美銅，我以它為孝武雙全的父親桓公鑄造這件祭祀時用來盛飯的敦。”此敦可供秋冬祭用，願祖先庇佑我保有齊國的強大，使萬世子孫永引為典範。

黃帝作為華夏兒女共同奉祀的祖先沿襲已久，但在春秋之前的早期文獻中卻未見其任何記載。商代甲骨文中祭祖的辭條多到難以數計，“帝”在甲骨文中更是出現了80次以上，然沒有一條“黃帝”。在鬼神彌漫逢事必蔔的商代，商人不可能數典忘祖到忘記祭祀“黃帝”，唯一合理的解釋即彼時的殷商民族根本不知“黃帝”為何物。不甯唯是，在商周衆多的銅器中同樣也未見任何“黃帝”記載。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傳為黃帝之後的周人在早期的文獻中不僅從未提及過“黃帝”，反而是對禹推崇備至，甚至連其始祖後稷的豐功偉績也被認為是“缵禹之緒”“陟禹之迹”“登禹之績”。

與早期文獻驚人一緻的是目前所見銅器中提及最古的先王也是禹，保利藝術博物館曾征集過一件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句首即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時代稍晚些的叔夷鐘、秦公簋及新近發現的芈加編鐘均提及禹。另需補充一點的是，西晉太康二年間（281年）汲郡戰國古墓出土的《竹書紀年》，所載史事始于夏迄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其書亦不載“黃帝”史事。

目前所見有關黃帝史事最早最可信的記載應見于《國語·晉語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據此可知，黃帝和炎帝原為同宗，後因分别居于姬水、姜水旁，故而各自得姬、姜姓，正所謂“因生而得姓”。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呂氏春秋·慎大覽》及《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克商之初為鞏固政權曾大封先聖之後，其中封黃帝之後于鑄。有關鑄國的姓氏依鑄公簠銘“鑄公作孟妊東母媵簠”可知，鑄當為妊姓之國，那麼黃帝之後的族姓此時又成了妊姓。

其實考證黃帝的族姓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而非簡單的是姬非妊，或是妊非姬。即便是同一本書中也有不同的說法，《國語·晉語四》載：“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别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對于這樣一段歧義疊出的文獻，學者們曾做過多次解讀調和，愚以為在具體的釋讀時我們沒有必要考證細枝末節，而應該明白這種“一父四母十二姓”的現象與其說産生于遠古黃帝時期，不如說是夾雜了周人姓氏觀念的遠古時期正常的氏族分衍。

至于陳侯的族姓無論是出土材料抑或是文獻記載均确定無疑，陳的遠祖應為颛顼、妫姓，為帝舜的直系子孫，入周後虞阏父因制陶技藝精湛，故而得到了周王的器重，将長女大姬配于胡公且封于陳，為陳國的始封君，至陳公子田完奔齊，八世後陳威王取代姜姓的齊侯威震天下。由此可見，妫姓的田齊與姬姓的黃帝或“一父四母十二姓”的黃帝後裔均無關。

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上古時期，各部族所祭祀的神祇都有着嚴格的規定，對祖先神的祭祀尤為神聖。《左傳·僖公十年》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即神靈是不會享用他族的犧牲，民衆也不會去祭祀他族的祖先。至春秋時孔子仍言“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禮記·曲禮下》更是明言：“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既然淫祀無福且有谄媚之嫌，齊威王又為何要祭祀他族祖先黃帝呢？竊以為，這裡面既有個人的勵志因素又有大的時代背景，而時代背景才是更深層的原因。

該器的器主齊威王是田齊曆史上最為傑出的君主，在位長達37年之久。此器屬戰國中期偏早器物，彼時齊威王初即位。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齊威王即位初期政局十分動蕩，内臨新喪外有強敵不斷來襲，此時承嗣“高祖黃帝”更像是樹立一個榜樣來激勵鞭笞自己，結合下句“侎嗣桓文”（即春秋五霸之“齊桓公”與“晉文公”）考量，這樣的旨趣就更為明顯。随着兩周古史系統的變革及戰國諸子百家尤其是黃老道家學說的推崇，至戰國黃帝已被賦予成“理想王者”。此時黃帝作為君主之楷模，其事迹已非止于早期文獻所載的“戰于阪泉”“殺之于中冀”的顯赫武功，還有“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明台之議”等功績，後世更有甚者還将一些重大的發現諸如建立官制、創制律呂、始制衣冠、建舟車、制音律、創醫學等發明都歸功于他。

除去個人的勵志因素外，陳侯祭祀黃帝的原因還有另一深層的時代背景。齊威王所處的戰國時期社會已發生劇烈變革，其最重要的變化表現在地緣社會逐漸取代了血緣宗親。周人推行分封制遂在空前廣闊的地域内打破了古代部族間的血緣壁壘，使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的共同體更深刻地實現了文化與血緣的碰撞，各部族之間也由最初的相争相峙轉為相親相融。春秋早期猶有姜戎氏言“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贽币不通，言語不達”，而到了戰國之初子夏便稱其時已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局面，華夏族至此已基本形成，同時姓族與表示其族源的遠祖概念均已淡化。與此同時，各族原先的始祖也被人為地編排為黃帝的後裔，從而構成了一個整齊劃一的懸拟的血緣譜系，而這種同出一系的觀念也迎合了當時不同民族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質的需求。這樣的現象亦見于同時期的西方嬴姓秦人，《封禅書》載戰國初期秦靈公也曾“作吳陽上畤，祭黃帝”。

著名學者趙世超曾指出黃帝具有多樣性：“既有曆史上的黃帝，又有文化史上的黃帝，更有作為民族統一象征的政治化的黃帝”，結合前文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戰國之前無論是早期文獻抑或是出土材料均不見“黃帝”，特别啟人疑窦的是黃帝族姓的混亂，作為曆史意義上的黃帝究竟是曆史存在還是層累造成？現在尚難定論，然以現有材料可以确知的是戰國之前不見“黃帝”，換言之商周時人觀念裡并沒有“黃帝”，有關“黃帝”最早最明确的記載實為陳侯因

敦。2021年歲末，清華簡《五紀》篇的問世，因其文與“黃帝”有關，故而一經媒體報道立時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與讨論，也由此将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至中華民族的開篇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