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需要有精神的導師。學生求學，除了渴求獲得知識、能力，也需要有精神向往與寄托，特别在青少年時期，他們需要有“人生标杆”式的人物在身邊。這個标杆式的人未必是曆史名人，未必是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也未必是媒體宣傳的英模人物，而是他每天都能接觸到的、值得他學習并景仰的活生生的人。

父母作為親人，有時起不到那樣的作用，或者達不到那種理想的境界，于是他會在學校裡找尋，在社會上找尋。學校是他生活時間最多的地方，在這裡，學養高的老師，有精神感召力的學長，都有可能成為他景仰的人。他需要一個有人格魅力的靈魂的導師。在他心目中，這個人是真誠可靠的，像他背後的一座大山；這個人堅定有力，能一下子把他從泥淖裡拉起來；這個人富有經驗，總能在他最困惑的時候點亮一盞燈……

學生講述某些任課教師對學科學習任務的介紹，很“經典”。

甲老師說：“我這門課，就是靠多做題，熟能生巧。上屆高三，某某中學做了一萬多題，高考卷上果然有三道題基本一樣；還有三題是相似的，所以，一定不要怕做題……”

乙老師說：“我這門課，就是靠背，除了封底上的定價，你背個滾瓜爛熟，考試不會吃虧的。”

丙老師說：“我上課說的話，凡是說了兩遍的，都要記下來，考試基本就考這些……”

我感到困惑：教師課堂上這樣介紹自己的教學，學生怎麼可能對學科學習産生興趣？任課老師不向學生介紹學科内涵，不介紹學科史，不介紹學習過程的不可知與趣味，而是用“好處”引誘學生，或是用考試恐吓學生，這樣宣講，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很多教師就這樣把自己定位成“知識小販”或“助考師”，每天辛辛苦苦地做違反教育規律的事；他埋怨學生不愛學習，卻不去思考究竟是誰“高速度、高效率”地毀滅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節奏正常的，甚至慢條斯理的常态課，不容易被記住。這樣的課是不是就沒有“效果”了？未必。這些年，倡導“高效課堂”，行之嚴苛，有指導者點評時，批評開課教師“這裡一分多鐘，講了沒用的話”“兩三個學生發言，都有些拖沓，應當提醒他們簡單一些”。锱铢必較，幾分鐘的緩沖也不允許，這是把課堂當作生死競技場了。

既然一節課能精心設計七八個有效環節，而且“環環相扣”“舉一反三”，那就是說，一節課勝過好幾節課了。可是，課時是國家課程規定的，是有依據的。我在一所學校聽了有關“高效課堂”的介紹後，不得不質疑：既然每節課都如此“有效”，甚至“高效”，那為什麼貴校課時不但未減，反而有所增加？“高效”之後節約下來的課時做些什麼呢？為什麼你們連體育課都減去了？

如果省下來的時間給學生參加體育鍛煉了，讓他們去社會實踐了，讓他們去野營了，或者，讓他們去勞動了，甚至，用于他們增加睡眠了——那樣的“高效”，可能有價值。如果課堂是“高效”的，一節頂三節，學校把省下的兩節拿來“訓練”，做題、考試，以測驗“高效”，我就覺得：“二九一十八”有時未必如“三六一十八”。

我覺得，中小學有些課沒有必要上。現在中學的課，實際課時遠遠超過國家規定，小學的課也多到不可思議。之所以說中小學生是全國最忙的人群，就在于他們每天學習活動遠遠超過8小時，而且雙休日也無法休息。我時時質疑，總有教師說：“目前情況還不錯，上課沒有人睡覺，作業也都按時完成了。這說明學生還有潛力。”

可是我不是這樣觀察的，我想到，學生是“打起精神來聽課”的，回到家後，是喝了一杯咖啡或是濃茶提神的，他已無餘勇可賈，不能再“挖掘潛力”了。經驗告訴我，持續學習的時間越長，越容易導緻低效。當學習失去樂趣而成為“無限度的任務”時，青少年對生命、對社會，對面臨的一切都有可能抱着不負責的态度。

“少上一節課當真有什麼不得了的後果？”我在學校提出這樣的問題，絕大部分老師同意我的判斷，甚至有人認為“少上20節也不一定會出問題”。曾有個班，對某科教師的教學反映很不好，這個老師不認真備課，上課照教參讀，作業不批不改不講評，教學評估，這名任課老師平均分“不及格”。

但這個班考試成績卻并不差。學生畢業參加學校的調研會，直言不諱，說：“考得不錯，是靠同學們努力；也許是指望不上老師了，所以我們班的自學能力比較強。”這個例子有一定的特殊性，教師不能用這種方式培養學生的自覺和自學，但從中可以看到，學生素養的形成未必靠教師，也未必依賴課堂。

目前中小學“重教輕學”傾向很嚴重，一是對教師要求過高，百般挑剔，二是課時過多，忽略了“學”。在教師職業水準不高的情況下，學生學習會出現困難；而教師力能勝任的狀态下，學生往往也會缺乏主動性，過于依賴課堂和教師。——觀念陳舊，缺乏智慧，師生雙方都會弄得疲憊不堪。

課堂學習是普通要求，如果學生“不在狀态”，不必強求他在課堂“學會”，他可能在課後“悟”出來。如果教師總是不放心，利用一切時間不斷向學生重複，不但低效，也會導緻學生厭學。

晚自修是學生自學時間，每天有這樣兩三個小時，學生能做很多事，解決很多問題。有自由支配的時間，學生能得到不同的發展，因為課堂教學是同一要求，在課外，學生可以有更多機會發展個性化學習。現在很多中學生的晚自修被“統”起來了，集中在學校，由教師看管；更難以理喻的，是晚上也上課。

問一所初中學校的校長，學生白天上課已經很疲勞，為什麼還要安排“上晚課”？校長說，是應家長要求開設的。家長認為學校應當保證學生利益，提高升入高中名校的比率。學校覺得不妥，老師們也不願意，家長不斷上訪，教育局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這個“上晚課”，于是立刻形成風氣，所以該市才有晚上九點半交通“夜高峰”堵車的怪現象。——學校的教學要聽從家長的安排，這種荒唐事，不知為什麼，整個學校沒有不同意見。

過去的笑話，有人吃餅，吃了一塊，還是餓；吃了第二塊，不夠；吃了第三塊、第四塊，仍然想吃；吃了第五塊，飽了。于是他說：“早知道隻吃第五塊餅好了。”

教師給初中一年級學生做中考卷，高中三年，每天上課不離高考，“課堂教學考試化”，猶如一直“隻吃第五塊餅”。這種教學的危害，在于讓學生對教育産生了錯誤認識。更令人擔憂的，是學生沒有聽到來自學校或社會的不同聲音。

瑞典“童話外婆”林格倫《長襪子皮皮》中有個故事，慈善家老太太到學校，讓孩子們回答問題，回答正确的，能得到施舍，喝麥片湯，得到褲衩和糖果。她的提問十分無聊，但為了能得到施舍，孩子們不得不回答她那些低級、無聊的問題。其實，她是在用個人價值觀“統一”孩子們的思想，用一點可憐的施舍讓孩子們圍在她身邊，滿足她可鄙的虛榮。

我看到這裡感到莫大的諷刺，一些學校的“感恩教育”，往往就是謝一粥一飯，隻許感恩戴德，不準說三道四，禁止思考一粥一飯到底是哪兒來的。老太婆的标準答案隻有一個，如果回答不合她的意，就隻能挨餓，這算什麼“慈善”呢？

每年都有機會參觀幾所小學，每次都能看到新鮮事，小學同行卻習以為常。我提的問題可能有些無知，我需要多了解、多溝通。有年暑假在漢陽七裡小學，不知為什麼，在沒有學生的校園裡，仿佛仍然能聽到孩子們的笑聲和叫喊。這一天适逢老師們聚會，自編、自演“畢業季”，十多位剛剛送别學生的六年級老師走上台，深情地訴說各自的這一年。想起那一幕，我仍然無法抑制激動：孩子們，你們是否知道，在空寂的校園裡，老師在想着你們？

在南京珠江路小學，看到一間大教室，幾十張桌子，筆墨紙硯齊備。校長說，這間教室利用率特别高，每周學生能來一次，到了星期五，所有老師都會到這兒來練字。我看了他們的闆書，不僅高中教師比不了，整體水平甚至超過大學文科教師。相信有一天，那些小學生成為父親、母親時，會對自己的孩子說：要把字寫端正。

我一直在關注“銜接”，特别願意到小學參觀，我非常想知道小學教了什麼，老師們怎麼教。小學和中學，應當有自覺的交流，老師們先要在觀念上把圍牆拆除。

作業量能不能控制？家教、補習勢頭能不能遏制？大多數校長、教師都會歎息搖頭，認為沒有辦法。我推想，歐美的教育文明很可能随着經濟的發展有過起伏，他們很可能也曾經曆過一些曲折，我們應有這方面的教育史研究，而不能以“國情不同”一推了之。

在歐洲觀光，開大巴的司機，從德國到法國，再到意大利，直到從羅馬返程，共七八天，全程一人開車。他在高速公路上一直保持每小時90至100公裡的速度，哪怕路上空空蕩蕩，他也不加速；每開兩小時，他就休息一次，第一次歇15分鐘，第二次30分鐘，第三次20分鐘。

他年富力強，體格健壯，休息時，他無聊地坐在路邊，不斷看表，準點上車而不敢提前。我們被告知：他的車上有個記錄儀，上車必須打開，公司能知道他是否超速，是否按規定休息，是否私自增加行車裡程……也就是說，這個獨自在外的司機必須牢牢地記住“行規”。

如果違反行規，一次罰款相當于三個月工資，代價極大；而如果有個兩三次違規被公司開除，連工會也不敢幫他說話。誰也不敢破壞規矩，因為有制度約束，有行會管束。意大利人浪漫，但并不散漫。一個規則，一個辦法，就治住了路上的亂，每年要少出多少事故，挽救多少人的生命！

這件事給我的啟發是：社會如果守規矩，先得有規矩可守；教育給人以智慧，教育本身必須有智慧。基礎教育的亂象完全可以靠法規得到治理，任何推诿都是喪失教育責任的愚蠢行為。

文 | 吳非

文章來源 | 源創圖書《課堂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吳非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