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為什麼會成為内蒙古與外蒙古？其實這是一個地域與文化決定政治格局的問題，在2000年前，匈奴人的身上就有答案。匈奴人當時也分為南匈奴與北匈奴，南匈奴人親近中原農耕文明，而北匈奴依然堅持遊牧，再加上自然地理阻隔，時間一長，自然而然就成了兩個部分。對此，我們講三個故事就能夠說明。

第一個故事來自《史記·匈奴列傳》，說是漢朝的使者曾經與匈奴人展開過文化習俗方面的辯論，就匈奴人的“優點”， 中行說說：“匈奴的風俗，人人吃牲畜的肉，喝它們的乳汁，用它們的皮做衣服穿；牲畜吃草喝水，随着時序的推移而轉換地點。所以他們在急迫之時，就人人練習騎馬射箭的本領，在時勢寬松的時候，人們都歡樂無事，他們受到的約束很少，容易做到。君臣關系簡單，一個國家的政治事務，就像一個人的身體一樣，父子和兄弟死了，活着的娶他們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這是懼怕種族的消失。所以匈奴雖然倫常混亂，但卻一定要立本族的子孫。”

中行說還說，中原人雖然佯裝正派，不娶他的父兄的妻子做老婆，可是親屬關系卻越來越疏遠，而且相互殘殺，甚至竟改朝易姓，都是由于這類緣故造成的。況且，禮義的弊端，使君王臣民之間産生怨恨，而且極力修造宮室房屋，必然使民力耗盡。努力耕田種桑而求得衣食滿足，修築城郭以保衛自己，所以百姓在急迫時不去練習攻戰本領，在寬松時卻又被勞作搞得很疲憊。

中行說把匈奴的政事說得很簡單，說成了是僅僅靠血緣維護的，打仗了，大家都上馬，沒事兒了誰吃誰的、誰喝誰的，該幹啥就幹啥，基本上誰也管不到誰。而這也是過去北方草原部落容易分裂的原因所在，當部落聯盟首領武力的統治一旦減弱，大家基本上就誰放了誰的牛羊，小部落也就不需要部落聯盟首領的統管了。于是，在草原上大的吃小的，打打殺殺的事情總在發生，打不過的也就遷徙了。

中行說把中原的政事說得很複雜，覺得漢族人生活得有點累，但他說的禮義的弊端其實也是禮義的優點。中行說不知道在看似繁瑣的禮儀制度之下，人們在各自的角色和相互間的關系裡，都有着自己的擔當，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平時看似一盤散沙，但有事時，大家就會被凝結起來，被凝禮儀結起來，由一盤散沙變成一塊堅不可摧的石頭。

這就是匈奴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不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不同，是核心與根本上的不同，雖然不能說誰高誰低、誰優誰劣，但就這兩種文化之下建立起的政治制度而言，遊牧文化的政治制度更容易被割裂。事實也是這樣的，匈奴人在短暫地統一了北方草原之後，很快就分裂成了南北兩個部落，南匈奴與北匈奴，一個仿佛還不怎麼理會一個，二者時常拔刀相向。

為什麼呢？從地域環境來說，靠近中原的南匈奴生存區域更适宜生存，還可以享受中原先進文化的優越性，當然就不願意回到北邊去了。這時候，北匈奴就有些看不下去了，就想南邊教訓教訓，兩者的摩擦與戰争不斷，時間一長，甚至有了仇，當然就分裂了。

我們再來說第二個和第三個故事，這兩個故事都是與蒙古人相關的。第一個是蒙古人住搭帳篷還是住房子的問題，根據《元史》所記，當時，蒙古人内部有兩派，一派主張“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住帳篷；而另一派則主張住房子，接受漢文化，恪守儒家禮儀本分。在哈拉和林裡不僅有宮殿，也有為王侯貴族們蓋的宅邸（房子），但是一些蒙古人不去住，而是在城牆邊搭起帳篷。

這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與政治主張，為此，先是可汗蒙哥和忽必烈，而後是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裡不哥，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最後竟然因此而拔刀相見。地域的不同會決定文化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就會導緻理念的不同，而理念的不同則意味着分裂或者割裂是一種必然。從那一刻起，強大一時的蒙古帝國就注定了後來四分五裂的宿命，事實和史實也是如此，它使一個橫跨東西方的帝國世界最終變得支離破碎。

第三個故事與第二個故事在本質上有些雷同，根據《元史》記載，公元1301年，窩闊台近侍别叠等人主張：“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意思就是說，中原的漢族人體質羸弱，對蒙元征伐四海沒有大用，不如把他們全部趕出居住區，在這裡種草養馬。這是一個把農田變草原的想法，一旦實施起來，要比屠城更可怕。關鍵的時候，耶律楚材站了出來，他主張推行賦稅政策，以保證蒙古人的戰争開銷，結果也真拿來了很多賦稅。讓蒙古人嘗到了甜頭放棄了這種想法。今天，與其說是窩闊台接受了耶律楚材的建議，還不如說是接受了中原的制度與文化。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入鄉随俗，而不能入鄉随俗即很快被趕走，元朝後來的短命分明也正是這個原因——要遊牧文化隻能去适于遊牧文化生長的地方，在農田裡放牧是個笑話，也行不通。

說到這裡，就能理解蒙古為什麼會成為内蒙古與外蒙古——與南北匈奴人一樣，保留了遊牧文化的自然就成了外蒙古了，而親近中國中原文化的自然就成了内蒙古了。這是地域與文化的力量，有時候僅靠人力與主觀的因素是很難解決的。（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