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的一句話經典語錄?作者：孫郁（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紅樓夢中的一句話經典語錄?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紅樓夢中的一句話經典語錄

作者：孫郁（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編者按：

人類曆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世産生了決定性影響。對于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五四”新文化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學術的激蕩、文采的飛揚、生氣的淋漓，依舊值得今人紀念與馳想。

一年一度的“五四”又至，光明悅讀邀請著名學者孫郁撰文一篇，借由他的新作，與讀者一起再次進入“五四”人的精神世界。

想起三十餘年前，剛從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時，一切都那麼新鮮。報到的地點在老北大紅樓的國家文物局，辦完手續，打量了内外環境，眼前的一切與書本上的描述，仿佛存在着時空的錯位，但那親切感一時不能散去。那時我是讀過孫伏園、許欽文回憶五四的文章的，感動于紅樓裡的舊事，他們筆下的灑脫之人和狂放的風氣，都讓人眷戀。二人是魯迅學生，也可謂五四之子，是被《新青年》熏陶過的，對于新文化人頗多心得，所述人與事，多與這座紅樓淵源很深。于是，青年時的我在與這高大的建築對視時，隐隐地感到了它的神奇。

《尋路者》孫郁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後來留意相關著述，發現涉及紅樓的資料數量可觀，彼此可以相映成趣。知堂、楊振聲、王統照、川島、張中行等人的記述，都有特點。我所工作的魯迅博物館，有許多《新青年》同人的手稿，這些激發了我的好奇心，從諸多材料裡可以進入時間深處。在慢慢的浸潤裡，五四前後的雨雪風雲，由模糊而漸漸清晰起來。這本新作《尋路者》，就是多年積累的感受的整理，精神線索就從紅樓開始。

魯迅緻蔡元培信作者提供

五四那代人，有許多是學貫中西的。因為直面着社會，也無不在憂患之中。要寫好那代人，并不容易。除了對曆史沿革的梳理和社會形态的研究，不能不做如下功課：一是了解知識人的風氣，二需清楚他們的學問，三要知曉文脈的變化。思考那代人的精神特質，此三點牽連着思想的神經，穿越其間，靜态的文獻也活了起來。經由遺稿、圖片和文章，而觸摸到彼時的社會經緯，眼前便浮現出一幅遼闊的精神之圖。這個時候，我們能夠看到先驅者的群像，在這些有血有肉的思想者那裡，一個時代的精神就飄然而至。

風氣

1917年，當陳獨秀将《新青年》的業務移至北京的時候，北大人沒有料到新文化之火會于此點燃起來。科學、民主的旗幟下，聚集了一批愛國青年。到了1919年5月，在國家危難之際，知識人擔負起了自己的責任。我們在《新青年》與《每周評論》裡，看到一批有理想的青年改造現實的态度和對未來的想象。這些并非都是烏托邦之音，有時候讀者會感到古老文明複蘇的另一種震動，他們對舊傳統的重新叙述，引介域外文化的沖動，讓精神的天空遼闊起來。

紅樓舊影作者提供

陳獨秀、胡适、魯迅、李大钊、錢玄同是一批奇人，都有着大的襟懷，其言其行，多帶豪氣。台靜農《酒旗風暖少年狂》，就寫出陳獨秀性情中率真的部分。沈兼士回憶魯迅，連口氣與神态都在字裡行間飄動。錢玄同好作狂語，也驚人的坦率，徐炳昶筆下的錢玄同，那麼耿直可愛。那時候的北大人，思想通脫、曠達。我們看陳獨秀與周氏兄弟等人的通信，言語何其真摯。他們之間讨論時局與探讨學問，是開誠布公的。所以再現那些場景，就不能不捕捉行為的細節，從日常生活與筆墨之間，能夠看到諸人的性情。

新文化運動初期，域外思潮卷動着人們。德國哲學、俄國美學、日本思潮以不同色澤呈現于學界。就藝術思想而言，就有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未來派等。自然，也有尼采思想和托爾斯泰主義、馬克思主義。李大钊《新的！舊的！》說：“宇宙進化的機軸，全由兩種精神運之以行，正如車有兩輪，鳥有兩翼，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但這兩種精神活動的方向，必須是代謝的，不是固定的；是合體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進化有益。”《新青年》《新潮》《婦女雜志》都不斷有譯介的文章。新詩與新小說，與舊的藝術形态不同的是，不僅僅注重生命的體驗，重要的是文學中的思想。思想性是彼時作家的一種自覺追求。

陳獨秀資料圖片

那些不同社團的期刊，彌漫着觀念交鋒的氛圍。每每觸摸那些泛黃的紙張，眼前舊影晃動，雜趣悠悠。從遺物裡來認識前人，也可以算進入曆史的方式。他們關心時局，拷問自我，也沉浸在超功利的文化凝視中。魯迅在八道灣居住時，每年元旦要召集各位朋友聚會。他們談天說地，常以幽默之語彼此調笑，但也不都今天天氣哈哈哈，争執時樣子，都是好看的，率性、多智、狂放的形影，讓人想起竹林七賢。

我常常好奇于陳獨秀、魯迅、李大钊、胡适、錢玄同的為人，覺得真的灑脫、可愛。隻要看他們的遺墨，就覺出其間的不凡。陳獨秀的文字雄放中也有清麗，魯迅的字則柔中帶剛，是抄過魏晉碑文的人才有的風緻。李大钊的筆墨厚重，透出一股真氣。沈尹默的信劄雜而有序，信手行去。他們在傳統裡泡得很久，又無迂腐氣，漢字成了一種自由意識的載體。我想，在俗世麻木了感覺的時候，看看這些人的手劄，好似與春風相遇，遍體雜質去之，留一身清爽在。蘇轼曾說：“予嘗論書，以謂锺、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畫筆之外。”五四學人的書風，雖不盡同古人，其意卻與蘇轼所說的境界略有仿佛。

新思想、新意識借着古老的漢字得以生長，這才是那代人不同于傳統士大夫的地方。魯迅的系列小說都很有隐喻的意味。《故鄉》的精神有多種亮點，關于希望與路的思考，有一絲尼采的影子，《一件小事》分明是托爾斯泰思想的折射。即便像冰心的小詩，也是注重思想性的，受泰戈爾的暗示，不乏哲學的頓悟。她所著的《繁星》《春水》，可以看出青年出離籠子的沖動。那些小詩的時空是新穎的，詞語帶着童話般的溫情，追問天空，探究河流，思緒風一般飄動。這些新詩在表達上還帶着稚氣，但其中埋藏的思想頗引人注意，一是幼者本位的觀念，野草雖小，也有不凡之韻。二是在存在與本質問題上，拒絕前定的文化暗示。有一首詩，給我的印象很深：

我的朋友！

不要任憑文字困苦你去；

文字是人做的，

人不是文字做的！

冰心的這種思想，與陳獨秀、魯迅文字裡的表達是相似的，道出了那代青年的心聲，也透露出他們在新路中完成自己的渴念。此後我們看到了無數作家的成長。郁達夫、廬隐感傷的自述，葉聖陶、朱自清冷靜的筆體，都帶新風。老舍從平民那裡尋出野趣，巴金則在灰暗裡點燃了自己的聖火。風格是不同的，而夢大抵有相似的地方。新文學是植根于時代的林木，開始還零零散散，不久就一片蔥綠了。

學問

閱讀《新青年》，會驚異地發現，編輯與作者的知識趣味駁雜，有世界視野。對于林林總總現象的描述，是有諸多精神參照的。讨論國故與域外思潮，已經開始脫離舊風，吹出來的是鮮活的氣息。

李大钊資料圖片

僅從1919年的雜志内容看，翻譯的作品就有安徒生、梭羅古勃、契诃夫、莫泊桑等人的，關于哲學的著述就看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讨論，對儒學的反思。李大钊的精神是明晰而高貴的，周氏兄弟則左右出擊，或譯介白桦派作品，或沉思古希臘遺産，漫遊者的視野裡，滿眼是有生氣的存在。

我們看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其實與德國古典哲學是有關的，他對藝術與教育的理解，多不脫離康德的邏輯。魯迅與他讨論出土文獻時，彼此的審美意識，未嘗沒有啟蒙主義的影子。李大钊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非本本主義的移步，從讨論工人現狀到政治風雲，某些地方受到了列甯的影響。《新青年》同人中，部分學人西學意識可能是濃厚的。不過，那時候同人也是有諸多内部差異的，比如陳獨秀與錢玄同的思路不同，魯迅與周作人讨論現實問題時，叙述邏輯不在一條路徑上。就學術品位而言，顔色不一，氣質有别。

新文學提倡者們，都有很好的舊學修養，有的是章太炎的弟子，有的背後是乾嘉學派的背景。章門弟子中的周氏兄弟、錢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各自有專業特長。魯迅的古小說研究，錢玄同與沈兼士的音韻訓诂之學，以及朱希祖的明史研究，都獨步學林。新文化的出現，外受世界思潮影響，内則因為學術的轉向。自從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的觀念，經學地位漸漸下降，孔子從聖壇走到民間，讀書人看待世界的眼光也變了。章太炎解釋經學的方法與理解史學的思路，更接近現代科學精神，有了個性精神。他的弟子們或從精神層面接其鬥士之氣，或在語言學與考據學中消解士大夫空泛之風，新文化一部分熱度來自章太炎的世界，是被公認的。從這點可以看出，《新青年》同人與傳統學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記得曾在友人處看到陳獨秀《甲戌随筆》手稿，頗為驚訝。這是他在獄中寫的一部語言學的著作。書稿谙熟文字變遷之迹，以閃亮的目光審視古老的漢字，見解鮮活而靈動。想起茅盾回憶錄裡寫陳獨秀對方言研究專心的樣子，可以想象出那天真的一面。魯迅藏書裡就有陳獨秀的文字學研究著作，因為陳氏關注的内容，也是魯迅所重視的。許壽裳說魯迅對文字學下過許多功夫，那是确實的。魯迅自己就說想編一部《中國字體變遷史》，且作了資料準備。從他所作的《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可以看出，功底之紮實，是獨步學林的。

随便翻翻那些舊著，依然能感到字裡行間透出熱氣，談吐裡富有溫度。所思所寫，乃心靈的需要，故不邁方步、打高腔，而是心與心的貼近、思與詩的互感。

魯迅資料圖片

有趣的是，現代學術許多學科的建設，也與他們有關。民俗學、心理學、兒童研究、女性研究、比較文學的概念，最初由他們所引進，漸漸改變了學術走向。一面從域外借來思想，一面重審固有的文明。在他們筆下，傳統的文化得到了重新的解釋。這些人的思想，也刺激了考古學、博物館學的出現，魯迅等人對出土文獻的重視，及史學的看法，都多角度地啟發了後人，發現了固有文明特别之處。吳承仕後來在《啟蒙學會宣言》一文專門談到那代人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我們固然承認五四運動的精神，同樣也承認王肅、王弼、杜預等之肅清陰陽五行，歐陽修、朱熹、王柏之懷疑經典，胡渭、俞正燮等排斥宋學，戴震之反對理學殺人。這些偉大的反抗精神，我們不獨承認它而且繼承它，不獨繼承它而且發揚光大它。”

較多地了解了這些，就會看到，五四新文學的特殊之處，是學術與審美互為存在，齊頭并進。研究現代文學史，自然要涉及學術史。新文學是先有理論，後有實踐的。這似乎不符合文學的規律，但細想一下，那些理論，也非在空中樓閣中，乃實踐裡凝思的産物，所以，思想性與詩文之間的融合，是水到渠成的。文學家也是學問家，乃彼時的一種特殊現象。這其實是一個好的傳統，我們現在是不能丢掉它的。

文脈

從紅樓來的聲音，很快傳到四面八方。無論是《新青年》《新潮》，還是《每周評論》《國學季刊》，對青年人的引力是強烈的。

新文化的最大特點，是表達的格式有了變化，不再推崇桐城派，也非拘泥于韓愈、柳宗元的文章之道，以為八大家才是正宗。他們回到先秦，發現魏晉，旁及歐美詩文，是古今中外的互動。大緻說來，一是借助翻譯而拓展表達空間，回到非八股化的古代詩文裡，二是吸收明清小說的語言，參之方言口語，形成新風。從白話文的表達可以看出，新文化的詞語，進入了十分活躍的時期。

翻譯刺激了母語的生長，趙元任、劉半農都對新生的語體抱有一種希望，且認真尋找表達的新意。這方面魯迅的成就最大，他介紹不同類型的作品，使用的語言不太一樣，借鑒了東漢以來佛經翻譯的經驗，對不同風格的文體，有不同的語态對應，先秦的辭章與魏晉詩文被自然消化在白話文的格式裡，形成新的文體。他與自己的弟弟們翻譯小說，重視硬譯，也因此發現了古代辭章在現代的意義。周氏兄弟都于古人筆記中領悟到詞語要義，文章肅殺而多婉，甯靜中有波浪暗湧，率性背後不乏智性。受周氏兄弟影響，許多人開始回到自身，以個性方式，打開思想之門。廢名的作品有古代絕句的味道，梁遇春的随筆則有查理斯·蘭姆的趣味，也帶《洛陽伽藍記》的韻緻。這些懂一些外文的青年，并不都走西化的路，而是考慮到中外的融合。總體看來，那時候的文壇，英國随筆，日本小品，六朝筆記在交彙中被重新組合着，文脈是打通的，審美的内蘊也豐富了許多。

紅樓舊影作者提供

五四那代人的文章，有時候理直氣壯，形成了宣言體。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有排山倒海之勢。三大主義對自己内中的理念是确信不疑的，自然也不乏偏執的地方。這在《新青年》同人中有點感染性。即便在學術的範圍，話語也頗為激烈。不過，人們很快意識到陳獨秀等人的文體存在盲點，與那些理直氣壯的表達相反的，還有一種新知識人的自言自語體。在這類表述中，有懷疑主義，也有反邏輯的精神自問。這類表達受到尼采、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也仿佛古文論的一種變形的處理。比如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不滿》《恨恨而死》《生命的路》《〈與幼者〉》都是。張申府是早期共産黨員，他大概是最早翻譯維特根斯坦文章的人，對魯迅也是頗為佩服的。在《所思》一文中，既模仿了維特根斯坦的語錄，也受到魯迅文體的啟發，他的自問式的獨語，讀來有哲學家的韻味。這類獨語體一時頗為流行，比如俞平伯《古槐夢遇》，就以碎片般的語言，寫讀書所得，或以斷句方式冥思，或仿照孔子的論語體，點染人間暗影、樹林幽徑。俞平伯言及時風，目光并不敏銳，而談及古代詩文，則心緒浩茫，靈思閃閃，品評各類文人作品，帶出墨香。倘不是五四新風吹來，是不會有這樣的表達的。廢名就從俞平伯的文字中感受到非士大夫化表達的意義：“且夫逃墨不必歸于楊，逃楊亦未必就歸于儒，然而正惟吾輩則有歸宿亦未可知也。”

新舊之間，可探索的空間很大，新文學家除了摸索着繁複的表達外，也帶着清風朗月的明快之思。《語絲》上面的文章，魏晉氣有之，宋明味道亦多，“苦雨齋”群落的文人，從晚明小品找到辭章的另一種參照，談話風與随筆化的文字就多了。章太炎當年提倡複古主義，從六朝前的文字中尋找表述空間，結果将文章佶屈聱牙化，抑制了思想的傳播。倒是他的學生們，從白話文中銜接了遠古之風，打通古今，連接中外，将古老的文脈複活了。郁達夫講到那時候的作品，就看到了古代不同文章傳統的複活，對衆人文體意識的自覺很認可。他似乎覺得，陶淵明、袁中郎的審美精神在新散文中延續。此後，我們從林語堂、馮至、顧隧等人的文字裡，看到了各式快慰的表達，漢語在他們那裡不再是靜止的湖水，而成了奔湧的河流。在明晰裡透出幽邃，于隐曲中散着銳氣。那一代人的實踐告訴我們，漢語是富有彈性的存在，文化是否充滿活力，從語言的變化中，便可明了一二。

由紅樓而進入現代的曆史，會刺激我們不斷尋找什麼，思考什麼。張中行在《紅樓點滴一》《紅樓點滴二》曾談到紅樓精神，當年讀到他的文字，才知道細節裡原也含有哲學。體驗過曆史的人，對生命的認識有時是徹骨的。我們這些後人，要走進那個世界的深處，當不斷審視之，明辨之。回望過去，不僅僅為了知識的打撈，其實也是精神的洗禮。這是無疑的，關于紅樓的昨天，我們的研究遠遠不夠，對于它，一時是不能說完的。

《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30日08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