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點江山

鳥書的出現

中國古代，越族有沒有文字？如果有，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字？這些問題在古代文獻中，缺乏記載。後來在吳越青銅器上發現了一種被稱之為“鳥書”的特殊文字，學術界廣泛認為，這種特殊的文字就是春秋戰國時代越族使用的文字。

紫禁城珍藏的“鳥書”，印有“乾隆禦鑒之寶”和“嘉慶禦鑒之寶”玺

關于“鳥書”的文字性質、流行時間、适用範圍、結構形式，以及集錄和釋讀，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容庚對“鳥書”積累了30年之研究，對40件有鳥篆字的青銅器做了逐漸著錄，在1964年著成《鳥書考》[1]。

馬國權對“鳥蟲書”出現的時代背景、源流演變、形體特點進行了全面的研究，著有《鳥蟲書論稿》[2]。曹錦炎對已知鳥蟲銘文逐一考釋論述，著成《鳥蟲書通考》一書[3]。董楚平對傳世與出土的有銘文的吳越青銅器進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著有《吳越徐舒金文集釋》一書[4]。

秦始皇禦筆鳥書“壽”字（現存于成都青羊宮）

“鳥書”，又稱“鳥篆”、“鳥蟲書”。鳥蟲書原來又通稱“蟲書”。因為在上古時代，“蟲”的含義一度很寬，它不但可以把“鳥”統攝在内，而且還可以包括所有的動物。因此，渾言之為“蟲書”，而析言之便成為了“鳥蟲書”。

這兩種名稱最早出現在許慎的《說文解字· 叙》，他在叙述“秦書八體”時提出了“蟲書”：“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音書 shū 古代的一種兵器，用竹子做成，有棱無刃。 — 編者注）書，八曰隸書”。他在叙述“新莽六書”是由提出了“鳥蟲書”：“及亡新居攝，……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四曰佐書，即秦篆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段玉裁為《說文解字· 叙》的“鳥蟲書”作釋時說：“上文四曰蟲書，此曰鳥蟲書，謂其像鳥或像蟲，鳥亦稱羽蟲也”。所謂“羽蟲”，就是有翅膀的動物，即指鳥類。

如《孔子家語 · 執辔（音配 pèi駕馭牲口的嚼子和缰繩。 — 編者注）》中就有：“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的說法。《大戴劄記·曾子·天圓》說：“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音裸 lǔo同裸）蟲之精者曰聖人”。連人也被稱之為“倮蟲”，蟲的含義已經擴展到了一切的動物。

許慎《說文解字》對“蟲”字解釋說：“蟲，一名蝮，博三寸，手大如擘（bò 大拇指。舊時比喻傑出的人物。 — 編者注）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蠃（音裸luǒ 蜾蠃，蜂類的一種，常用泥土在牆上或樹枝上做窩，捕捉螟蛉等小蟲存在窩裡，留作将來幼蟲的食物。舊時誤認蜾蠃養螟蛉為己子，所以有把保養的孩子稱為“，螟蛉子”的說法。 — 編者注），以蟲為象”。範圍也相當廣泛。

至于“鳥書”，晉人衛恒在《四體書勢》叙述“新莽六書”時，隻說“鳥書”而不兼及“蟲書”，他說：“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複有六書，……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鳥書”也叫“鳥篆”。《後漢書·靈帝記》雲：“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

李賢注：“鴻門，門名也。于内置學生，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牍、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也”。同書《蔡邕（音擁yōng）傳》也說：“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贖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招，遂至數十人”。

西漢銅壺錯金鳥書銅壺

所謂鳥書，指的是以篆書為基礎，仿照鳥的形狀施以筆畫而寫成的美術畫字體。鳥書既已鳥形為特點，不管是寓鳥形于筆畫之中，或附鳥形于筆畫之外，隻要有鳥的形狀，都稱為“鳥書”。

例如“越王周句（音勾 gōu）矛”的銘文：戉（音月 yuè 同钺。古代兵器名，像斧，比斧大些。 — 編者注）王州句自乍矛。這裡“戉”、“王”、“州”、“自”、“用”、“矛”七個字，鳥形都是附于筆畫之外的，取掉鳥形仍然可以成字。除“州”、“矛”二字的鳥形比較相近外，彼此形狀簡繁都不一樣。

“戉”字左上為小鳥；“王”字上左右各一小鳥；“自”字下雙大鳥；“乍”、“用”二字鳥在字下，形狀不同。“句”部首則以鳥足成之，筆畫與鳥形已渾然一體。可見鳥的搭配，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馬國權《鳥蟲書論稿》把鳥書的結構概括為13種[5]：

（1）寓鳥形于筆畫者。如“越王者旨於賜戈”的“於”字，“越王周苟矛”的“句”字，“王子于戈”的“戈”字。

（2）寓雙鳥形于筆畫者。如“宋公得戈”的“宋”字。

（3）附鳥形于字上者。如“越王周苟矛”的“戉”、“州”、“矛”字，“越王劍”的“用”字，“越王者旨于賜矛”的“賜”字。

（4）附鳥形于字下者。如“越王州句矛”的“乍”、“用”字，“吳季子之子逞之劍”的“元”、“用”字。

（5）附鳥形于字左者。如“蔡侯産劍”的“侯”、“産”字。

（6）附鳥形于字右者。如“越王者旨于賜矛”的“旨”字，“王子于戈”的“子”字。

（7）附雙鳥形于字上者。如“越王周苟矛”的“王”字，“越王者旨于賜戈”的“賜”字。

（8）附雙鳥形于字下者。如“越王周苟矛”的“自”自。

（9）附雙鳥形于字上下者。如“越王句踐劍”的“用”字。

（10）附雙鳥形于字之所有者。如“王子于戈”的“王”字，“吳季子之子逞之劍”的“季”字。

（11）寓雙溝鳥形于筆畫者。如“越王者旨於賜劍”的“戉”、“王”、“於”、“賜”字。

（12）附雙鈎鳥形于字旁者。如“越王者旨于賜劍”的“旨”字。（13）附鳥形于二字之間者。

引自《禦制盛京賦 · 鳥書篆》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把鳥蟲書構型重新歸納，分為六類[6]：

（1）增一鳥形。

（2）增雙鳥形。

（3）寓鳥形于筆畫中。

（4）增簡化之鳥蟲形。

（5）增蟲、爪形。

（6）增其他紋飾。

關于鳥書流行的時間。容庚《鳥書考》對40間傳世有鳥書銘文的青銅器和少數金石書上有鳥書銘文的著錄進行研究後說：“以上列各器觀之，其有人名可考者，始于吳王子于（即位于公元前256年），楚王孫漁（卒于公元前525年），其次則宋公栾（公元前514年 - 前451年），楚王酓（音言yān 指酒味苦。 — 編者注）璋（公元前488年 - 前435年），

蔡侯産（公元前471年 - 前457年），越王者旨于賜（公元前464年 - 前459年），越王亓北古（公元前458年 - 前449年），宋公得（公元前450年 - 前404年），終于越王周句（公元前448年 - 前412年）。假定王子于及王孫漁作器于公元前554年，至宋公得之卒于公元前404年，則鳥書之流行不過一百五十年”[7]。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則說：“鳥蟲書主要流行于長江中下遊地區，影響波及中原一帶。以先秦國别而言，見于躍、吳、蔡、楚、曾、宋、齊、徐等國；就年代可考者，最早的應屬楚王子午鼎（公元前558年），最晚的為越王不光劍[越王不光即越王翳（音義 yì 1.遮蓋；2.眼角膜上所生障蔽視線的白斑。 — 編者注），公元前411年 - 其376年在位]，口型事件已接近二百年”[8]。

以上是有關鳥書出現及其盛行年代和地區比叫可信的記錄。這段時間也大體上是越國的興起和強盛時期。

越國青銅器上的鳥書銘文

鳥書以越國的青銅器最豐富、最多樣。越國青銅器銘文是研究鳥書的主要資料來源。《吳越文化志》收錄具名越國青銅器72件，器類6種[9]。越國兵器銘文全部是鳥蟲書，無一例外，而且有6件禮樂器也銘鳥蟲書，如越王者旨于賜鐘有銘文52字，諸咎編鐘有銘文93字。

禮樂器銘鳥蟲書，迄今僅見于越國。在已發現的鳥蟲書銘文青銅器中，有國名可考者，雖有越、吳、楚、蔡、宋等國，但吳、楚、宋等國有鳥書的青銅器卻隻有少數幾件，而且受越國的影響，到蔡侯産時期，才大興鳥蟲書。

而越國的情況則于吳、楚、蔡、宋不大一樣，在有銘文的青銅器中，絕大部分有鳥書。不但有青銅器，也有石器；有兵器，也有禮器。越國是鳥書最發達的地區。于越對鳥書真可謂情有獨鐘。

吳号稱與越同族，傳世之吳國有銘文的青銅器，據董楚平《吳越青銅器銘文集錄簡釋》[10] 統計有59件，數量超過越國（49件）。但其中有鳥書的青銅器卻隻有少數幾件，即“王子于戈”（2件），“鳥書者四字”；“吳季子之子逞之劍”，“鳥書者三字”；另有“攻敔（音與yǔ 古代一種打擊樂器，用以止樂。 — 編者注）太子姑發劍”，文稱“鳥篆分鑄于劍臘兩旁”，但見圖無一鳥書。所以，吳國不但有鳥書的器物少，隻3件，而且字數寥寥，僅11字。而越國的情況則與吳、楚、蔡、宋大不一樣，再有銘文的青銅器中，絕大部分都有鳥書。

據董氏《集錄》，鳥書越器有：

越王句踐劍 劍身近格處鑄有2行8字鳥篆銘文：“戉（越）王鸠淺（句踐）自乍（作）用鐱（劍）”。

圖為中山王圓壺腹部及地足銘文

越王劍（之一） 劍格正面鳥篆銘文為“戉王”2字，反面鳥篆銘文3字和劍首鳥篆銘文9字，其意義尚不明白。凡銘文僅有“戉王”2字而無具體名字者，可能都屬于越王句踐。

越王劍（之二） 劍格左右各銘鳥篆“戉王”2字，正反面共8字。

越王劍（之四） 正面縱部有略似鳥篆的銘文 “戉王”2字。

越王矛 中脊兩側3組蟬紋之下各鑄一鳥篆銘文“戉”字，中脊下鑄一鳥篆銘文“王”字。

越王石矛（2件） 脊部左右陰刻鳥篆銘文6字，末部左右各刻一“戉”字，中段和本部均刻“戉王”2字。

戈愆（音千 qiān1.罪過，過失。2.錯過，耽誤過去。 — 編者注）具丸之子越王者旨于賜劍（2件） 有錯金鳥篆銘文12字：“戈愆具丸之子越王者旨于賜”。“戈愆具丸”即句踐，“者旨于賜”即鼫[音時 shī 古書上指鼯（wǔ）鼠一類的動物。 — 編者注]與。

越王之子劍（2件） 劍格正面左右各銘鳥篆“戉王”2字，背右銘“之子”2字，背左銘2字不可識，共8字。可能是句踐之子劍。

越王者旨於賜劍（之一） 劍格正面左右各銘“戉王”2字，背右銘“者旨”2字，背左銘“於賜”2字，8字皆鳥篆。

越王者旨於賜劍（之三） 劍格正面左右各銘“戉（越）王”2字， 戉字從邑，與“越王句踐劍”同。背右銘“者旨”2字，背左銘“於賜”2字。有鳥篆2字。

越王者旨於賜劍（之四） 銘鳥篆8字：“戉王王戉者旨於賜”，除“者”之外，其他5字皆鳥篆。

越王者旨於賜戈（2件） 兩戈正背面各有銘文2行6字，共12字，皆錯金，鳥書數字。

越王者旨於賜鐘 銘52字，錯金，鳥書者約10字。

越王於賜殘鐘 存一“於”字，鳥書，審其篆體，與越器“於”字相似，可能是“越王於賜”之“於”。

越王丌北古劍 劍格正面左右各銘“戉王亓北古”5字，背面左右各銘“自作用□自”5字，劍首環銘“戉王亓北自作元之用之佥（劍 音千 qiān）□”12字，共32字，皆錯金，鳥篆者約10字。“越王丌北古”即越王盲姑，盲姑即不壽，句踐之孫。

越王州句劍（之一） 鑄有2行8字鳥篆銘文：“越王州苟自乍用劍”。“越王州句”即朱句，是不壽之子，句踐曾孫。

越王州句劍（之二） 劍格兩面各鑄“戉王州句自乍用劍”8字，鳥篆。

越王州句劍（之三） 劍格上面兩側各鑄“越王州句”，另一面兩側各鑄“自作用劍”鳥篆銘文。

越王州句劍（之四） 劍格正面右銘“越州句”3字，左銘“王州句”3字，背面左右各為“自作用劍”4字，共14字，鳥篆者10字。

越王州句矛 有錯金鳥篆銘文2哼8字：“越王州句自作用矛”。

者汈（音刁 diāo）鐘（系編鐘，共13件） 上海博物館收藏1件，銘文49字，各器銘文不全，合13器則全文為93字。“者汈”，容庚認為是句踐之子鼫與，郭沫若認為是句踐第五世越王翳（音義yì 1.遮蓋；2.眼角膜上所生障蔽視線的白斑。 — 編者注）之子諸咎。

圖為青銅器：戈（其上鑄有鳥篆銘文）

曹錦炎認為，越國鳥蟲書構型的重要特色：一是以尖嘴的、寫實性的鳥為飾筆，早期的如越王之子句踐劍，晚期的如越王州句劍、不光劍，一直沿用長達一個世紀之久；二是以幾何線條化的飾筆（或者說簡化的鳥、蟲形飾筆）來取代寫實的鳥飾，最早的可追溯到作于允常時期的越王子句踐劍，而以亓北古劍達到頂峰。飾筆的普遍線條化，把越國的鳥蟲書帶到另一番境地，而成為越國晚期鳥蟲書構型的主流[11]。

鳥書出現的原因

關于鳥書出現的原因，大緻可歸納為三個方面：

◎ 出于裝飾的效果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一文中說：“到了春秋末年，特别是在南方的吳、越、蔡、楚諸國，竟出現了與繪畫同樣的字體，或在筆畫上加些圓點，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應有字畫之外附加以鳥形之類的裝飾”；“有意識地把文字作為藝術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藝術化和裝飾化，是春秋時代的末期開始的”[12]。

還認為這與春秋以後，銅器銘文由書史性質逐步轉化為文飾作用的整個大的變革有關。他在《周代彜銘進化論》一文中說：“東周而後，書史之性質變為而文飾，如鐘镈之銘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音哲zhé 1.分解肢體，古代的一種酷刑。

2.漢字書法的捺筆。 — 編者注）而有意求工。……凡此均與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13]。

馬國權《鳥蟲書論稿》中認為，鳥書“設計書寫的主導思想是為了裝飾”。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一書中認為：“從上面所揭示的六類鳥蟲書的構型例子來看，真可謂是千姿百态。但是，其最終隻是作為文字的裝飾而已，其出發點都隻是為了美化文字。可以說，這種美化是當時對字形的審美意識而興起的一種潮流的反映，而不是文字本身的需要”[14]。

常見的鳥書多見于青銅兵器，而戈劍一類兵器，旨在殺敵，務求輕快，不尚镂飾，所以裝飾講究的上層統治者的兵器，便多以錯金的鳥書銘文做裝點。傳世鳥書多為兵器銘文，與此有密切的關系。

◎ 出于“書幡信”的作用

鳥蟲書的産生，起初原為裝飾，但後來發現它的盤區的筆道，難于作僞，于是把用途擴大到“書幡新”方面去。《說文解字 · 叙》談：“新莽六書”中說：“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四體書勢》談“新莽六書”時也說：“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那麼，什麼是“幡信”呢？段玉裁《說文》注說：“書幡謂書旗幟，書信謂書符節”。它是一種古代傳達命令或門關出關的憑證。這是由于鳥蟲書這一字體特别繁複于常體，不易僞造之故。

◎ 與越族的鳥崇拜有關

馬國權《鳥蟲書論稿》對宋國用鳥書認為與氏族圖騰有關。但對越國用鳥書是否與氏族信仰有關不做肯定。他說：“宋是商的後代，商以玄鳥為族名，《詩經 · 商頌》便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話，宋用鳥書可說與氏族圖騰有關。

但越國及其他國家用鳥書與氏族或信仰有什麼關系呢？是否僅僅是為了裝飾？這個問題，還有待于今後的探讨”。其實，越國盛行鳥崇拜，這已是不争的事實。于越先民在河姆渡文化時期在骨雕和象牙雕刻制品上的雙鳥連體的圖形，應是鳥圖騰的鳥崇拜的最早的表現。

古時鳥圖騰示意圖

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玉琮（音從 cóng）、玉钺上，神、獸合體的“神徽”兩邊刻着一對神鳥，也與鳥崇拜有關。紹興坡塘306号墓出土的土銅房子屋頂有圖騰柱，柱端蹲一鸠鳥，應是鳥圖騰的象征。說明根植于氏族社會的鳥圖騰和鳥崇拜，從越王句踐開始，到越國滅亡還繼續保留着。

王士倫在研究越王句踐、句踐之子者旨于賜、句踐之孫亓北古、句踐之曾孫朱句等祖孫四代的劍、戈、矛後，發現越王句踐及其子孫四代的兵器上，“王”字寫成雙首聯體鳥書。并提出是否與下列情況有關：

（1）唐代唐雲度《十體字》雲：“越在文代，赤鳥集中于戶；降級武朝，丹鳥流室。今鳥書之法，是二祥者也”。唐代韋續《五十六種書》亦雲：“周文王赤鳥銜書集戶，吳王丹鳥入室，以此二祥瑞作鳥書”。

古銅鏡上的玄鳥紋飾

（2）河姆渡文化中的雙鳥聯體紋飾明顯是鳥圖騰和鳥崇拜，這裡肯定含有神秘的寓意，而這種寓意是否在越地一直流傳下來？

（3）晉人王嘉《拾遺記》等記載說：越王入國，有鳥夾王而飛，以為是吉祥。由此，王氏認為，“鳥書不僅僅是春秋戰國時的美術體，而與鳥崇拜有關，甚至可以說是從鳥崇拜中産生出來的”。

注釋：

[1] 容庚：《鳥書考》，《中山大學學報》1964年第1期。容氏早于1934年再《燕京學報》第16期發表過《鳥書考》一文。

[2] 馬國權：《鳥蟲書論稿》，《古文字研究》第10期，中華書局1983年版。

[3]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版。

[4] 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浙江古籍出本社1992年版。

[5]馬國權：《鳥蟲書論稿》，《古文字研究》第10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

[6]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版，第16 -17頁。

[7] 容庚：《鳥書考》，《中山大學學報》1964年第1期。

[8]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9] 董楚平、金水平：《吳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4頁。

[10] 董楚平：《吳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366頁。

[11]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頁。

[12]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13]郭沫若：《周代彜銘進化論》，《青銅時代》，科學出版社，1965年版。

[14]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