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子勇 高佳彬

1796年法國哲學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創造并集中使用“意識形态”（idéologie ）一詞，200多年來，這個概念不斷演變，與原初已相去甚遠，不僅在研究領域，而且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也被頻繁提及、使用和闡釋，存在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存在諸多有意無意的曲解誤讀。因此，對其進行考據、梳理，正本清源，對學術研究和日常應用很有裨益。

經考梳，筆者發現對“意識形态”概念的使用主要有四種情況。

一、作為觀念科學

作為概念被首提時，“意識形态”原生之意是“觀念科學”。特拉西将兩個希臘詞“iδεa”（思想、觀念）、“λογος”（邏輯、學說）組合在一起，創造出“idéologie”這個概念，用以指代“對概念和感知進行科學分析的學問”，即有關觀念的範式學說。他主張知識分子建立對觀念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學術判斷，這些判斷構成知識分子圈層的共同語言。特拉西認為，作為理性知識分子，無法直接從淺表現象捕捉和把握事物本身，但可通過觀念的分析和考察來科學地認識和把握世界本原。

以觀念科學為範疇，不少學者都認同并使用過“意識形态”這個概念或相近概念，如黑格爾的“一般意識形态”、馬克思的“社會意識形式”、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等。

作為一門科學的意識形态學說，一種追求理性的研究主張與範式，它誕生在新舊思想激烈交鋒的曆史環境中。交鋒的一方是專制王權和教權主義，核心是君權神授、君主至上，維護特權秩序；另一方是啟蒙思想和共和主義，核心是自然理性，追求建立社會契約。1789年的大革命摧枯拉朽，終結了舊的政體，但短期内舊思想對社會生活和民衆觀念的控制卻無法結束，新思想也無法在人們頭腦中生根發芽，18世紀整個九十年代，法國社會被新舊兩種思想的争鬥撕裂，權威傾倒，民主起伏，人心湧動，國家政權陷入真空，處于無政府秩序的邊緣，由此産生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

“意識形态”概念和學說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産生的，面對新舊社會結構與秩序的對壘碰撞，特拉西等知識分子通過建立學說來表達自己的關注與态度。意識形态，是一種面對社會變革的觀念範式。它不是對社會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但這并不妨礙它成為具有号召力、戰鬥力和批判性的思想學說，被運用到社會實踐與政治革命之中。

特拉西運用意識形态分析對雅各賓派，對他們“恐怖野蠻”的統治思維的來源進行深入追蹤和堅決批判，這讓一心複辟帝制的拿破侖産生警惕，意識形态學說被他稱為“虛幻的形而上學”，特拉西也成為他口中“觀念學家”的代表，是秩序、宗教和國家的破壞者。1812年遠征俄國失利，也被歸咎于意識形态的虛浮、錯誤、脫離實際，實質是對意識形态與社會實踐的接連性、指導性發起質疑。如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威廉斯所說，拿破侖的指責，在19世紀得到很大的回響，也讓“意識形态”的詞義、價值色彩從此被扭轉。1

二、作為精神現象

由意識形态概念的觀念本性向觀念起源的研究延伸下去，不可避免觸及對觀念生成的精神運動和發展過程的探讨，意識形态概念在“精神現象學”中的新分支便自然顯露出來。黑格爾曆史地考察了意識由自然的到高度有教養的、高度成熟的發展史，從中發明意識形态的否定辯證本性和以此為動力的精神運動過程。2作為精神現象的“意識形态”，意味着意識發展到各個階段會有不同的精神形态。比如，黑格爾就細分了意識、自我意識、理性、精神和絕對精神幾種形态，洛克也提出了簡單觀念、複雜觀念等說法，這些精神發展的諸環節、階段被稱為“意識形态”，猶如把種子、胚芽、樹木、果實統稱為“植物形态”那樣。對此，恩格斯進行了歸納，認為意識形态是人的意識在曆史上所經過的諸階段的縮影。3他突出了意識形态生成過程的曆史性，但這并不是串聯精神發展史的唯一線索，生物性、邏輯性對概念發展的牽引不可被忽略。

生物性作為一條線索，将意識生成與生物生長等觀，構成“意識形态精神現象說”的叙述基礎。在此基礎上，衍生出神經生物學、神經心理學、認知科學、量子意識等路徑，對意識諸形态作生物性源起的解釋，這也是現今學界最為活躍、解釋性概念層出不窮的界域之一。主要存在兩類觀點。一是意識形态系統“還原”論。這類觀點認為意識諸形态可被還原為單純的精神生物性活動，可以被分解為一個個細小的感知覺單元，比如神經元。觀念意識即從神經感知中生成。另一類觀點是“不可還原”論，認為意識諸形态不可純粹還原，但它是基于神經的生物性活動。從感知覺單元集合形成的“有意識”“自我意識”和“精神”的觀點，從神經生物學來看雖有其合理性，但意識諸形态，尤其是精神、絕對精神并不是簡單的生理結構相加，它們具有生物屬性之外的特性，如邏輯性、社會性、本體論上的實在性等。

邏輯性作為另一條線索，将意識諸形态的内在矛盾視為形态進化的動力，後一種精神形态是為解決前者矛盾進化出來的。如“快樂與必然性”是對“苦惱”意識的逆反，“高尚與卑劣意識”又是對“快樂”意識的超越，内裡是一種“否定性的辯證法”邏輯在支撐和推動思辨。這種辯證邏輯，賦予了意識諸形态不同的次序，形成一種由原始向完善、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規律，無論是黑格爾的五段式劃分，還是洛克的兩段式劃分，各形态都循着這種規律次第排列，這與生物性邏輯相合。可以說，精神形态的變遷史，就是批判思維的意識創造和進化史。

需要指出的是，從觀念科學到精神現象，并非概念的沉降，而是發展的必然。“意識形态觀念說”對淺表的、易變的、難以捉摸的心理精神的剝離，在思想科學層面的升華與應用，建立起的是總體性的意識形态概念。概念的高度概括與學說的高度抽象是“意識形态”得以創建的基礎，但也是其實踐性危機的來源。“意識形态精神現象說”依靠對固定的、理性的、規律可循的觀念進行還原，是輕巧的回旋轉身，着意加固同個體感性知覺與群體實踐的聯系，為遭遇實踐性質疑的概念重新賦予活力。

作為精神現象的意識形态立于科學與哲學的邊界處，連接兩者，遊離兩間。“邊界處”的特殊位置賦予了學者選擇的多向性、遊離性，也造成“意識形态”概念的多義性。既有像曼海姆那樣，透過人類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進化過程，看到意識形态概念必然過渡向“價值無涉”整體概念的趨勢、向觀念科學複歸的學者，也有奔向純粹哲學領域，主張“回到康德”、回到不可知論的新康德主義者，以及胡塞爾等先驗本質學派、拉康等無意識分析學派的學者。他們的學說抛棄觀念，将意識形态崇高化、神秘化，主張依靠先驗意識去“直觀本質”，是對原初觀念學說的背反。但無論是向前一步走向絕對精神，還是向後退，還原到模糊的感性知覺與個體經驗的意識形式，比如焦慮、抑郁、癫痫和潛意識、無意識等精神現象，都極易與反理性聯系起來，這也是為何衆多西方哲學家、哲學史家将“意識形态”與“宗教神學”“主觀唯心主義”等同視之并加以批判，卻刻意回避它作為精神現象的生物性、曆史性、辯證性基礎的主要原因。

三、作為本體論哲學

較之“觀念說”“精神現象說”，作為本體論哲學的“意識形态”更多地轉向哲學層面的研究，關注意識形态的本體論、認識論。其中，對社會本體論層面的探究是重點，主要途徑是考察意識形态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界定意識形态的社會結構本質。在這方面，主要有社會現實反映說、社會現實異化說兩種觀點，前者認為意識形态構成社會現實存在本身，後者認為意識形态本質是社會存在的異化。

盡管“意識形态”的概念誕生于18世紀末的法國，但這個概念所特有的對知識觀念的緣起、本體真假性、有效性的判斷，卻是一般哲學普遍關注的話題，曆史上長期存在的異化說（假象說）就是關于本體真假性的觀點，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最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說出的“洞穴假象”——囚徒縛坐于洞穴之中，躍動的火光将人影投到石壁上，每個囚徒被強制面壁觀看影戲，将其作為現實生活的全部真實。培根在《新工具》裡進一步提出“四假相”說，将知識對現實生活的異化推到極緻。被“種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場假相”“劇場假相”所裹挾，人隻能以自己的感覺、精神狀态、旁人言辭、哲學體系構築的假象世界為真，自我阻絕了通往真實世界的道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通過梳理與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階段相對應的意識諸形态，發現它們對現實世界異化的共同本能，這種本能是生産和維護相應形态的統治階層權力壓制本性的自然延伸，這也成為馬克思相關論述的一個邏輯支點。

馬克思批判地闡釋以往曆史社會的意識形态，将其理解為虛假的、否定的、形而上的學說。在《德意志意識形态》裡，他把哲學、道德、宗教等都歸入意識形态的範疇，它錨定的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社會結構，指向的是“在階級社會中适合一定的社會存在以及相适的上層部門而形成起來的，代表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觀念的總和”4。一旦基礎的社會結構改變了，尤其是統治階級改變了，意識形态也會随即調整更替。他指出，處于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态，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意識形态，對被壓迫人民而言，充滿了欺騙和蒙蔽。可以看到，原本“精神現象說”主張的意識的自我進化性、生長性在“本體論哲學”中消失了，馬克思批判的鋒芒，指向舊世界的統治階級，揭示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利用關于自身的想象和幻想來遮蔽現實，維護自身利益，即其意識形态具有“虛假性”。阿爾都塞、霍克海默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大都秉持此類觀點，并在此基礎上使用和延展“意識形态”概念。

柯爾施、齊澤克等人對絕對的虛假本質有所懷疑，在将意識形态視作社會意識形式的基礎上，更把它視作是社會存在本身，是社會曆史現實的組成部分，但“意識形态”這種現實是人與物、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異化下的社會現實，其存在必須在唯物主義理論中予以把握，并由唯物主義實踐消滅。5隻有依靠科學的意識形态的指導，那些虛假的意識形态所建立的異化關系才會被認識到，并最終被消滅掉。

在認識論的維度，盧卡奇注意到了馬克思對“意識形态”概念未作直接界定而可能造成的誤讀風險，選擇以社會效力和職能為尺度，對意識形态重新界定。他認為，意識形态不一定都是虛假的，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進步的、科學的，但都具有一定的社會傾向，并着眼于解決社會沖突（很多是階級或群體沖突），力求将其克服。因此，承擔相應社會職能的科學（社會科學）在社會本體論上強烈地接近着純粹意識形态。藝術、法律、政治、宗教、道德等社會意識形式，當其滿足上述前提條件時，可轉化為意識形态，成為社會存在的組成。這個看法具有社會本體論的意義。

四、作為政治學說

意識形态的社會（意識、實在）本體、性質（幻象或現實），以及解決社會（階級或群體）争端的實踐職能，這些哲學層面的理論發現，重新界定了“意識形态”概念，尤其突出了它在社會結構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具有社會傾向與解決矛盾的功能價值等基本特征，自然而然地将這一概念推送到政治領域，被更緊密地鑲嵌到社會結構中。尤其是馬克思的意識形态學說确立後，人們在分析一種社會流行的觀念、思想或觀點時，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尋找它所屬的階級、階層、社會地位、政治集團、經濟利益的出處。曼海姆将這種政治領域的思維默契，看作是對總體的意識形态概念的特殊領悟，是一種特别的意識形态概念。6簡言之，意識形态被賦予一種積極的政治實踐力量。

恩格斯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馬克思的學說在“意識形态”概念使用領域發生根本性轉化過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他認為馬克思發現的“意識形态”，是在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階段性經濟基礎上形成的“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7。作為國家設施，關于政治的觀念思想體系是意識形态最集中、最根本的呈現形式，也是這個概念最具解釋力和使用價值的領域。

越是分化、對立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環境中，意識形态的政治性和沖突性就越可能被放大，階級的存在和鬥争的需要滿足了這樣的條件，對“意識形态”的使用和闡釋變得突出起來。列甯曾指出，不存在超階級、無關政治的意識形态。19世紀以來，世界被日益劃分為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兩大陣營，産生了與不同的社會形态相适應、為不同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辯護的意識形态。在這裡，“意識形态”成為一種政治思想，是反映階級立場（主要是政治和經濟權益）的觀念體系。對立的階級、群體基于這種關系進行相互批判。在這裡，意識形态某種程度上窄化為政治本身。意識形态政治學說在20世紀的大流行，冷戰時更成為美蘇兩大陣營彼此論戰的主要“武器”，許多概念解釋及衍生性概念在這個時期被不斷生産出來。至蘇聯解體、東歐易幟、國際共産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西方資産階級的政治哲學家便率先宣告“意識形态”的終結。拉爾夫·達倫多夫等學者認為，不可能再像二戰以前那樣按照單一的階級尺度來對社會進行兩極化劃分，意識形态的沖突烈度、存在方式、作用方式等将不可避免地發生轉變。20世紀下半葉至今，在全球化、現代化背景中，意識形态向文化（文明）、民族（種族）主義、宗教教派等滲透、分流與轉向，但這并沒有脫離出“意識形态政治哲學說”的軌道，隻是以更為隐蔽、巧妙的方式，以泛政治的或者軟實力的說辭突顯出來，因而需要更加仔細的辨析。

五、走向終結？

“意識形态”的概念體系，盡管看起來很龐雜，内裡充斥着多樣性的分化，某些解釋還存在着緊張關系，讓其變得含混難言，但通過對這一概念發展脈絡的梳理，不難發現它的延展路徑還是比較清楚的。在“觀念科學說”“精神現象說”“本體論哲學說”“政治哲學說”四條主要路徑之間，存在某種連續性、相關性，體現在社會、時代的變遷中。總體看，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對社會矛盾、社會問題的關注和介入，這或可作為“意識形态”的重要屬性。

從概念最初被創造，一直至今，它始終與社會實踐，特别是政治實踐相關聯，具有一定的社會傾向性、實踐功能和價值指向。即使是特拉西建立起來作為一門科學的“意識形态”學說，也快速地被引入革命運動中，有其實踐上的曆史意義。伊格爾頓指出，特拉西的概念發明和意識形态學說，是在精神層面上進行的資産階級革命，是向革命政治目标前進的一面旗幟。8“意識形态”介入社會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有時為其他科學提供觀念上的知識基礎，從而間接協調社會與政治秩序，有時則作為鮮明社會傾向的政治宣言，直接參與社會鬥争。

在社會生活、社會意識的曆史發展中，“意識形态”的生成分布不是均勻的，越是在社會結構發生轉折、轉型的當口，猶如大河跌入峽谷，巨流被崖岸收束，形成沖決的急流駭浪，“意識形态”快速地生成、聚集，相互擠壓、碰撞，“意識形态”的區分，很多時候是通過矛盾鬥争來實現的。它們快速隆起，顯示陡峻、激烈的景觀。在相對緩和平順的社會環境下，“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意識形态”的集聚比較緩慢，呈現綿延和緩的景觀。有時，這一過程甚至極其寬闊、清淺、緩慢，思想的景觀猶如湖面，缺乏焦點和方向，很容易被忽略掉，形成一種“意識形态不複存在”的假象。

當我們結束對概念的學術考察，再次回望貝爾、福山等學者提出的“意識形态的終結”“曆史的終結”等論斷，一切都變得清晰起來。他們所言的所謂“終結”，是統一到他們連續一貫的價值路線，是陶醉于“自由世界”意識形态的勝利幻想。冷戰結束後，在這種情緒支配下，意識形态正以間接的、迷惑性、巧實力的方式，比如文化消費、流行時尚、影像、網絡平台、當代藝術、感官狂歡等，塞進他們真正在意的内容，以前所未有的大水漫灌，浸潤他們認定的“過渡型國家”的日常生活和意識景觀。這個時期，也是“普世價值說”相處流傳的時期。我們并不反對一般意義上的同理心、同情心以及其上的普遍價值，而是無法接受在這一漂亮言辭下包裹的潛台詞：把現代化置換為西方化、現代性置換為西方性、普世價值置換為西方價值，這是“西方中心論”“西方優越論”的翻版，有違于文明、文化、社會制度、發展道路的多樣性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和常識。

“意識形态”概念仍處在變動發展之中，還會産生新的解釋。賽義德在其《理論旅行》中寫道：“相似的人和批評流派、觀念和理論從這個人向那個人、從一個情境向另一情境、從此時向彼時旅行。文化和知識生活經常從這種觀念流通中得到養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維系”9。意識形态的概念，在新的環境中，在不同人對它的使用中，也會有意或無意地受到影響，被特定地接受或抵抗，有時候它的概念外殼被借用，注入新的内質，或是摻雜挪用到新的術語概念中，既有概念的彌合，也有概念的彌散。但無論經過多少改造和流變，“意識形态”總能在各個社會曆史階段出現并占據一個位置。在“百年大變局”的當下，面對西方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極化、對立和撕裂，它内部的意識形态日趨緊張峻急，福山也開始謹慎地修正他“曆史的終結”的喜氣洋洋的态度，引入政治秩序、國家能力的議題，試圖緩解西方正上演的民主－自由的對沖及其對國家能力的虛耗，他依然堅信“曆史将終結于自由民主制度”，但已不是“曆史将終結于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在“普世價值”的掩護下，西方政治以“保護的責任”“顔色革命”的旗号四處插手，以“雙重标準”合縱連橫，直到在新冠疫情重壓之下的圖窮匕見、甩鍋推責，深陷反理性、反科學、反事實的意識形态景觀。特别有意味的是，這一扭曲的意識形态，正戲劇性地反噬：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和他的那句“我無法呼吸了”，這道“美麗的風景線”，在疫情失控的西方世界回蕩上演，街道上人群洶湧，标語翻飛，火光四現，一座座雕像被推倒，價值的清算，已經回溯燃燒到資本的上遊——他們殖民時代的精神遺産。

1 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劉建基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18頁。

2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7頁。

3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頁。

4 俞吾金：《意識形态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頁。

5 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榮新海等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9頁。

6 伊格爾頓：《曆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馬海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頁。

7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頁。

8 伊格爾頓：《曆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第78頁。

9 賽義德：《理論旅行》，《賽義德自選集》，謝少波、韓剛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版，第1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