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國古代的男婚女嫁問題，人們很自然會想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婚配問題确實在古代中國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由封建家長的宗法制決定的，決不任由男女本人自己決定，因為封建家長認為男女結婚是宗族延續的大事，男女個人的意願必須要服從于宗族的傳承。那時男女結婚的目的，更多是為了延續血胤和祭祀祖先，至于男女之間的情感交流隻在其次。

基于上面這種認識，封建家長對子女的婚姻情況理所當然地用他們的意志去包辦代替，後來索性成為數千年來男女婚配的定例，一輩一輩都要這樣遵守。但在某些特殊曆史時期，這樣的規矩也曾遭遇演變，使男女婚配更人性化一點，其中，唐代法律就出現了允許部分男女自擇婚姻的情況。《唐律·戶婚》中專門規定：“諸卑幼在外，尊長後為定婚，而卑幼自娶婚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從尊長，違者杖一百。”意思是青年男女在未征得家長同意，就已經形成婚姻關系的，唐朝法律是會予以認可的，隻有未形成婚姻關系并且又不尊從家長之命的才是違律，需要遭到懲罰。這樣的法律規定在古代社會是很難得的，它為那個時代的青年男女自主選擇配偶開了一個小小的綠燈。

在唐朝這樣強大、自信的時代，上自公卿貴族，下至民間百姓，自擇婚配之事并不少見。例如，有這樣一則“紅線牽絲”的逸事：說唐朝名将郭元振年少時，看中了宰相張嘉貞之女，欲娶其為妻，擇日直接拜會張嘉貞說:“知公門下有五女，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試之。” 張嘉貞回應他說:“吾女各有姿色，惟不知誰是匹偶。”于是令五女各持一絲于幔前，令元振奉之，得者為妻。元振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此為男子自擇妻室的韻事一樁。

再看一樁女子選婿韻事，《開元天寶遺事》載:“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李林甫在廳事壁間，開一橫窗，飾以绛紗，常使六女戲于窗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谒，李林甫即使女于窗下選可意者事之。”這種選婿方式頗為開明有趣。又據《太平廣記》卷一八一《李翺女》載，進士盧儲投卷李翺，翺女及笄，見文卷，對小青衣說:“此人必為狀頭。”李籍聞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具白于盧，選以為婿。”

以上列舉的實例說明，貴族男子的婚姻有時可以不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女子在父權的特别許可下，也有可能自己選擇意中人。

至于民間男女自由戀愛結為夫妻者，更是屢見不鮮。如唐代宗大曆年間，有女子晁采“少與鄰生文茂約為伉俪。及長，茂時寄詩通情……乘間歡合。母得其情，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遂以采歸茂。”《幽明錄》中有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戀愛故事，一富家子見賣胡粉女子美而悅之。因無由自達，便每日赴市買粉。久之，女問曰:“君買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恒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遂相許以私，終成眷屬。

在唐人筆記小說中，還塑造了許多大膽追求婚姻自主的女性形象。如《柳毅傳》中的龍女，原為泾川次子妻，她不甘忍受夫婿的薄待，沖出樊籠。父母欲令再嫁“濯錦小兒某”,她卻執意選擇柳毅，變作盧氏女，與柳毅永結同心。又如《博異志》中多次向楊真伯求愛的女郎，《離魂記》中與王宙私奔的倩女等，都是勇敢主動地追求自已的美滿婚姻的女性形象。文學作品是以社會生活為基礎，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現實的。它從一個側面表現了唐代社會中婚姻有限自主思想的萌芽。

唐朝時青年男女除了表現在有限的婚配自由權上，還表現在女子的離婚權益保障上。《唐律·戶婚》對離婚有三種規定：一、男女雙方可以協議離婚，這種情況是指男女雙方可以自願離異，也就是所謂的“和離”，“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二、男方也可以仲裁離婚，這是指由夫方提出的強制離婚，即所謂的“出妻”。 三、男女雙方還可以強制離婚。夫妻凡發現有“義絕”和“違律結婚”者，必須強制離婚。“義絕”包括夫對妻族，妻對夫族的毆殺罪、奸非罪和謀害罪。經官府判斷，認為一方犯了義絕的，法律即強制離婚，并處罰不肯離異者，對于“違律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可強制離婚。

《唐律》的這些規定，其本質是為了強化封建宗法制度，鞏固家長制下的夫權。其中“和離”是值得注意的，在那個強調女子從一而終的封建時代，能夠以法律形式明文規定夫妻“不相安諧”即可離異，這在封建社會是少有的空前絕後現象。在唐代史實中“和離”事例亦屬不少。《唐律》對妻無“七出”和義絕之狀， 或雖犯“七出”而有“三不去”者， 不準其夫擅自提出離婚，否則處一年有期徒刑。這無疑對夫權是一個限制，對婦女利益是一種保護。另外，對婦女離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沒有約束和限制，這就從法律上為婚姻的相對自由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從史實來看，唐代妻子離婚再嫁的也有不少。《舊唐書·列女傳》記載，李德武妻為戶部尚書裴矩之女，結婚一年，德武坐罪徙嶺表,裴矩即“奏請德武離婚”。有因本家有故而求離者,太宗時劉寂妻夏侯氏;字碎金，其父因疾喪明，“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有因夫患病而離異者，武宗會昌六年，右庶子呂讓進狀:“亡兄溫女，大和七年嫁左衛兵曹蕭敏，生二男。開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離婚。今敏日愈，卻乞與臣侄女配合。這是唐代離而複婚的一例，還有民間女子因對婚姻不滿而離婚的事。如顔真卿在江西臨川任内史時，有個讀書人楊志堅的妻子請求離異，顔真卿便判決他們離婚。這些事實表明，唐代離婚較為自由，不僅為法律所允許，而且不受社會輿論非議。

離婚再嫁的難易和貞節觀念的強弱，是衡量婚姻關系自由開放程度的一個重要标志。從唐代看，離婚改嫁和夫死再嫁習以為常，并未受貞節觀念的嚴重束縛。它與前朝的“從一而終”和後代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