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礙鑒定，在刑事案件中非常重要，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疾病及作案時的精神狀态決定了他（她）是否要承擔或者承擔多少法律責任。

那麼問題來了，誰來鑒定？記者走進浙江省立同德醫院司法鑒定所，來了解這群特殊的醫生。他們通常在精神科執業多年，将自己的醫學專長化為公平正義之劍，撥開迷霧，還原真相。

行為中找貓膩

浙江省立同德醫院司法鑒定所位于同德醫院的閑林院區，開放式的大門，低矮的圍牆，群山環繞，綠樹成蔭。

鑒定室位于一樓，一間普通的辦公用房，沒有花俏的裝飾，也沒有記者想象中的特殊儀器設備，隻有一張長方形的桌子和幾張椅子，桌上有個血壓計。

鑒定所副主任陳文松坐在桌子的一側，靜靜地看着記者走進來。他話不多，眼神卻很犀利。每個進入房間的鑒定人，舉手投足間，都被他悄悄觀察着、記錄着。

“這樣就能看出一個人有沒有精神病？”記者問。

“沒那麼玄乎。”陳文松笑了笑，“不過，如果想在我們專業醫生面前沒病裝病，很難的。”

在多年的從業經曆中，陳文松與同事确實碰到過有人故意裝傻，想得到“有精神病”的鑒定來逃避法律責任的情況。

“這些人根本沒得過精神病，裝也裝不像啊！”陳文松有着20多年精神科從醫經驗，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患者他都見識過。

“比如說，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緒穩定時還能跟你正常交流，但突然發起病來，那種狀态，如果不是經常接觸的，根本模仿不出來。”曾有一名中年男子，反偵查能力很強，在常人眼裡“患精神病”已有3年，“因為3年中沒有聽他開口說過一句話”。

當他被帶到鑒定所後，依然不開口。醫生給他做了聲帶測試。

“如果真的是生病了，3年說不了話，聲帶是會萎縮或者表現出其他症狀的。但是他的聲帶完好無損，這說明什麼？”陳文松淡淡地笑了一下，繼續講述，男子被留院觀察，醫生們心裡大緻有數，但都若無其事地忙其他活去了，留下男子一人在房間裡。

事實上，醫生們時不時地從房間外留意着男子的動靜。

結果，一名醫生竟然發現男子在偷偷打電話！3年的謊言就這麼被輕松戳破了。

對話中找證據

基礎的觀察，是鑒定的第一步。

也許此時，醫生心中已有了初步答案，但并不是下定論的依據。

鑒定有其嚴謹性。

每次鑒定，需要有一個鑒定小組，由3名具備專業司法鑒定資質的副主任醫師級别以上醫生組成，比較重大的案件則會安排5名鑒定人。擔任精神病鑒定的鑒定人，需要符合以下條件之一：具有5年以上精神科臨床經驗并具有司法精神病學知識的主治醫師以上人員；

具有司法精神病學知識、經驗和工作能力的主檢法醫師以上人員。

針對各類精神疾病，都有配套的專業測量量表。醫生會根據送檢的案卷材料，安排被鑒定人在安靜的環境中答題。

陳文松在做每個鑒定前，都會仔細翻閱被鑒定人的案卷材料。

委托申請刑事責任能力鑒定材料應包括：被鑒定人訊問筆錄；

家屬、鄰居、村委會（居委會）或工作單位等調查筆錄；

看守所期間精神狀況調查等，如既往有精神病史，需提供既往病曆資料及門診就診病曆。

如果有内容缺失，陳文松會毫不客氣地“打”回去，要求補充完整才能做鑒定。

在查看研讀這些材料後，鑒定人再來觀察、詢問被鑒定人。

此時，鑒定人會重述案件，但是會區别于警方的提問方式，同樣的問題以不同角度與思維進行重複提問，故意說謊的被鑒定人可能就會下意識地把真實想法透露出來，從而露出馬腳。

還原事情真相

一個人的精神狀況并不是常年不變的，鑒定所裡也會有“常客”。比如，有一名慣偷，因為早年有病曆顯示患過精神類疾病，所以每次被民警抓後，他都以此當擋箭牌，“我是精神病啊”！于是，民警每次都把他帶到陳文松這裡。

每一次的測評都是全新的，“我要判斷的是，他這次偷東西的時候有沒有犯病。”陳文松說。

前兩天，這名嫌疑人又來報到了。在與陳文松的對話中，他清楚地描述出了自己作案前的想法、作案的整個過程以及作案後逃避警方抓捕的一系列行為。

“最後，我們的結論是，案發時他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也就是說，他應當對自己的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陳文松說。

這麼多年來，陳文松與同事本着“還原事情真相”的原則，處理着每一次鑒定，“我們必須對自己的職業負責”。

知多D

精神病人犯罪責任能力分以下3種情況：

1.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刑法規定，一旦被鑒定為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2.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刑法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3.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刑法規定，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具有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因此應當對自己的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

來源 浙江法制報

編輯 賀依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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