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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一個人的語句經典語錄

苟東鋒 尹紫涵 王偉民 鄧希玮

新冠疫情作為一個世紀級别的人類社會現象，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反思。其中一個突出的方面是，它提醒我們重新思考群己關系。新冠使人們意識到，個人看似可以獨立于社會之外，實際上沒有可能。疫情等于宣布了一條人道原則，一個人不可能獨善其身，即人類是一個整體。在此背景下，我們應當重啟愛人與愛己這一古老的話題，思考疫情時期人與人的關系問題。5月29日，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以“愛人愛己之辯——疫情時代如何關愛他人”為主題舉行“共同抗疫 智性對話”。對話者包括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苟東鋒副教授，碩士生尹紫涵、王偉民，本科生鄧希玮。

愛自己，即愛天下——疫情時代的群己之辯

苟東鋒：本次上海疫情，從三月開始，至今曆時三月，終于有了穩定的趨勢。回顧驚心動魄的這三個月，作為此次疫情的親曆者，相信每個身處上海的人都有不同的感觸。華東師大哲學系在上海疫情爆發以來，已經組織了多次“共同抗疫，智性對話”的活動，由不同專業背景的青年教師作為引談人，就疫情相關的話題與同學們進行對談。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活動，它可以使得抗疫的話題變得既深入又具體。系裡這次邀我做一次引談，借此契機，我也梳理梳理一些感受，從中國哲學的角度做一點引申，以為抛磚引玉。

新冠肺炎（covid-19）的爆發，作為一個21世紀“現象級”的人類社會事件，有很多問題值得反思。其中一個突出的方面是，它提醒我們重新思考群己關系。新冠使人們意識到，個人看似可以獨立于社會之外，實際上根本不可能。新冠疫情等于重新宣布了一條人道原則：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新冠病毒幾乎不分種族、不分地域、不分氣候地攻擊所有人類個體，它不會将人區别對待，隻會無差别地感染任何人。這種情況使人們重新意識到，人類是一個整體，任何個體，任何團體和國家都不能例外。就像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一樣，新冠面前，也人人平等。據說，“新冠病毒，專治各種不服”。總有些人認為自己很特殊，可以置身事外，新冠病毒專門克治這種傲慢。

在疫情時代，讓我們回到一個古老的中國哲學的話題：愛自己，還是愛天下？我們主要考慮這樣兩個問題：其一、當人們說他們愛自己時，請問，他（她）是否能真正做到愛自己，自愛的本質内涵是什麼？其二、當人們說他們愛别人時，請問，他（她）究竟在做什麼，愛别人的真正目的是什麼？為了使讨論更集中，我們将通過疫情中的三個現象來考慮這兩個問題。

自保與監督：居家隔離現象

大家應該注意到了，疫情期間出現了很多口号，反映了我們應對疫情的基本方法和态度。疫病最大的特點是傳染性極強，因此抗擊疫情的基本方法就是居家隔離。可以發現，大量的宣傳口号都是這方面的。這些口号的意思概括起來就是，待在自己家裡，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我從網上搜集了一些，讀給大家：“疫情當前不添亂，待在家裡莫亂轉，人人就是做貢獻。”“居家隔離，減少外出，就是最好的防護。”“不出門，不添亂，宅在家裡做貢獻；人心齊，泰山移，抗擊疫情沒問題。” “不動就是最好的行動。”“貓在家裡也是貢獻。”“不出門是貢獻，不接觸最安全。”“天天吃，天天睡，在家沒有高消費；不出門，不添亂，在家待着最劃算。”“關鍵時期，待在家不外出，是我們最大的職責。”還有好多，不勝枚舉。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分析一下疫情期間的這種居家隔離行為。

一般來講，縮居在家是一種消極而無所作為的行為。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在物資得到一定保障的前提下，居家獨處也是件輕松的事。居家隔離期間，一個人隻需管好自己和家人就行了，不用考慮别人。然而，在疫情這種特殊情況下，這種自保的行為在客觀上卻帶來了一種有益于他人和社會的效果。這是一種合理、合法的獨善其身。而在平時的常态下，一個人窩在家裡，不來到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看起來似乎是一種隻顧自己的自私行為。居家隔離雖有自保的意味，看似忽略了他人，然而在疫情的特定背景下，人人能夠做好自己的防護，就是對别人的最大善意，或者說這種自愛行為的實質就是愛人。疫情時代的這種情況說明，愛自己與愛天下之間存在某種根本的一緻。

這使我想到老子說的：“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于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道德經·第十三章》）老子認為人類憂患的所有問題有一個總根源，就是我的身。因此，要解決問題，就應當從身上下手。一個人如果能做到貴身、愛身，那麼所有問題就都解決了。問題在于，人是否能夠真正做到貴身、愛身？老子認為如果能夠找到這麼一個人，他能将他的身看作和天下同樣重要并且去愛護，那麼整個天下就可以托付給他。老子的言外之意是隻有懂得愛自己，才能懂得愛别人。藉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一個人愛天下人，愛陌生人（或如耶稣所言“愛鄰人”）是如何可能的？換言之，利他行為是怎麼産生的？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儒家相信成己成物，成物成己，一個人隻有在愛人的過程中才能成就自我。也就是說，我愛他人的我，不過是一個暫取的詞，還未真正成立。墨家認為，在愛他人的過程中，自己可以獲得更大的回報。法家則主張，利他的行為并不存在，人性的本質是自私。道家的理解或許更真實，也更深刻。他們發現，我之所以愛天下人，隻不過因為我懂得了愛自己。換言之，真正愛自己的人，一定會愛天下所有人，天下神器隻能托付于這種人。一個不懂得愛自己的人，不配将權力托付給他。可是，原因何在？

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一個人之所以對他人産生同情心（愛憐之心），往往是由于他（她）在别人的眼中或身上看到了自己，因此他愛人的舉動就其本質而言是愛己。生物學家甚至從基因的角度證明，利他行為的本質是利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這是現代科學家給出的論證，可以從一定程度說明問題，但似乎還不根本。道家的看法則深刻許多，因為它涉及對自我的本質的追問。當老子提出真正懂得愛自己的人自然懂得愛别人時，他其實是向每個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讓我們扪心自問：我真的懂得愛自己嗎？一個人頭腦中那個愛己的信念，一經反思，便千瘡百孔。因為，人往往隻愛此時此地的自己，而不懂得愛過去未來，或者遠方那個自己，認為那個自己不是自己。比如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控制不住自己，去熬夜、吃垃圾食品，做一些刺激而有害的事，如果真的愛自己，就不該去做；又如我們還将那些有不道德或不檢點行為的人，叫作“不自愛”。可見，自愛的涵義極為廣大，大到與愛人重合。

關于愛的本質，南懷瑾曾給出一段有趣的闡發：“多年前，有一個學生在課堂上問我，愛情哲學的内涵是什麼？我的答複，人最愛的是我。所謂‘我愛你’，那是因為我要愛你才愛你。當我不想，或不需要愛你的時候便不愛你。因此，愛便是自我自私最極端的表達。其實，人所最愛的既不是你，當然更不是他人，最愛的還是我自己。”（《老子他說》）誠然如此，一個真正有資格、有能力愛人的人，首先要自愛、自立、自尊、自強。在戀愛現象中，那些一味讨好對方，以對方喜好為轉移的人往往得不到對方的青睐，反倒是那些高冷的，因為擁有獨立的自我和人格，會散發出獨特的人格魅力，常常俘獲了芳心。因此，那些總将愛人、愛天下、愛人民挂在嘴邊的人，雖然其中也會有好人，但總是透着一種不自然。這種人，往往并非真的愛人，而是别有目的。

從另一方面來講，居家隔離其實從一定程度限制了個人的人身自由，因而對很多人來講，并不是一件輕松自在的事，甚至要做出巨大的犧牲。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個人做出的犧牲？從這個角度理解，居家隔離意味着一個人需要出讓自己的權益，來達到一個所謂愛天下人的目的。

對于這個問題，傳統思想中的顯學，儒家和墨家均相信隻要決策者賢明，個人無妨犧牲自己的利益；隻要名義正當，舍身取義亦不在話下。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運作方式就是這樣，直到今天，我們依然運行在這條軌道上。然而，這套運作方式建立在相信領導且領導聖明的前提下。現實中，這一前提往往無法得到保障，道家就始終對這種聖賢人格以及聖人的動機持懷疑态度。莊子就認為：“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莊子·胠篋》）莊子立足懷疑主義的方法，認為天下的壞人多，好人少。那些相信“世上還是好人多”的人隻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将權力輕易交給一個人，誰又能夠保證權力不被濫用，進而損害公共利益，使個人做出無謂的犧牲？因為那個人是壞人的幾率實在太大了；即使恰巧碰到一個好人，在權力的腐蝕下，誰又能打包票，這個人不會變質呢？

因此，道家的楊朱學派就幹脆宣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盡心上》）從道家的背景看，這句話想表達的意思很明确，從表達效果看，也足夠吸引眼球，可以有效傳播楊朱學派的主張。（果然，後來楊朱學派的作品雖然失傳了，這一主張卻借着其論敵孟子而流傳了下來）楊朱不過是在懷疑，有人會以“利天下”為名義，而要求剝奪我的正當權益。孟子認為“楊子取為我”，是一種極端自私的行為，不足取，實在誤解了楊朱。實際上按照楊朱的看法，如果每個人在面對公共權力要求犧牲自我利益的時候，都能保持一份警惕，就可以有效防止權力的濫用，進而使之更好地服務大衆。這樣一來，這種貌似自愛甚至自私的行為，反倒是一種根本意義的愛天下。

怒恨與安撫：感染者困境

疫情時代，所有人都可以分為兩類：病毒感染者和非感染者，或者說，“陽的”和“陰的”。由于新冠病毒極強的感染力，特别是面對奧密克戎（Omicron）這一傳染性增強的變異毒株，每個正常人即使再注意防護，也随時可能感染。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對待病毒感染者就成為一個敏感的話題。現實的情況往往是，人一旦感染了新冠，好像馬上有了原罪，就會受到了歧視、排擠甚至謾罵。新冠感染者污名化的現象屢見不鮮。網絡曝光，有防疫人員背上畫着抓羊的圖畫，他們将新冠陽性感染者稱為“羊”，将管控陽性感染者的行為稱為“抓羊”，一些人更是制造出了“小羊人”“兩腳羊”“公羊”“母羊”“抓羊”等自以為調侃和玩梗，卻充滿了歧視意味的詞語。新冠感染者有罪嗎？如何調節乃至化解兩個群體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試做一些分析。

孔子的弟子子貢曾經提出一種人我關系的良好設想：“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冶長》）子貢認為一個良好的社會大概是這樣的：我不想别人來加害我，我也不會去加害别人。孔子的答複是，這不是你個人能辦到的。新冠疫情完美地诠釋了孔子對人與社會的理解。在新冠疫情下，病毒防不勝防，一個人既做不到完全的“無加諸人”，也無法完全避免“人之加諸我”。兩者都無法保證，那麼看起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似乎就無可避免了。因而問題隻在于如何避免矛盾的激化，進而消解矛盾。

首先，從病毒感染者的角度看。須知一個人一旦感染，就不再隻是其個人的事情了。感染者的不當行為随時可能影響他人，危及社會安全。因此，新冠感染者有責任有義務做好個人防護，并盡可能配合防疫部門，阻止病毒擴張。然而，現實中，感染者即使做到了上述要求，依然可能面臨來自社會的指責和壓力。此時則應當調整心态，一方面固然不必過度自責，另一方面也不能有恃無恐。我們在新聞報道中時不時能看到，有陽性感染者故意散播病毒的消息。不必奇怪，在這種報道下面的評論中，會出現很多喊打喊殺的。事實上，作為陽性感染者，本身已經被很多人針對了，處于矛盾的對立方，應當十分注意避免激化矛盾。甚至還需要通過有所作為的方式，消解潛在的矛盾。

莊子曾經分析了“路怒症”的現象：“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莊子·山木》）這與今天馬路上經常上演的“路怒症”一樣，隻不過馬路變成了水路，汽車變成了船隻。莊子說，假如前面有一艘船擋住了唯一的水道，後面船上的人很着急，想過過不去。這時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前面的船上沒人，那麼後面船上的人即使脾氣再差，也不會生氣，因為他不至于為一隻船而置氣；另一種情況，前面的船上有人（或者被後者認為有人），這時候，後面船上的人即使脾氣再好，最後也會憤怒。由此可見，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以及怒恨的産生，從最根本的層面而言，并不決定于你是否做錯了事，而在于你是一個人。人隻會生人的氣，人隻會恨人。因為人是有自由意志，有動機的。一個人永遠可以懷疑另一個人的動機不純，認為他故意針對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真正的智者一定懂得，一件可能對别人造成麻煩和傷害的事，即使不是自己的過錯，也有可能引發矛盾。莊子給出的化解矛盾的方法是“虛己以遊世”，所謂“虛己”就是“無我”，亦即消解掉自己那個動機。其實就是解釋一下，聲明自己不是有意的。雖然自己真的不是有意的，但解釋和不解釋是不同的，解釋是一個姿态，自然會起到消解矛盾的作用。

其次，消解人與人的矛盾也可以通過感染者周圍的非感染者的角度來看。暫時尚未被感染的人出于自愛，對于感染者的埋怨是可以理解的。但将其上升到言行的層面，對感染者造成傷害，則不合理。如果他（她）能真正做到自愛，自然會想到感染的事也可能落到自己頭上，此時怎樣對待别人，與彼時人們如何對待自己，是完全一樣的。因此，愛人就等于愛己。

愛人與愛己：戴口罩問題

新冠疫情是個全球性事件，各個國家對待疫情的處理政策和應對方法都不同。目前而言，中國模式看起來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其中的原因有多方面，這裡可以從文化上做些探讨。為了使讨論更集中，我們可以分析一下中西方對戴口罩的不同理解。面對疫情，西方人堅決不戴口罩，甚至通過遊行示威抗議戴口罩的政策，歧視、謾罵和侮辱戴口罩的人也是常有的。中國人，不管身處國内還是在海外，大都自覺戴口罩，恨不得全副武裝，還相互監督是否戴口罩。當我們看見兩個人吵架，那個不戴口罩的人的印象分馬上就沒有了。

對戴口罩的不同理解，首先涉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習俗。西方人以往的常識是戴口罩就等于生病了，戴口罩出門就是告訴别人，你生病了。那麼既然生病了，為何還要出門，這不是故意要傳染給大家嗎？他們會得出結論，戴口罩的人不懂得愛别人。中國人以及東亞國家的人則認為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别人，當我感染了病毒或不确定是否感染了（無症狀感染者），口罩是一個善意的符号，表示與我的有限接觸是安全的。在這種情況下，戴口罩的人恰恰是懂得愛别人。在這裡，口罩是否能有效阻隔病毒的問題似乎并不重要。因為盡管後來西方的醫學專家及政治人物紛紛站出來，宣布戴口罩确實是有利于減少病毒傳播，但是西方人對戴口罩的看法依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深層文化心理結構的差異。有人将中西方的文化心理差異概括為兩句話，西方人信奉“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中國人則相信“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者也”。在西方近代以來所建構的文化傳統中，自由是根基，當自由與其他任何原則發生沖突時，自由的優先性應當得到保證。這種觀念深入西方人的骨髓中。對于西方人而言，自由的優先性不能得到确定，整個社會就會崩塌。這是西方人心目中一條根深蒂固的邏輯。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自由主要指消極自由，即“在什麼樣的限度以内，某一個主體（一個人或一群人），可以、或應當被容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幹涉？”（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因此，他們對于公共權力對個人權益的擴張極為警惕和敏感。不僅是戴口罩，其他如持槍權等都是如此。

西方自由原則的優先性可類比于儒家思想親情原則的優先性。《論語》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隐，子為父隐，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葉公認為一個良好的社會應該隻講公道，甚至可以不顧惜親情。孔子則認為他所理解的良好社會，公道中必須包含親情。總之，如果親情原則的優先性不能得到保障，在孔子和孟子看來，一個社會就會崩塌。這就是儒家親親相隐的理論。在儒家學說的熏陶下，中國人一直相信，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定是一個有情的社會。保障親情原則的實質并不是凡事都要講血緣，而是要建立一個有情有義的社會，并防止整個社會陷入某種冰冷秩序中。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前一種情況，雖然民衆遵法守令，卻失去了廉恥之心。孔子認為這不是理想社會的模樣，他所向往的是一種有溫情，人民有羞恥心且有向心力的社會。

梁漱溟曾經總結說，中國傳統社會是一種“倫理本位”的社會，其基本特質在于“互以對方為重”。這自然是儒家中國千百年來所積澱而成的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李澤厚語），這種心理結構到今天依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中國人一般總會習慣性地先考慮别人的感受。這不僅體現在戴口罩這件對個人而言并不算困難的小事上，還體現在更多的容忍上。因此，一旦人們相信某種公共政策是對他人有好處的，都情願委屈自己。疫情發生以來，大量的醫務工作者、志願者以及各種大白都積極站出來，無怨無悔地服務他人。我們完全可以自信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如何評價中西兩種文化心理結構，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大家可以自己去考慮。不過對我們而言，總體的思路應當十分明确，就是在對我們自身的傳統有充分認知和自信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之長。在感受現實的基礎上，其實我們已經大緻可以想象到那個我們必将走向的正義社會的樣子。想必那一定是一個一方面人與人之間能夠互以對方為重（有情），另一方面又能夠充分保障個人權益的社會（有義），是一個已經找到了能夠消解兩方面之間的緊張關系的社會。互以對方為重意味着我們懂得愛人，保障個人權益意味着我們懂得愛己。消解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或許意味着我們懂得了愛人即愛己。實現這一目标自然可以寄希望于中西互鑒，如前所述，也可以從儒道互補中尋覓。

疫情共同體下的克己與愛人

尹紫涵：苟老師在剛剛的講座中提到了疫情期間如何愛人愛己的問題。我也覺得這個話題很有意思。3月以來的抗疫封控帶給我比較大的感受是人們處于特殊的疫情共同體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顯得尤為重要與密切。一個個體看似很小的（如違反防疫規定）行為便有可能帶給封控群體重大的影響。處于這種特殊的情境中，如何關心他人一方面體現為“克己”的約束，另一方面也體現為“奉獻”的大義。

在克己的意義上，克己與愛人呈現為一體兩面的關系。遵守防疫規定、做好自我防護、重視自身的健康這些看似是對主體對自身的負責，并未展現出對疫情中他人的過多關心，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使得彼此之間處于一種休戚與共的共同體之中，彼此之間關聯甚為緊密，克制自己的欲望（如違反防疫規定偷點外賣等）、避免僥幸心理、顧及他人是否會因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而承擔感染以及延長封控期的風險，出于該種考量而對自我行為做出的約束實際上也是一種對他人的關懷。

另一方面，在共同抗疫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也流露出許多溫情與大義。這是一種源自于主體自身的自發性奉獻。就上海的情況而言，受疫情封控或在家、或在校、或在公司，在此期間與你發生關系、聯絡密切的未必是家人，而可能是封控在一起的同學、同事、志願者、甚至是先前雖同住一棟樓但彼此之間仍舊“陌生”的鄰居，因疫情的特殊性，封控群體彼此之間發生關系、彼此間産生關聯，從而生發出一種自覺的互助與友愛。比如，鄰裡之間的互幫互助，網絡上有許多将自己餘下的物資分給有需要的鄰人、或是将自己團到的果蔬送給周邊鄰居等等的帖子，驅使這些行為的發生并非一種來自于外部的力量的強加去關愛他人，而是一種自發性的情感促使主體對他者的關愛；再比如說犧牲自己的時間、精力，冒着被感染的風險仍然無償投入到防疫工作中的志願者，這樣一種奉獻精神同樣也是一種愛人的體現。

苟東鋒：紫涵剛剛提到了“疫情共同體”。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使我們想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疫情提供了一種特定的場域，讓我們進一步感受到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共同體。如果單純考慮儒家的親親原則，似乎很難與疫情之下的愛人問題聯系起來。儒家的愛人非限于親情本身，親情隻是理解仁愛的一個方法，仁愛是比親情更大的範疇。宋明理學家對此有深刻的拓展，比如程颢提到的“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他以身體為喻，認為“手足麻痹為不仁”，這說明“仁”實際上是一種認得對象物為自己組成部分的感通，一個人如果不僅知道自己的饑寒痛癢，更能對他人的饑寒痛癢感同身受，就是“仁”。不管是“疫情共同體”，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其根基都是感通之“仁”。從這個角度來看，疫情也讓我們更清晰地認識到中國哲學仍有深刻的現實價值。

剛才紫涵還談到了“克己”的問題，疫情期間，不管是居家行為還是社會活動都對大家有着各種各樣的“克己”的要求。如我們剛才所說，克己一方面指向愛人，另一方面也指向愛己。就愛人的層面來說，克己往往指向對别人表示友愛的行為，比如男性拱手禮會以右手在内，左手在外，表示沒有敵意，向人示好。這裡的克己實際上就包含着友愛。就愛己的層面來說，克己最終指向愛己和成己。假若克己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要求以規訓主體自身，那麼這種克己便是外在的、異化的克己。孔子講了“克己複禮為仁”之後，馬上就反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下之意，克己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而與自身是同一的。這也表明儒家的“克己”應當是自覺且自願的，否則便是對“克己”的異化。疫情期間的種種政策顯然包含了要求克己的一面，我們應當從克己中找到與自我同一的一面。所以綜合看來，克己既與愛人相協調，又與愛己相統一。

“誠明”——愛己亦愛人

王偉民：苟老師在談論戴口罩問題時涉及的中西方視角比較的問題讓我很受啟發。我還沒有注意過，西方人會認為戴口罩意味着不健康，而戴口罩外出則因此意味着危害他人；東方人則認為戴口罩則意味着保護他人、讓他人放心，故戴口罩則意味着善意。這也讓我特别關注到愛己向愛人的過渡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到的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句話。在疫情時期，戴口罩與自我隔離就是一種“窮則獨善其身”，即每個人都做好自我保護、避免感染。不過，由于情況的特殊性，戴口罩與自我隔離也體現出愛人的一面。一方面，我們為了保護自己不感染新冠而戴口罩、自我隔離；另一方面，由于病毒的傳染性，我們的這些自我防護行為也具有保護他人不受感染的意義。前者體現了愛己，而後者則體現了愛人。尤其在中國，人們對于這些抗疫的行為的遵守還是比較自覺自願的。

上述的這些内容又讓我想到了《中庸》中的“誠明”問題。首先，這些行為是一種向内的“誠”，即個體認識到了自愛以及愛人的問題，所以個體對自我隔離等等行為表現出了自覺自願的意向。但是，個人如何将自我的“誠”“明”于他人呢？為了完成這一“誠明”，個體選擇了在行動上也進行戴口罩和自我隔離等行動。我想，這看起來似乎隻是一個行為，但它體現出了一個轉變的過程和兩個不同方面的内容。

而“誠明”問題又涉及人與人相知的問題。這和之前談到的病毒感染者升級有關的。由于奧密克戎的傳染性增強，人人都有可能變成病毒感染者。這就有可能造成人人自危的情況。在這時候，人和人的關系就比較緊張了。這讓我想起霍布斯在描述自然狀态時提到的那種人和人的緊張狀态。在這種緊張狀态中，自我保全和互相猜疑是重要因素。在疫情期間，人和人的關系也和這兩個因素有關系，即個體想要保全自我又懷疑他人是否是感染者。那麼，人和人的關系就不呈現出一種善意推導。我們如果想要扭轉這種非善意推導，那麼将善意“明”于他人就顯得十分重要。那麼，戴口罩和自我隔離等行為就變得非常必要。

最後，如果我們再将這個問題向上追問，那麼，我認為這就涉及忠恕之道。一方面，個體需要用忠恕之道來規範自我，即個體自我“明誠”；另一方面，個人又以忠恕之道來善意推導他人，認為他人也遵守忠恕之道，即個體與他人能夠互相理解且立場一緻。這樣，我們在忠恕之道的指導下，先完成自我的“明誠”，即自覺自願防疫。同時，我們又以實際行動“誠明”于他人。這樣，人與人的關系便處于一種善意推導。那麼，人與人的緊張就能緩解。這樣，愛己與愛人就一定程度上實現過渡。

苟東鋒：偉民談到了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是，既然愛人與愛己最終是同一的，那麼兩者之間是否需要某種過渡。偉民提出一個很好的解釋，這是儒家的處理方式。儒家強調入世，入世是基于愛天下，入世的精神其實就是愛人的精神。但儒家并不是為了愛人而愛人，還強調愛人要結合自身的具體情況來看。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就是儒家關于愛人與愛己如何配合的一種具體講法。愛人就是愛己、成物就是成己的講法畢竟太抽象，沒辦法落實。如果分為“窮”和“達”兩種情況，就容易操作了。比如說，在抗疫的情況下，一個機會擺在你面前，讓你為大家服務，你怎麼選擇呢？按照“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來看，如果你正好有空，也有能力，你就站出來為大家奉獻；如果你覺得不方便，你就待在家裡，别添亂，這也是一種貢獻。

偉民的另一個想法是認為戴口罩涉及“誠明”問題。其實，口罩就是一種符号。在社會當中，陌生人彼此互不了解，主要就是依靠一些符号來獲得抽象的了解。正如之前我們談到的東西方對于口罩這種符号的不同看法。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西方人從口罩推導出不愛人，而東方人從口罩推導出愛人。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隻有“誠”是不夠的，還要顯出“明”。而“誠”到“明”之間的過渡，是個更加具體的問題，涉及到對于“明”的理解。《中庸》對此有集中的論述。它是一個“擇善而固執之”的、後天的以及與學習和思考相關的複雜性問題。而且《中庸》認為“明”要由“誠”發出來，即“誠則明矣”。你剛才又談到這個問題涉及新冠疫情期間人與人關系問題。我們的傳統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而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我們常常處于陌生人的環境中。在疫情背景下，人和人不僅是陌生的，相互之間還是有威脅的。這就類似于黑暗森林法則中的緊張關系。因此，僅有“誠”是不夠的，還要将“誠”發出來，變為“明”。莊子認為每個人在社會中都像“遊于羿之彀中”，天下到處充滿後羿一樣的神射手，每個人随時随處處于危險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溝通和解釋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溝通解釋就是“明”。如果我們僅從“誠”的角度，溝通實際上就被阻礙了。儒家認為“誠于中,形于外”才能産生真正溝通。有了溝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暢通了。從一定程度上，人與人的矛盾也就消除了。

“親親而仁民”——從自愛到兼愛

鄧希玮：我認為今天苟老師對于“自愛與愛人”的解讀深化了我對“兼愛與自愛”這一話題的思考和理解。墨子對人性有一個利己主義的設定，在這種狀态中私人意見比比皆是，非常類似于霍布斯所講的自然狀态。其中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導緻不能和平相處，最後甚至相互侵害。不過，這裡的利己主義是心理利己主義并非倫理利己主義。所謂心理利己主義，簡言之，就是每個人從心理上都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隻是事實描述，并非價值判斷；而倫理利己主義則強調每個人都應當去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墨子對這種自私性持有批判态度，他要求人們都應追求兼愛，破除掉每個人對自己的偏私之愛。但是在墨子的學說中，人缺乏兼愛的動機，或者說墨子為兼愛學說所提供的根據是外在性的，或者通過經驗曆史來确證兼愛之利，如：“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墨子·天志上》），或者通過天志明鬼來為兼愛提供外在根據，如：“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墨子·天志上》）同時，墨子為了保證人們都能遵守兼愛原則所提出的制裁理論，也都是政治與宗教制裁，難以提出人的内在道德良心制裁。那麼這樣的困境如何解決呢？

我認為苟老師提到的孟子所說的“親親之愛”或許能夠溝通“自愛”與“兼愛”。孟子認為人都會自愛或“愛其身”，這種“身”并非僅僅涉及人的肉體欲望，因為人身之中已經存有了道德性的一面，“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人天生就是具有良知良能的，所以自愛本就具有超越自身性而貫通于他者的本然指向。而“親親之愛”則具有差異性和互通性兩重特點，一方面，人身源出于父母及其族類，對于親近之人情感上更為關切的傾向是很自然的，這超越“自愛”的第一步，當然就是“親親”之情；另一方面，儒家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醜上》），因而能夠産生“恻隐”“辭讓”“恭敬”等愛人的行為，正是因為這種普遍存在的“不忍”，我們的情感得以敞開為普世化的兼愛，這是一個類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的過程。因而我認為，在儒家思想中，在愛的兩端中間有一個聯接點，也即“親親之愛”,它表現了兩端的互通性，具有一種中介性的意味，從而打破了墨子思想中自愛與兼愛的二元對立性，架起了從自愛走向兼愛的橋梁。

苟東鋒：希玮剛才主要從墨家的角度談了一些自己的理解。我覺得其中有兩個問題很有意義，值得再引申一下。提到在墨家的利己主義人性設定中，私人意見的彼此沖突會造成嚴重的後果。用墨子的話來說，就是“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墨子·尚同上》）個人意見的沖突很快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割裂。因此，墨子政治哲學中一條基本的原則就是統一意見。

希玮的另一個問題兼愛者是否有動機。以疫情期間的志願者行為為例，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解釋，一種是現實層面：正如墨家相信“兼相愛，交相利”，志願的行為絕不是，也不必是一種純粹“無我”的奉獻。墨家相信，投桃報李的交相利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規則，也就是說，即使個人沒有期待，他的志願行為也并非沒有現實的“利”的回報。第二種則涉及超越層面，首先，正如莊子所評價的“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墨家一心為人的舉動非常崇高，使人動容。墨家主張可以用國家名義對于那些踐行兼愛精神的人進行表彰，給予“名”的獎賞（法家、儒家後來一樣）。此外，墨家還認為兼愛是一種上天的意志，這就使得兼愛具有了某種神聖超越的價值。今天，我們實際上依然在墨家的延長線上，一方面，無私奉獻者會被授予相應的榮譽，另一方面，無私奉獻雖不必“上通天志”，卻也是崇高的精神事業，具有某種超越意味。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