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對孰錯，孰是孰非，哪一個方案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哪一個方案能獲得更高的安全效率，時間已經無法給出答案。

口述 / 吳曉波

被推上風口浪尖的“群體免疫”最終被扼殺在搖籃中。

3月16日，基于意大利患者入院後高達30%的重病率，英國首相鮑裡·約翰遜公布了更為嚴格的防疫措施。這意味着，英國人基本上放棄了“群體免疫”的想法。

這個大膽的想法，于3月12日進入公衆視野。當時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帕特裡克·瓦蘭斯爵士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需要約60%的英國人感染輕症新冠病毒，來獲得對新冠肺炎的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一詞出現在媒體後，立刻在全球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恐慌。

接下來，各路媒體開始帶節奏，紛紛亮出駭人聽聞的标題：

《英國政府要拿60%國民的性命進行一場豪賭？》

《英國故意犧牲60%的人以獲得群體免疫》

……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回顧一下這個群體免疫。

我們必須先弄清楚到底什麼是群體免疫。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CDC）的定義，群體免疫指的是在某種情況下，有足夠比例的人群對傳染病具有免疫力，從而令這種疾病不能在人際傳播。

當一場傳染病發生的時候，如何獲得免疫力？很簡單，兩種途徑：要麼接種疫苗，要麼感染自愈後獲得抗體。

但是開發疫苗，走完所有程序最快也要一年。

疫苗是沒戲了，隻能選擇後者：不采取隔離措施，任由新冠病毒傳播，當足夠多的人被感染自愈後，便會擁有免疫力，自然會把剩下的“健康人”隔離開來，從而形成一個“保護圈”。

即使剩下的“健康人”仍有可能被感染，但此時身邊大多數人都已經有免疫力，身體不易攜帶病毒，病毒也就很難大範圍地傳播了。

圖片來源于網絡

那麼需要多少人感染新冠病毒呢？根據推算，這個比例至少要達到60%。英國目前人口約6650萬（2018年數據），意味着至少需要4000萬人被感染才能獲得所謂的群體免疫。

這在曆史上并不是沒有發生過。

1968年，香港曾爆發“甲型H3N2流感”，引起全球大流行，100多萬人喪生。而在1970年6月第二次出現高峰期時，各國的患者人數都有大幅度的下滑，同時感染過H3N2流感的人，都抵禦住了之後相同或相似的流感病毒。主要的原因是已經發生了群體免疫。

為什麼這一次英國跟中國、日本、韓國、意大利等國家的決策不同，提出了一個如此令人細思極恐的想法？它背後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主要是英國出于對疫情惡化的判斷。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帕特裡克·瓦蘭斯爵士在電視節目上說過一段話，大意是：

目前疫情在歐洲已不受控制，一旦采取過分嚴格的防疫措施，經濟将停擺，英國付出的代價可能會遠遠超過疾病本身。就算暫時遏制住了病毒，但很難保證明年會不會卷土重來，所以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隻有在疫苗和感染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道免疫防線，才能讓病毒再也掀不起波浪。

正是這個男人提出了“群體免疫”

更令人恐慌的是，英國《衛報》披露了一份英國衛生部的秘密文件。文件顯示，疫情預計将持續到2021年春天，最壞将會有近80%的英國人感染。

按照這位首席科學顧問的說法，群體免疫是經過嚴密的科學論證的。他說：“由于絕大多數患者症狀較輕，建立群體免疫後會保護那些最脆弱的群體。”

意思是年輕人抵抗力好，大多數人感染後無症狀或症狀較輕，在沒有治療或簡單治療的情況下就自愈了，好比得了一場流感。隻有先讓大部分年輕人感染後産生抗體，才能最大程度保護容易感染的老年人群。

所以，英國政府之前并沒有采取極端的封鎖政策，卻強烈要求隔離70歲以上的老年人。

然後，英國将集中有限的醫療資源救治危重症患者。換言之，“不在防感染上花成本，而是在防死亡上花成本”。這樣既不會犧牲經濟，醫療系統也不至于崩潰，這就是英國人的邏輯。

群體免疫在輿論界和科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對聲。

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的主編炮轟英國政府在拿老百姓的生命去玩“俄羅斯輪盤賭”。

《柳葉刀》主編：群體免疫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英國科學界近三百名科學家聯名上書，實名反對群體免疫政策，認為必須立刻實施社交隔離。

這些觀點認為，群體免疫隻存在理論上的可能。不管是60%的感染率，還是年輕群體那低于1%的死亡率，都會産生偏差。

而且新冠病毒存在變異的可能，即便自愈後獲得抗體，也有可能被變異的病毒再次感染，最終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會遠遠高于這個數字。

當60%以上的英國人感染之後，最後到底犧牲多少人呢？如果按照最低1%的死亡率來計算，死亡人數将超過40萬人。如果所有國家都采取群體免疫，最終結果是7000萬人将失去生命，無異于爆發了一場世界大戰。

誰又願意淪為那不幸的1%呢？所以有人說，群體免疫的背後其實也是道德的考量。

有一個瘋子把100個無辜的人依次綁在電車軌道上。一輛失控的電車朝他們駛來。幸運的是，你可以按下按鈕，讓電車開到另一條軌道。但是問題來了，那個瘋子在另一條軌道上也綁了1個人。

考慮以上情況，你會按下按鈕，犧牲掉那1%的人嗎？

這就是著名的“電車難題”，提出者是哲學家菲利帕·福特。恰好，他也是個英國人。

截至3月17日，英國新冠肺炎确診人數達到1950人。如果不加控制，感染者預計4～5天翻一番。

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在10日和16日封鎖邊境，法國在17日宣布進入“戰争狀态”。

而英國政府的新政，盡管比之前要積極得多，但依然沒有提到任何封鎖政策，沒有強制關閉公共場所，沒有取消集會，更沒有關閉學校，一切靠群衆自覺。相比鄰居們的強硬，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在此時顯得有些吊兒郎當。

當然，英國人也不是笨蛋。作為理性主義和現代民主制度的發源國之一，英國政府有對全體國民承擔責任，并對現行制度及時糾錯的理性。他們之所以提出群體免疫，一定是經過了嚴密、科學和殘酷的考量。在一片反對聲中，依然有一些科學家支持這個想法。

孰對孰錯，孰是孰非，哪一個方案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哪一個方案能獲得更高的安全效率，時間已經無法給出答案，這個大膽的決定也将随着更雷霆的防疫手段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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