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入侵的啟示?作者：王波（廈門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文化入侵的啟示?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文化入侵的啟示

作者：王波（廈門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

作為“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靈魂人物，馬爾庫塞高揚弗洛伊德元心理學徹底的批判性，專門批評了以弗洛姆、霍妮和沙利文等人為代表的精神分析的“社會文化學派”。他認為這種新弗洛伊德修正主義在由市場中介的、已經異化了的社會裡，隻關注出于唯心主義價值懸設的諸如“生産性、責任性、愛情”這樣的升華作用（sublimation），卻忽視從根本上否定了他們要加以實現的人格的社會性普遍壓抑起源，從而也就成為被資本主義體制收編了的維持現狀的文化工具。

社會文化學派陷于文化僞境建構的魔界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經常被批評為把人性還原成了獸性。而社會文化學派則強調社會文化條件決定着超越了生物性的人格，從而将對精神問題的理解從“心底”（Id，伊底）推進到“人際”，從本能決定推進到文化決定。他們推崇“積極、自發地享受自由的可取性——以愛、自主和創造性的生産力”，并緻力于教會人們如何通過對人格的自我改造激發幸福的潛能。這樣看來，社會文化學派似乎具有顯而易見的真理性與進步性。

但是馬爾庫塞則指出，“弗洛伊德看到，社會的各種曆史形式中盡管有種種差異，但它們背後共同存在着基本的非人性，以及壓抑性的控制，這種控制在本能結構本身中維持着人對人的統治”。正是由于這一洞見，弗洛伊德的“本能壓抑觀”比修正主義者的“文化決定論”更接近真理。弗洛伊德“關于‘文明及其不滿’的根源是人的生物構造的思想對他關于治療的功能和目标的看法有深刻的影響。個體要發展的人格、實現的潛能和追求的幸福，都在一開始就受到了管制，因而其内容也隻能根據這種管制來理解”。如此這般社會文化學派所屬望的“人格及其發展，一直到最深層的本能結構，都是被預先決定的，是文明積澱的産物……個體性到底有多大作用取決于在文明的既定階段流行的壓抑性控制的範圍、形式和效果。……是由等級制的權力和功能及其技術、思想和文化設施來确立的”。實際上，他們隻關心現成性地擺置在我們面前的“社會機構和社會關系的具體、現存形式而不是其起源，因為不能理解這些機構和關系對假定它們要加以實現的人格有何作用”。社會文化學派的“‘文化定向’遇到了作為既定産品的、以客觀實體（即給與的而不是造成的事實）形式出現的社會機構和社會關系”，從而深陷在由作為現成之物的文化僞境所建構的資本主義文化霸權之中。

社會文化學派的普通心理學終局

社會文化學派的理論與現實終局就是，他們苦心經營的自我改造與幸福潛能很可能會朝着烏托邦式的方向發展。社會文化學派賦予“生産性、責任性、愛情”等唯心主義倫理學價值标準崇高的地位，将心理健康等同于“适應成功”和進步的“操作性”。如此這般就把社會問題轉換成了精神問題，由此“解決這些問題則成了道德的任務”。他們最終獲得的，也隻是對現存社會有用的、被既定社會許可的幸福。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革命性正在于，他對精神疾病的分析并沒有停留于單純的精神領域。弗洛伊德認為生命本能的能量就是力比多，這意味着生命本能的滿足是與精神的先驗論相矛盾的，因為弗洛伊德的幸福和自由觀就其是唯物主義——它反對把欲望精神化而言，顯然是批判的。雖然看上去對生命本能的強調使弗洛伊德被卷入生物還原論的醜聞，但這種唯物主義的力比多經濟學卻從根本上揭示了既定文明的普遍壓抑本質及其超越之路。所以在此意義上，“更壞的反而更好”（worse is better）。而社會文化學派固然貌似擺脫了還原論的陰影，轉向文化而不是本能對心理的決定作用，複歸于人性及其尊嚴，從而獲取了廣泛的支持和追捧。但是由于它把弗洛伊德指認的普遍壓抑“修正”為既定文明的暫時的和局部的限制，“社會的壓抑的深刻性也減弱了”。結果就是“更好的反而更壞”（better is worse）。

馬爾庫塞繼而一針見血地揭露，“弗洛姆和其他修正主義者都提出了治療的一個更高目标：‘令人滿意地發展人的潛能，實現他的個性。’但本質上不能達到的正是這個目标。這倒不是由于精神分析技術不完善，而是因為既有的文明本身本質上已經否定了這種可能性。人們要麼根據其在現存文明之中的可能性來界定‘人格’和‘個性’，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的實現對大多數人來說等于是做到成功地适應社會；要麼根據其超越性内容，包括他們被社會否定的、在實際生存之外的潛能來界定它們”。所以如果想真正實現一個“更好的未來”，就不僅要消除已被既定文明現成給予的“市場”的不良特征，消除競争的“冷酷無情”等，還需要對本能結構和文化結構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正如弗洛姆不服氣的反駁恰好展示的那樣：“馬爾庫塞沒有發現資本主義制度下任何創造性生産力、幸福或真愛的潛能。”社會文化學派“把重點從無意識轉到有意識，從本我轉到自我，而且從人類生存的前升華表現轉到升華表現”，在既有文明允許的範圍内把不合理的東西合理化，由此屈從于“現實原則”，從而将具有徹底的批判性的精神分析改造成了一種傳統的普通心理學。

社會文化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再審思

和社會文化學派基于現成性把握的觀點大異其趣，弗洛伊德拒絕從已經異化了的成熟人格及其自我改造出發。他穿透了直觀的、現成的物相，從意識深入到無意識，從人格追溯到童年，從個體過程下沉到屬系過程。總之，弗洛伊德從表面深入事物的内部，從已被塑造成型的、受到層層制約的所謂人格，一步一步追溯到其普遍壓抑的根源。這與馬克思對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頗有相通之處。與認同和維持現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同，馬克思勘破了現成置于眼前的種種物相，穿透了遮蔽問題根源的層層中介。他從商品這個直觀的經濟現象出發，揭示勞動二重性的内在矛盾，引申出使用價值—價值，繼而從一般等價物到貨币，再到市場競争的價格轉化，最終将帶來“利潤”的貨币—資本剝削剩餘價值的秘密展現在我們面前。如此這般一層層地剝離了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的事物化颠倒和物化錯認機制。這就是馬克思基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曆史現象學。類似地，弗洛伊德的心理現象學則穿透了資本主義僞境最頑固的意識形态幻象，亦即自由進取的理性個人主體，“從表面深入到内部，從‘完成了’的、受制約的人深入到他的根源”。馬爾庫塞認為這是弗洛伊德對文明批判的核心。在他看來，弗洛伊德“借助成熟個體及其私人生存和公共生存的神秘形式背後的這種‘倒退’，才能在這些形式的基礎中發現它們的根本否定性”。其實，這裡的“倒退”（regression）譯成“回溯”更為恰切，也更容易理解。社會文化學派屬望的文化環境所能決定的，隻是這種已經以異化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成熟個體。正是針對這種現成性把握的認識論的缺陷，馬克思才批評斯密“用資本主義生産當事人的眼光來看待事物，完全按照這種當事人所看到和所設想的樣子，按照事物決定這種當事人的實踐活動的情況，按照事物實際上呈現出來的樣子，來描繪事物”。而根據既定文化的要求對它進行的人格改造也不能真正激發我們的幸福潛能。所以馬爾庫塞才說，“人格是漫長的曆史過程的最終産物，這些過程在由構成社會的人和制度所構造的網絡中凝結起來，并規定着人格及其關系。因此心理學要想如實地理解這種人格及其關系，就必須探究其隐蔽的起源，從而使其擺脫僵化狀态”。由于始于并止于這種僵化狀态，社會文化學派使人對自由與幸福的追求誤入歧途，最終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态。弗洛伊德的心理現象學則不懈地追溯心理現象顯現的層層中介，終于揭示了本體論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普遍壓抑本性。概言之，弗洛伊德馬克思化了，而社會文化學派則古典政治經濟學化了。脫離了欲望形成的物質基礎，社會文化學派把着重點從生物學本體論上的有機體轉向被既定文化決定的成熟人格，從力比多經濟學的物質基礎轉向理想價值，亦即某種“唯心主義倫理學”價值懸設。如此，對壓迫性的社會結構的任何改變将隻能在“作為既成産品的、以客觀實體形式出現的”社會既定事實和關系上進行，而且實現這些改變的鬥争最終隻能是精神的、道德的鬥争。根據其在現存文明之中的可能性來界定的自我改造和幸福潛能，就像并不能真正解渴的可樂。對它的追逐不過是啜飲既定的文化僞境所許可的安慰性甜水。如此這般出于既定價值懸設的人格、潛能、積極、自我實現等又開始大行其道。社會文化學派就變成安慰那些焦慮抑郁的生得了“病”也花得起錢的中産階級來訪者的“适應性”治療技術。社會文化學派的這一終局也提醒我們，面對當前心理學研究中的文化熱或者文化轉向，僅上升到文化并不足以推動心理學進步。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總體邏輯與戰略路徑研究”（21ZDA072）階段性成果）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