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諸子百家，我們一般有這樣的一個稱謂中國先秦時期不同學派的總稱，當然諸子百家各個學派之間也不都是和諧相處，相反每個學派為了能力壓别的學派相互诘難、互相争芳鬥豔間的場面屢屢上演，這種互相争鳴的盛況間接促進了古中國思想學術的繁榮，這段時期的百家争鳴可以說是古中國思想和文化最燦爛、最輝煌的年代，然則有輝煌也有沒落，随着秦始皇和漢高祖的先後一統，法家思想和黃老道家思想接連成為新的治國思想，不過到了漢武帝時期治國思想又有了新的變化，當初不受重視的儒家思想開始獨占鳌頭，并最終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那麼有趣的問題來了曾作為治國思想的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最終真的被儒家思想取代了麼？

春秋戰國時期由于社會的大變革和大動蕩，原本服務于周王朝的官學開始向下層社會轉移，知識開始變得普及化，這種現象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私學的興起解放了當時人們的思想，各種學說流派開始嶄露頭角，并逐漸發展成熟，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都是在此時成為流傳廣、影響大的學派。

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為了能推行本學派的思想身體力行的開始在各個諸侯國之間奔走，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和李斯雖是同門，但二人選擇了不同的諸侯國，李斯在荀子門下學完帝王術之後選擇為秦國服務，最後官至丞相。韓非作為韓國王室後人選擇為韓國服務，不過韓國相比于秦國畢竟有點弱小再加之韓非的法家思想并不為韓王接受，報國無門的韓非開始著書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公元前236年，李斯奉秦王嬴政的命令到韓國，目的是促其速降。李斯來到韓國後，韓非向李斯出示《孤憤》《五蠹》等篇章，李斯看後，把作品帶走，傳至秦王手中，秦王看後愛不釋手。公元前233年，韓非奉命出使秦國，其目的就是保存韓國不被秦國攻滅。不過他的主張與李斯滅六國一統天下的大計相違背，于是李斯便使用計謀讓秦王嬴政将韓非殺害。韓非雖死但他的那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法家實踐理論被秦王嬴政接受。秦王嬴政在李斯等人的輔佐下繼續變法圖強，以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的法制形式來治理國家，可以說在秦朝法家思想的那套理論得到全面實踐。

秦王一統後，法家思想正是成為新的治國思想。随着法家思想成為秦朝的治國思想，問題也随之而來，法家主張利用賞罰的手段來治理國家，它強調“以刑去刑”，忽視道德的作用，以利益和刑罰來管理人民，這種在戰争時期可以激勵士兵和将領，可一旦戰争結束，這種正向引導的利益就不再存在，刑罰則會成為新的矛盾的緣由。在秦朝後期，苛刻嚴峻的刑罰成為人民苦不堪言的枷鎖，最終因法家思想而強盛的秦帝國又毀于法家思想。

劉邦建立西漢後，面對破碎的山河與窮苦的人民，劉邦深知隻靠法家思想治國的弊端，他開始在全國推行休養生息之策，這種解放生産力，收複民心的策略使殘破的社會經濟開始緩慢恢複，民心得以凝聚。

道家的黃老思想講究無為而治，它們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這種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對于農民戰争後的政治形勢特别适應，具體到西漢可以從西漢初年陸賈的《新語》中探尋答案。《新語》是西漢初年黃老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在這部著作中陸賈針對漢初的政治經濟形勢探讨了“以寡服衆，以弱制強”的統治方法，認為“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這些言語無不說明黃老思想在西漢初年的政治地位。

時代在發展，西漢經過七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和經濟建設，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不再僅僅隻滿足于當下，他開始尋求新的變革，黃老思想變得有點不合時宜，不過除此之外到底采用哪種治國思想，漢武帝在最初也沒有明确的目标，為此他曾不止一次的以“策問”的方式向賢良之士尋求治國方略。

公元前134年，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主張，漢武帝接受了，至此以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開始在之後的朝代中延續，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儒家思想作為早已存在的思想為何漢武帝之前不重視，在董仲舒提出之後，他卻刮目相看了呢？

原來此時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與孔孟的儒家思想還有一定的區别，原本儒家思想理想化的通過施行仁政來治理國家。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通過整合将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這種新的儒家思想為了能适應當時的社會體系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兩點不僅與封建中央集權的社會屬性相符合，另外也有利于統治階級的封建專制。增加了這些屬性再加上儒家提倡的德政、禮治和人治，儒家思想開始煥發新的生機。

從秦始皇到漢高祖再到漢武帝，治國思想也從法家思想變成了道家思想最後以儒家思想收尾，細細想來也是實情也可以說這三種治國思想都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秦始皇所在的年代，各個諸侯國已混戰幾百年，這時若以儒家、道家的思想來完成一統，現實性無從談起，法家的法治與賞罰手段卻很适合；西漢初期，動亂已經結束，首要任務是恢複生産與經濟，道家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之策不謀而合，漢武帝時期西漢經過70多年的發展，治理國家若再是“無為”與“嚴峻刑罰”有點不合時宜，儒家的仁與禮，道德感化則更适合。

從董仲舒整合的新儒家思想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三種治國思想并不是相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董仲舒找尋到了其中的關鍵。從漢武帝開始表面上看儒家思想成為新的治國思想，其實在儒家思想成為新的治國思想的同時，法家思想與道家思想也并沒有退出曆史舞台，它們隻不過是換了另外一種形式來參與國家的治理。簡言之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來構成的，這種模闆從漢武帝開始被曆代統治者接受并奉為圭臬。

參考資料：《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