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周瑜受貶低的原因，不得不說宋神宗元豐五年，一代文豪蘇轼兀立于滾滾奔流的長江之畔，“想公瑾之神”，“壯公瑾之業”，感慨萬千，以一阕千古絕唱《念奴嬌·赤壁懷古》，抒發出他對風流儒雅，功勳彪炳的周公瑾的無限向往和景仰。

其實，早在三國時代，周瑜便以他的膽略兼人，氣度恢宏和雍容大雅赢得了大家，甚至是敵人的仰慕。但遺憾的是，随着千年歲月的流浙，這樣一位才華卓越，氣度雍容的一代懦将卻在百姓的心目中蛻變成一名妒賢忌能，器量狹小，目光短淺而又意氣用事的青年将領。以至于雖然沒有任何一部史籍提及那位諸葛孔明在赤壁之戰開始後到底做了些什麼，但在千年後的今天人們仍不得不花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争論蘇轼詞中那位“羽扇輪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英雄到底是誰。由此，不禁令人感歎歲月待周公瑾太不公平。那麼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又是什麼原因使得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儒雅雍容被歲月的洪流沖刷得面目全非呢？

元代社會廢止了科舉制度，讀書人沒有了進身之階，由此一大批滿腹詩書的文人放棄了儒業，加入到市井文學的創作中來，使其創作日趨成熟。羅貫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能否認，《演義》在塑造周瑜膽略兼人，雄姿英發的儒将風範時，作者廣征博引各類史料，但小說畢竟是小說，光有曆史的有實性，并不等于有一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更何況指導全書的“擁劉”的思想傾向和小說的創作規律迫使作者必須具有鮮明的立物，于是，在作品中的劉備之仁關羽之義，張飛之猛，趙雲之勇以及孔明之智，無不絢麗多資，閃爍着理想主義色彩的濃厚的古典浪溫主義色調。對于其它人物，便隻能以陪襯面日出現。

因此，無論在曆史的舞台上周瑜如何叱咤風雲，但在《演義》中去終究無法擺脫作為陪襯的命運，并且可能毫不誇旨地說他是諸葛孔明的頭号陪襯人物。的确，《演義》的周瑜确是足智多謀，智勇雙全，他的才略甚至可能蓋過一世奸雄。但是，在與諸葛亮的交鋒中卻處處受制，屢屢敗北。正如毛宗所說的“以周瑜之乖巧以襯托孔明倍乖巧”。

然而，作為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孔明需要的不僅僅是足智多謀，神機妙算，還必須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寬宏大量的坦蕩氣度和覺着老練的雍容氣的雍容氣質，而這一切與史載的周瑜性格類型太相似，不易産生性格上的碰撞，那麼故事情節将無法展開，諸葛亮的個性更無法得到充分的展示。 　為了塑造那位人格近乎達到自我完善的賢相名臣，作為一名出色文學家的羅貫中不惜突破史料的束縛與限制，吸收民間文藝想象的空間，進行小說藝術的虛構，對周瑜的性格加以改造，并以他的心地偏狹反襯孔明的胸無芥蒂，以他的意氣用事反襯孔明的覺着老練。周瑜的氣量狹小，意氣沖勸和孔明的寬宏大量，沉着光練都在對此中清晰地展現出來。其實，任何一部史書都沒有提及瑜亮間的如此恩怨，諸葛亮的主要作為是在劉備死後，在此之前除了出使東吳餘下的事，主要是為劉備管糧草後勤等，赤壁之戰後周瑜給孫權上書告誡要謹防劉備時，提及的隻是關、張二将，對孔明隻字未提。由此可見，諸葛亮的才能與地位在當時都沒有引到周瑜的重視，那麼周瑜又怎麼可能去與一個無名小輩為難呢？但是為了中心人物塑造的審美需求，這種對照性的描寫還是始終貫穿着周瑜與孔明的交鋒，以經改造了周瑜形象來僅襯出諸葛亮的性格魅力，而市井文學巾周瑜那偏狹沖動的個性經過小說家的妙竺筆生花便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越發地鮮明生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