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美國大選是全球矚目的話題，但随之而來的種種美國亂象與沖突也讓人不禁發問：曾經所謂的“民主燈塔”是怎麼了？美國的社會撕裂為什麼會嚴重到大家各說各話，找不到共識的程度？ 近日，觀察者網采訪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教授、長期在海外教授儒家哲學的李晨陽先生，請他就為什麼美國社會産生撕裂、儒家思想中的“和”是否能在美國推廣、美國學界是否開始反思“自由”與“民主”的意義等問題談談看法。 以下為采訪全文。

【采訪/觀察者網 徐俊】

觀察者網：根據網上的消息，您是1977年參加高考的，應該是高考恢複後的第一批考生。請問您當時為什麼會選擇哲學系，又是什麼機緣讓您選擇從事儒學研究，并且不斷地在海外進行推廣的？

李晨陽：謝謝觀察者網的采訪。是的，我是高考恢複後的第一批考生。結束上山下鄉回城後，我在一個地方政府做秘書工作。考大學主要是想通過學習哲學來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在北大讀書期間，我逐漸對西方哲學産生了興趣。

碩士畢業一年後我去了美國留學。我先到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一年以後轉到康乃狄克大學，跟随喬爾·考普曼（Joel Kupperman）學習分析哲學和比較哲學。他哲學研究的一個特點是參考中國和印度哲學思考問題，這對我影響很大。

博士畢業工作後，我主要講授西方哲學。當開始教一些中國哲學的内容之後，我越來越覺得西方人講的中國哲學的哲學性不強。這也難怪，當時在歐美從事中國哲學的學者主要是東亞系、曆史系、或者宗教系的。他們大部分人并沒有進行過正規的哲學訓練，很難跟哲學界進行有意義的交流。他們無疑對海外傳播中國文化做出了有益的貢獻，但是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對中國哲學的表述也加深了海外對中國沒有哲學的偏見。

我在發表了幾篇純語言哲學的論文之後，就把主要精力慢慢轉向研究中國哲學，特别是儒家哲學。儒家哲學與儒家的文化傳統有很緊密的聯系。我少年時代跟祖母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也曽到鄉下陪外祖父、外祖母同住，受到了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應該說，他們是我最早的儒學啟蒙老師，為我以後的研究儒學打下了堅實的生活體驗基礎。在美國教書近二十年後，2010年我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牽頭建立哲學系，我們系的重點之一就是儒家哲學。能夠在海外為推廣儒學的研究和傳播做一點事情，我感到很欣慰。

觀察者網：您在談論儒家的時候有沒有遭受一些質疑，比如：孔孟自己都沒有能夠拯救天下，給天下帶來太平，為什麼到了現代還要研究，并且推廣儒家思想？您是怎麼回應的？

李晨陽：這個問題很有意義。在國外講授哲學，尤其是在英文語境裡講授哲學，是一種平等地跟學生講道理的過程。我在闡述儒家觀點時從來不說儒學可以拯救天下。我主張儒家哲學的很多思想對現代社會仍然有重要意義，仍然值得堅持和推廣。

比如，儒家關于“愛有差等”的思想有沒有道理？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是否應該奉行？在這一類問題上，學生往往是分為兩派的。有些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對于持反對觀點的學生，我不要求（其實也不能強求）他們接受儒家的觀點，但是他們必須了解儒家“愛有差等”的理由，盡管他們認為這些理由不夠充分。

另外，不少學生對于儒家的“禮”感到很陌生，不理解社會生活為什麼需要“禮”。我就問他們，你畢業時會參加畢業典禮嗎？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會參加。我告訴他們，畢業典禮就是一種“禮”。所以，他們跟儒家的差别不是要不要“禮”，而是要什麼樣的“禮”，要多大程度的“禮”。對儒家而言，也有一個更新“禮”的形式的問題。

有些古代的形式在今天可能不适用了。但是這并不表明“禮”的概念完全不适用了。我近年來主張“禮”是一種“文化語法” （cultural grammar）。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禮”，就像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語法一樣。語言不能沒有語法，文明社會也不能沒有“禮”。這麼一講，學生就可以理解儒家為什麼講究“禮”了。

我總的感覺是，在當前的多元世界中，儒家哲學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需要向世界說明它的重要意義。隻有通過說理的方式才能達到這個目的。說理就必須用人家聽得懂的語言來溝通，否則隻能徒勞。這也許是在海外做儒學的人們感受最深的吧！

觀察者網：您在海外教書的時候，您覺得當地學生對于儒家思想，或者其他中國哲學流派的接受程度有多少？他們認同“孝悌”以及“關系性自我”（relational self）這樣的觀念嗎？

李晨陽：我一直認為，教書不是傳教。在海外講授儒家哲學的目的跟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目的有着根本區别。我要求學生能了解儒家哲學，能把它的觀點和理由說清楚，最好是能夠有同情的理解，而不期望他們系統地接受儒家思想。對大多數學生而言，這種期望可以實現。

“孝悌”大概是在海外、尤其是現代西方社會最難讓學生接受的觀點。在讨論孝的問題時，學生很容易分成兩派。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我想這跟他們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經曆有關。比如有天主教背景的，家庭關系比較好的學生，更容易認同“孝”的觀念。在這方面，其實國内也有類似的情況。我本人也不認同自漢代以後那種極端的“孝德”，而贊成荀子對“大孝”的闡述，即與大義不相背離的孝道，認為它在現代生活中更有生命力。

山西安澤縣荀子像（圖源：騰訊網）

“關系性自我”是近年來西方女性主義關愛倫理學的一個重要命題。它與儒家哲學的倫理思想有相似之處。關愛倫理學是20世紀最後20年的西方哲學領域的重大突破，現在跟康德倫理學、功利主義、以及德性倫理學并駕齊驅，是現代西方哲學的顯學，很值得重視。近二十多年來我也一直研究關愛倫理學與儒家倫理學共同關心的問題。

由于關愛倫理學的影響，儒家“關系性自我”的觀點對學生并不那麼陌生。我認為，在這方面，儒家哲學與關愛倫理學是同盟軍，可以互相借力，互相支持。多年來我一直主張，世界上各種受過時間檢驗的文化傳統的主要價值是相通的，盡管它們在各個傳統中的優先性和具體表現形式會有所不同。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等觀念有普世的意義，不難被人接受。

觀察者網：在研究西方哲學和與西方哲學界打交道的過程中，您覺得有哪些方面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李晨陽：英語世界的哲學界跟中國國内的哲學研究至少有兩方面的不同。在格局上，前者更重視哲學問題的讨論，而不是哲學史的研究。大體上說，哲學史是關于曆史事實的研究，包括文本的事實。假如我們對哲學史實掌握了充分的可靠信息，有良好專業訓練的人對于研究的問題應該可以得出相同的或者至少相似的結論。比如說，我們原來對荀子批評孟子的“五行”的内容不清楚。後來出土的帛書和竹簡中有《五行篇》，我們就知道了荀子說的“五行”是“仁、義、禮、智、聖”。通過對各種文本的研究，專家們可以說明這裡每一個概念的意思。

哲學則更有主觀說理的成分，并沒有一套可靠的科學方法。關于事實的充分信息不能解決哲學觀點的分歧。“愛有差等”的思想是孟子還是别人最先提出來的？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來的？是什麼意思？諸如此類是哲學史的問題。這個命題是否成立，為什麼能成立或者不能成立，則是哲學要解決的問題。能夠通過事實證明的科學真理都不是哲學。哲學命題總是可以商榷、可以繼續讨論的。

西方人常把哲學看作一種思想的活動：學哲學是要鍛煉人的思維能力，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和見解，論證有關的觀點。做哲學研究就要投入到思想的交鋒之中，這跟在曆史系或者東亞系的人很不一樣。

相比之下，中國哲學界很多人把哲學看作一種學問。大多數情況下，做哲學研究是研究某一個或者幾個思想家。當你問一個英語世界的哲學系老師他是做什麼研究時，他一般會說是做倫理學、或認識論、或形而上學，很少有人會說自己是研究柏拉圖或者笛卡爾的。這個特點在他們哲學系的網站上很明顯。2019年西方評出的50位最有影響的哲學家都是以研究哲學問題而入選的。國内哲學系的老師則以做哲學史居多。即使兩者都做的人，也以哲學史為主，教出來的學生也大多是以哲學史為本業。

有一位在北大哲學系跟我一起從本科讀到碩士的同學曾經跟我說，他到了美國才發現以前學的都是哲學史知識，基本上沒有受到讨論哲學問題的訓練。我也很有同感。在國外的哲學講座，絕大多數是讨論哲學問題的。我讀博期間，像庫恩（Thomas Kuhn）和克裡普克（Saul Kripke）這樣的大家來做講座，講的是正在探索中的問題，聽衆的問題也都是跟他們商榷的居多。而在國内的大學哲學系裡，大多數的講座是關于曆史（包括當代史）知識的。

請不要誤會，我說這些的意思絕不是說哲學史不重要。哲學史其實非常重要。如果對曆史與特定時期的文本沒有研究，我們就無法知曉古代哲學家提出概念的原意，也無法厘清思想的發展脈絡。國内有很多一流的哲學史家和學問家，也有世界上最好的哲學史研究，即使在西方哲學史某些方面的研究也在前列。我們應該保持這種優勢。但是，相比而言，做哲學研究的則很不成比例。為了中國的哲學發展，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哲學問題。

第二個不同之處是國内哲學界的學者之間較少有學術層面的直接交鋒，研究儒家哲學的朋友們尤其如此。人們會把哲學批評看作惡意的個人攻擊，怕面子上不好看。所以，表面上大家都很舒心和諧，但是很難有思想上的火花碰撞。可結果是，哲學界就缺乏了善意的、建設性的批評，而這則是哲學進步的必要條件。

實際上，哲學不是既成的科學真理，任何哲學命題都可以受到挑戰，以及進一步探讨。所以，除了要“照着講”和“接着講”，還應該有一些“反着講”，不要總是“順着講”，不能繼續“疏不破注”。“反着講”不是說為了反而反，不是“杠精”，而是要勇于提出不同的看法，推進哲學探索。儒家哲學很大一部分的豐富性恰恰是思想家們“反着講”而成就的。比如，荀子在人性問題上就是跟孟子反着講的；王陽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朱熹反着講的。

王陽明講學圖（圖源：騰訊網）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知行合一”是一個事實判斷還是僅僅是價值判斷？如果是事實判斷，持此主張的人如何解釋有些人知而不行的現象？如果用縮小“知”的定義範圍來解決這裡的矛盾，怎麼說明其它方面的知識？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進行仔細讨論的。

某種意義上，真正的哲學就是會讓一些人不舒服，因為會讓他們感覺到自己的思想可能有問題。蘇格拉底讓雅典的人不舒服；孔子、孟子讓不少國君不舒服。

有一次我跟一位美國的哲學教授談他到中國來講學的感受。他很失望地說，聽衆都向他請教知識，沒有人跟他讨論問題，都把他當作學問家，而不是哲學家，而他非常想聽聽中國學者對他的哲學觀點的不同看法。這從側面反映出我們哲學界不同的一面。

我認為，隻有通過積極的交鋒，有更多善意的、建設性的批評，哲學才能進步，當代中國才能培養出自己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而不僅僅是哲學史家。如果隻是彼此保持距離，各說各話，井水不犯河水，就很難有思想的創新和哲學的進步。

觀察者網：近年來在中國國内興起了一股“國學熱”，但與此同時，也有一股反對過熱的輿論，比如認為《弟子規》本身并不“經典”，對其熱捧的做法是從台灣傳來的。對傳統文化，我們也一直強調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精華和糟粕的判斷标準又帶有一定的主觀性。您怎麼看“國學熱”？您覺得該如何判定何為精華何為糟粕？

李晨陽：我十幾年前很支持把國學“熱”起來，也回國參加了一些有關活動。我現在仍然認為“國學熱”的主流是傳統文化的複歸，是一個好的現象。但是，什麼東西一旦熱起來，就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近來我在思考兩個問題。其一，一個民族應該用多少社會資源來支持文化傳統的複歸與重建？有沒有一個适當的度？

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中心的主任是一個猶太人，就曾問我，你們中國人為什麼總是看着過去？她說：“我們猶太人的傳統也很悠久，可是我們不像你們那樣把眼睛總盯着過去。”她的話讓我深思。我覺得一個民族不應該過于迷戀自己的過去，尤其在分配社會資源方面要兼顧思想的創新。

其二就是你說的精華與糟粕的問題。你說得很對，這方面的判斷标準有一定的主觀性。有一些問題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不能一下子就解決。我認為，一個比較有效的解決辦法是增強哲學在國學中的作用。我認為，哲學就是要多提問題，有批判性思維，多進行反思，而不是盲目聽别人的宣傳。

我們老祖宗說的話有的是對的，但有的不一定對。我們應該把問題提出來，擺在桌面上，大家評評道理，讓人們有一個自己思考、鑒别的機會。即使我們仍然會有不同意見，不能說服對方，至少我們對有關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其實，我們學習國學的目的之一正是讓人們了解其中的道理，而不僅僅是表面的具體形式。隻有經過認真的思考，深入的讨論，其中的道理才能彰顯出來。

前不久我在網上看到一位參加了“女德班”的年輕媽媽在飯店教訓小女兒，因為她沒有遵守“三從四德”。旁邊吃飯的其他人看不下去了，上前跟那位媽媽講道理。我覺得，這種交流至少給那位媽媽一個好好想一想的機會。讨論的機會多了，我們可以增加對傳統的反思，盡量減少盲目性。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應該是在充分反思基礎上的認同。

觀察者網：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相比東亞國家，西方國家大部分都做得很糟，當地許多百姓對戴口罩與封城非常抗拒。您認為這主要是由于長期風行于西方的個人主義，還是當地領導人決策不夠果斷導緻的？

李晨陽：各國抗擊疫情的措施和階段性的結果很值得我們反思。國内的抗疫無疑取得了很大成績，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決定各國抗疫成效的關鍵因素不在于政體類型，而在于另外三項因素：國家能力、社會信任和領導水平。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個人自由”在民衆的價值追求中占據的地位。

個人主義跟個人自由有直接聯系，但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倘若在一個國家或者文化傳統中，個人自由的地位很高，将影響抗疫過程中對各種社會活動限制措施的實施。大體上，民衆對社會限制措施的承受度可分為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客觀承受度可以有量化标準，例如，當地食品供應庫存如何，民衆是否有錢購買必需品。主觀承受度則取決于民衆是否認為限制措施是必要的，即是否值得他們犧牲某些價值追求。人們對這種必要性的判斷不僅取決于其對疫情威脅的客觀評估，也取決于其對随之而來的價值犧牲是否值得的主觀評價。

今年五月初美國密西根民衆持槍到州政府要求取消防疫限制措施時，他們認為這是在捍衛自己的自由權利。11月12日，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 Jr）在美國聯邦主義律師協會年會發出警告稱，疫情已經造成了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他是一位很保守的法官，發言很能代表美國保守人士的觀點。美國保守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強調個人自由，反對政府幹預。拜登取得大選的多數票之後，說他要親自給共和黨占多數地區的州長打電話，說服他們同意強制人們戴口罩。有16個共和黨州長馬上表态說，别費勁了，戴不戴口罩是個人的自由，政府沒有權力強制。

當然，他們很可能根本不了解疫情的嚴重性和有關措施的必要性。他們中的一些人受到感染之後，有人就後悔了，表示之前沒有認識到病毒的強大傳染力。在愛荷華州新冠确診19萬人，死亡2000人之後（全州人口一共3百多萬），其共和黨州長最近終于改變了以前主張戴不戴口罩是個人自由的立場，發布了全州戴口罩的強制令。毋庸置疑的是，在同等情況下，對個人自由要求高的社會中的民衆對限制措施的主觀承受度比其它社會的民衆低，這會直接影響政府有關政策的有效實施和落實。同時，民衆對政府限制措施的主觀承受度又反過來影響政府決策的力度，使其盡量避免推出會被民衆視為過分限制個人自由的強力措施。

作為一個有儒家文化背景的人，我不像美國的保守人士那麼高度強調個人的自由，但是我不對他們的價值傾向做惡意的理解。價值取向取決于人們對不同價值優先性的取舍。在主流社會裡，任何一種價值取向都有其長處和短處。一種價值取向在某些情況下會導緻有利的結果，在另外的情況下則會導緻不利的結果，不可一概而論。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裡，互相理解是求同存異的前提。否則，彼此隻能越來越成為敵人。

觀察者網：在您的著作《儒家“和”的哲學》（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Harmony）中，您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和”并不是完全相同或者符合（Conformity），而是一個導向讓不同元素相互平衡、合作提升，并且通常能夠帶來益處關系的動态過程（an active process in which heterogeneous elements are brought into a mutually balancing, cooperatively enhancing, and often commonly benefiting relationship）。您能具體說明一下嗎？

李晨陽：感謝讓我有機會談談我自己的研究。大約從2000年開始，我把注意力轉移到儒家“和”的概念上。當時主要目的是要回答1999年出版的 The Tao Encounters the West（《道與西方的相遇》）一書的一些後續問題。2004年國内提出“和諧社會”的理念之後，各種有關讨論很多，也給了我一個冷靜思考的機會。

《儒家“和”的哲學》于2014年出版。在書中我利用早期儒家經典中關于“和”的思想加以發展和重新闡述，主要強調兩點。第一，儒家的“和”是一個深層的、動态的概念。說它是深層的，是因為我們應該把它跟中國哲學的“氣”本體論聯系起來理解，儒家在這方面從本體論到社會哲學再到倫理學一脈相承。說它是動态的，是因為我們要把它放在“生生（和生）大化”的脈絡中理解，即是一個導向讓不同元素相互平衡、合作提升，并且通常能夠帶來益處關系的動态過程。這樣的“和”反映了一種宇宙觀、世界觀、也反映了一種價值觀。

第二，在社會實施方面，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是儒家“和”的哲學的一種體現，應該在哲學高度來具體闡述。在“和”指導下的社會和諧既不強制社會的一緻性，也不完全放任自流，讓社會淪為一盤散沙。這樣的社會和諧必須以禮與法節之。李澤厚認為，從長遠看，“和諧高于正義”，但是在當前，還是應該強調公共理性和正義的首要作用。

我覺得，在理論層次，以上說明的“和”的哲學理念高于具體社會的“和諧”，也高于社會的“正義”。因為社會的“和諧”與“正義”都應該在“和”的哲學前提下才有意義，才可以合理地定界。

與西方哲學的有關思想相比，在宇宙觀方面，儒家的“和”與柏拉圖的先天即成的理念世界完全不同。在價值觀方面，它也不同于柏拉圖“理性”一家獨大的取向。現代西方哲學與社會不但抛棄了柏拉圖的非多邊式的、強壓式“和”的理念，也抛棄了“和”的理想本身。他們擔心的主要是在“和”的名義下對個人的壓制。但這種态度與做法無疑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按照儒家的理念，政府在“和”的過程中的作用是“導”而不是“壓”。“和”是一個多方參與共建的過程。要實施這種理想，人們首先必須持有這樣的理想。認識到隻有多邊主義的相互平衡、合作提升的“和”才是人與人、人與自然最好的生存方式，如果連這樣的概念都沒有，就根本談不上如何積極地實施。哲學是建立和推廣有益思想的事業，而哲學的作用正是要設法讓人們接受正當的理想，然後才會有如何落實到生活實踐中去的問題。

觀察者網：現在美國社會的撕裂程度應該遠遠超過您求學那會兒。在一些對特朗普和拜登支持者的采訪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之間似乎很難找到共識，大家各說各話，仿佛沒有互信的基礎。您認為這種情況是怎麼造成的？您認為“和”的思想能否在美國推行？您覺得新加坡有哪些民族政策是值得美國學習的？

李晨陽：是的。對當前美國社會的撕裂，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會給出各種各樣的原因。從哲學的角度看，“和”的思想與價值的缺失是一大原因。大家都各持己見，認為隻有自己擁有絕對真理，互不讓步，不肯從别人的立場考慮問題，結果隻有你死我活，魚死網破。在2020年美國大選中，兩派中很少有人秉持“仇必和而解”的哲學，不少人欲緻對方于死地而後快，這是人類社會21世紀的一大悲劇，也從反面說明了“和”的重要性。

從當前看，“和”的理念在大多數美國人心中沒有分量，或者把“和”理解為淺薄的一團和氣而已。最近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與人合編的《桑德爾與中國哲學》一書收入了一篇我對他的批評文章。我認為，沒有“和”的社會哲學，不僅自由主義不能建設好的社會，像桑德爾那樣有明顯的社群主義傾向的理想也行不通。

邁克爾·桑德爾教授曾因主題為“正義”的系列課程而名聲大震（圖源：澎湃）

比如，現在人們一般都試圖從捍衛個人權利的角度來解決種族的不平等問題。個人權利當然很重要，也必須強調并予以實施。但是它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那種認為隻要個人沒有做錯事，整個社會就一定會好的想法是天真甚至有害的。另一方面，如果大家都僅僅從個人權利的角度評判是非，就可能造成人人都是受害者的心态，反而更加重社會的撕裂。

解決美國當前的問題需要各方面的合力。其中，“和”的價值與理想可以起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新加坡這方面做得很好。新加坡也是一個多種族、多宗教的國家。它與美國的一個重要不同在于“和諧”是新加坡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與重要目标之一，也在新加坡人心中占據重要位置。當年李光耀做總理時，規定國會裡必須有反對黨，選不上也要指定參加國會的反對黨議員，目的就是要讓大家都可以講話，聽到代表不同人群的聲音。

新加坡有很多富人。但是政府為一般國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國民，提供住房幫助，實行居者有其屋。在這方面，新加坡跟香港等地有天壤之别。現在大約80%的新加坡人擁有政府補貼的公寓，而這種公寓按照種族比例分配。所以新加坡沒有像美國大城市裡那種少數民族集中的貧民窟，治安也非常好。我們大學的超市裡有一位營業員是河南來的小姑娘。她半夜下班後都是自己走20-30分鐘回宿舍，這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總的說來，新加坡是一個和諧和美的社會。當然，新加坡的有些做法隻有在一個“和”的價值深入人心的國度才能實施。沒有這種價值認同，就很難實現。哲學的工作正是要論證“和”的理念，并使之言之有理，深入人心，然後才能實現于社會。

觀察者網：據您所知，在看到了近期社會亂象之後，西方學界整體上有沒有開始重新思考他們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等概念的意義？有沒有準備開始探讨“和”的意義？

李晨陽：最近美國的大選中的種種亂象确實對美國的民主操作造成了很大影響。自從1985年到美國後，我一直在觀察他們的政治運作。在大多數情況下，至少在表面上看，美國的政治是一種“君子”政治，有點像體育比賽：對手之間在競選時盡力争奪選民，一旦選舉結果出來了，落選者大大方方認輸，表示尊重選民的決定。

2016年希拉裡輸了之後，盡管她可能在心裡對特朗普恨之入骨，也完全沒有輸掉大選的思想準備，還是承認落選，祝賀對方當選。近來的情況有很大變化，有明顯的“小人”政治的傾向，什麼下三濫的手段都用。這對美國的政治建制有很大威脅。美國的建國者其實很在意政治家的品德，這方面跟儒家有相通之處。他們也認為，民主制度的良好運作不能僅僅靠制度，也需要有品德高尚的人。所以，現在不少人政界人士都表示擔憂。

但是，據我所知，這些現象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他們對“民主”和“自由”的信念。在我看來，現在這種“小人”政治之所以有市場，主要還是因為當前社會的嚴重撕裂。就像我剛才所說的，要解決社會撕裂的問題，他們現有的哲學是不足的，儒家的“和”的哲學——我不是說那種膚淺的、幼稚的“和諧”，很值得他們借鑒。儒家的“和”的哲學跟“民主”和“自由”的信念不矛盾。

我最近與友人合作編了兩本有關的書，一本是Conceptions of Harmony in Chinese Thought (中國思想中“和”的構想)，另一本是與“和”相似的思想在不同文化傳統中的呈現，書名就叫Harmony。希望通過這些努力能有更多的人關注相關問題，引起更多的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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