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隋紀五》：“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裡，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裡。隋氏之盛，極于此矣。”

據《資治通鑒》史記，隋文帝楊堅傳位給隋炀帝楊廣之後，在大業五年（609年）人口統計，全國大概有890萬戶，5000萬人口左右。然而由于隋炀帝過于急功好利，大興土木，在前人的基礎上修建隋朝大運河。營建東都洛陽，大造龍舟、樓船，為滿足其驕奢淫逸的生活。對外頻繁發動戰争，西征土谷渾、三征高句麗。令全國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導緻大量的農民起義，原本大好局面，最終瓦解。唐朝接手後，據武德七年（624年）統計，全國人口僅200餘萬戶，人口1500萬左右。

貞觀之治，是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627年-649年）展現的政治清明、經濟複蘇、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因其在位時年号為“貞觀”，故史稱“貞觀之治”。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礎，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貞觀年間，其實延續了隋朝的多種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調制、科舉制、常平倉制等，在此基礎上進行完備，對後世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

唐太宗李世民善于用人和納谏，既是貞觀之治出現的原因之一，又是貞觀之治的重要表現之一。

知人善任，用人唯賢，不問出身，因此能夠從各階層搜羅許多傑出人才。如重用隐太子李建成舊部魏征、王珪等，降将尉遲恭、秦瓊等。注重人才選拔，不問出身，曾先後五次頒布招賢令。

都說伴君如伴虎，皇帝口吐聖言，無人敢逆。而唐太宗卻說，各位臣工，随便怼，對了采納，錯了也沒事。唐太宗在位23年，進谏的官員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後200餘事，數十萬言，據說後來太宗見到魏征，心裡都發怵。是因為唐太宗能夠兼聽衆議，注意納谏。其臣下敢于犯顔直谏，形成了中國君主專制社會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風氣。

科舉制

以前的察舉和唐朝的科舉制有大不同，以前的察舉，基本靠有權勢的人推薦上去的，到了隋朝改成靠考試來推薦人才，于是就出現了科舉制。唐朝取其精華，于是開始大辦科舉，科舉制就是這麼從唐朝興盛起來的。唐朝出現大量的文人，離不開科舉制的盛行。同時也讓萬千的貧寒子弟有了人生奔頭。

均田制與租庸調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在隋朝覆滅的農民戰争中認識到人民群衆的力量是偉大的。他的心裡永遠都住着一個人———隋炀帝，時常警示着自己。避免犯隋末的錯誤。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制，獎勵墾荒，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産，耕作有時，衣食有餘，安居樂業，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是貞觀之治最主要的表現之一。均田制作出了丁男受田的規定。凡年滿十八歲的男丁給田一頃，其中八十畝為口分田，二十畝為永業田；工商業者，永業、口分田各給一半。租庸調制作為與均田制配套的賦稅制度,也是當時最為重要的賦稅制度之一。這兩項制度不僅對當時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和繁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對後世的土地、賦稅制度思想都有着深遠的影響。

扶持商業

士農工商，在古代商人地位是比較低的。貞觀年間是不歧視商業的君主專制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唐太宗的高瞻遠矚之處。在他的倡導下，貞觀年間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

國家在雄厚的經濟基礎支撐下，科技不斷發展，軍事逐漸強大，萬國來賀，唐太宗甚至被稱為“天可汗”。到了天寶元年達到了頂峰，全國人口達到了850萬戶，民間處處歌舞升平。

參考資料：《舊唐書》、《新唐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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