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會昌

“歸去來兮，田園将蕪，胡不歸！”這明快的調子，正是五柳先生“棄祿歸耕”的思想基礎。

五柳先生即東晉大詩人陶潛，陶淵明也。其曾祖陶侃，乃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因是少數民族，雖山武功博得高位，但“望非世族”，與當時王、謝諸姓之聲望不可同日而語。陶淵明出生時，家道衰落，以陶淵明此出身，不被社會所重視，更決定他在仕途升進上受限制。

他自幼受儒家“六經”教育，年青時曾懷濟世之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足見其抱負遠大。從29歲起，他先後出仕祭酒、參軍、縣令，然每次曆時皆短。任彭澤令時，一督郵臨縣，他手下人勸禀應“束帶見之”，陶長歎曰:“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裡小人邪！”當日即解職而去，任其職僅80多天。

“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餘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以祿代耕”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他在幾度矛盾彷徨後，終走上“躬耕自資”之路。

他這種自然的質性，非矯厲可得。辭官歸田，反映出他酷愛自由，不受羁索，人格高潔，正直不苟合的心靈，恬淡的田園生活最适宜他不過了。“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流露出他明哲保身的隐衷。《飲酒》其二十，把當世比作焚書坑儒之“狂秦”時代，出仕與歸耕的思想鬥争，恐怕是儒家用舍藏之舊訓、道家用處世之哲學亦不起作用。

于是，田園生活則成其精神寄托了。“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榆巅。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如此生活，便成了他的理想王國。

田園生活頗富情趣，與田夫野老結廬為鄰，共田間勞作，并建立了淳樸友誼。“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天雜言，但道桑麻長”，“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彼此話題相通，此正是他當時生活的具體寫照。

早出暮歸，習以為常，同鄰裡關系處得也相當融洽。他們之間不拘禮數地暢飲，無所顧忌的閑談，相與忘形，深感酒中之深味。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未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艱。”“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事都不營，而以求自安？”正是此田園生活，他對農人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對自己的選擇心安理得，“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五柳先生有自己的精精生活，有志趣相投的朋友，他們或為隐者，或為小吏。彼此往來，談古論今，寫文章同賞、共切磋，無厭倦時。

“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禦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盡管他要求不高，但仍不能解決溫飽。天災人禍也會突降，他44歲，家遭火災，一家人無處存身，隻有暫栖門前的舟舫上。旱澇每歲常有，蟲災、風災等自然災害頻仍，緻“收斂不盈廛”。“薪者向我言，死殁無複餘”，可以想象人民是如何的遭受戰禍的荼毒。人禍，詩中無處查找，概有所忌。

至桑榆之年，他生活日困，有時不得不乞食，常靠向人告貸和朋友赒濟勉強維持半饑飽生活。至死，此狀況無稍許改變。

五柳先生可謂窮且益堅，在艱難竭蹶中，未絲毫改其素志。曾“征著作郎”，他斷拒就職。江州刺史檀道濟曾“饋以粱肉”誘勸，他“麾而去之”，《飲酒》中詠青松，正是他孤高品格的寫真。

《桃花源詩并序》正是他歸耕後20年的生活、經曆、憂患、感慨而成，反映了當時廣大農民的願望，其現實意義是應予充分肯定的。

他長期隐居，并沒忘記政治，《詠荊轲》、《讀山海經》等篇章，皆深深寄托了他的愛憎。

五柳先生有血有肉，《閑情賦》很有纏綿悱恻的味道，這類對愛情關系的大膽描寫，有着明顯的魏晉烙印。

正是這一生中許多的痛苦和不幸，才造就了他獨特的人生路，在文學上成就了意深旨遠的“陶體”，造成了橫亘千古的沖淡自然的藝術風格。

作者介紹：孫會昌，男，1970年出生，原籍聊城東阿縣。現居濟南市平陰縣。中華詩詞學會會員、齊魯書畫家協會會員、山東省百姓學習之星等。

【編輯制作：滑溜，本名劉健，高級教師，憨派文學創始人。在其《滑溜》一書的扉頁上赫然寫着：憨則精，精則憨。/ 憨者因為憨走向了死亡，/ 精者因為精走到了盡頭。/ 人生不同，/ 人死相通。/ 活着，曾經為一根雞毛面紅耳赤，/ 可以為一個女生舍身忘死；/ 死了，不驕傲廣廈千萬美女滿城，/ 不沮喪與狗為伍娶羊為妻。】

壹點号中國憨派文學滑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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