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弗裡茨-馬赫魯普在他的《美國知識的生産和分配》（1962年）一書中創造了“ 知識産業 ”一詞，受此啟發，彼得-德魯克創造了 “知識經濟” 的概念。在其 1969 年出版的開創性著作《非連續性時代：我們不斷變化的社會指南》一書中，“ 知識經濟 ”已然被作為書中第12章的标題。遺憾的是本書至今未有中譯本出版。

相比其他可以立馬對号入座，快速實踐的著作而言，本書更多着墨于世界變化的洞察前瞻，大師認為“ 知識經濟 ”是對社會産生重大影響的主要變化之一，稱之為“ 第四種不連續性 ”。“知識，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已經成為經濟的中心資本、成本中心和關鍵資源。這改變了勞動力和工作，改變了教與學，也改變了知識的意義及其政治。”

而其他三種主要變化包括：

- 新技術的出現，能夠産生新的行業和商業

- 從"跨國經濟"到 "全球經濟"的過渡，導緻全球市場的建立

- 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政治矩陣正迅速變化，導緻了新的社會政治現實

時至今日，當年德魯克對即将到來的知識經濟的設想已經成為現實。知識成為知識經濟的驅動力，知識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有學者将知識經濟定義為 “以知識密集型活動為基礎的生産和服務，這些活動有助于加快技術和科學進步的步伐，同時也有助于快速淘汰。” 因此，它是一種創造、獲取、轉化、轉讓、傳播和有效利用知識以促進經濟發展的經濟。知識經濟一個主要特點是，與有形資源相比，它更多地依賴于無形資源和使用這些資源的認知能力。想想看，今天的汽車已不再是一種使用金屬制造的産品，而更多地是一種融合了數據、信息、知識和大量智能的智能機器。這完全改變了我們生産和使用它們的思維方式。

同時，德魯克也認識到人類在預測未來方面的困難，因為人類的思維總是關注連續性，也就是用今天的現實來推斷近期的未來。通過評估工業和經濟過去的發展，專家們可以衡量結果，并在此基礎上預測一些趨勢。但他們無法預測不連續性，無法預測危機，無法預測到一個拒絕與活生生的現實相一緻的未來。

因此，你會發現真正的問題不是數據、信息和知識的數量，而是我們分析和解讀它們的能力。即使産生了大數據等新技術和數據挖掘的智能程序，我們在不确定條件下判斷意圖和做出決策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換個角度說，知識經濟就是關于豐富的無形資源與有限的人類處理能力之間的那些事兒。

小時候上學，老師家長反複說：“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那時候沒有網，參考書也寥寥無幾，顯擺工整的筆記是好學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去年，網上曝光了清華學霸教科書級的結構化讀書筆記，也着實令人歎為觀止。

不難看出這反映了一個靜态的、有限的知識世界，以及一種明确的思維方式。上面記筆記的例子是人類三個基本知識領域裡，理性知識的現實表達。理性知識被認為是客觀的，這使其适合于表達科學和技術知識。另外，西方國家的教育也是從客觀的角度出發，強調科學技術的重要性，這意味着理性知識的首要地位。理性知識基本上是顯性知識，由我們的推理思維和自然語言框定的。是一種遵循笛卡爾精神的建構。

除了理性知識外，情感知識是我們身體對外部環境的無言反應，它是情緒和感覺的直接結果。情感知識具有主觀性和情境性。而第三類的精神知識則包含着價值觀和倫理原則，在決策中至關重要。與理性知識不同，情感知識和精神知識都蘊含在隐性知識中，混雜在經驗的模糊描述中。

知識經濟之所以成為現實，是因為構建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創新階層），使人們能夠以其創造力為社會的新财富做出貢獻。這個階層由通過創造力增加經濟價值的人組成。因此，它包括大量的知識工作者、語言符号分析者和專家及技術工作者，他們在經濟中的真正作用是無以倫比的。同樣存在的，在知識型組織中，關鍵的員工是知識工作者。他們的業務是思考和創造知識。他們不是由流水線聚集起來的，而是融入到相互關聯的專業網絡和社區中而形成的生态。

今天，我們還能堅持不懈地還記筆記麼？這麼多知識記得下來麼？記下來之後什麼時候還能記得派得上用場呢？我們能否成為創新階層的一員？在外部環境複雜化，我們的工作 / 學習時間碎片化，知識結構煙囪化 / 靜态化，知識來源日趨娛樂化 / 推薦化的當下，作為研究組織行為學的專家，我以為陳春花适時提出 “ 認知自我，認識世界與未來，認識能力，成為更好管理者 ” 的觀點，不啻為一劑良方；我們不能當鴕鳥裝不知道；人生苦短，時間都去哪兒了呢？正視及迎接未來的挑戰；正本清源，克服自我提升的障礙，才能乘風破浪，步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