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無論他走得多遠，飛得多高，有兩個地方他是永遠不會忘卻的，一個是故鄉，一個是母校。

我的母校有好幾所，最難忘的還數民勤一中，這不僅僅我在這裡上過學，還當了一年的老師，有了這兩種身份，我便對這所學校有了一種刻骨銘心的情懷，許多東西，潛移默化地滲透了我的性格中，以至于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我總是擺脫不了母校留在我生命深處的印記，這才讓我一步步地走出民勤，又走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

一九七二年，我和許多鄉下的孩子一樣，穿着黑色的粗制布老棉襖，背着口糧和行李卷兒，懷揣着對未來的美好夢想，踏進了民勤一中。那時的民勤一中，有許多外地老師，說話都蜇聲子（外地口音），我的班主任老師叫謝俊，就是蜇聲子，講着一口四川話，起初，我們聽的不太懂，後來聽得多了，這才體悟到了四川話的生動與妙處，他講課有一個特點，講到高興處，總愛手舞足蹈，像在表演，他用四川話說圓球的“球”時，總要拖着一個長長尾音，惹得全班同學哄堂大笑。當然，也有普通話講得很好的外地老師，比如二班的班主任劉仲湘，湖南人，他是講語文的，他在别的教室裡講課時，我聽到過，他的聲音很渾厚，很磁性，從教室裡傳出後依然很動聽。有時，我下課了，就站在他講課的教室外面偷聽一會兒，覺得也是一種享受。當時沒有粉絲之說，如果有，我絕對是他的鐵杆粉絲。我的語文老師是龍一村，學生在背後叫她龍老婆子，其實，那時她并不老，為什麼學生們在背後那麼叫她，我實在搞不清楚。後來我大學畢業去了一中當老師，她還常常把我叫到她家去吃飯，她的女兒忽閃着明亮的大眼睛，一看我，我就不好意思地回避開來了，卻不敢跟她搭話。其實，嚴格意義講，她應該是我的小師妹，我上高中時她上初中，早就見過面的，隻是從沒說過話。那個時代，男女生之間好像隔着一道牆，誰都不好意思逾越。記得龍老師每次叫我“小唐”時，聲音總是拉得長長的，四川普通話中滿含着一種母性的溫暖，讓我感到十分親切。後來我調出民勤一中，就少有聯系了，再後來，她調到武威師範，我調到了金昌日報社，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她了。一九九八年，她病逝了，我難受了好幾天，遺憾的是，我得到消息太晚了，沒能趕去為她送行。

我到了高二，語文課換成了許向東老師。許老師給人的感覺很清高，也很有風度，衣服筆挺，走路時總是昂首挺胸腳下生風，如果用現在的話來講，他絕對是一個帥哥。他講課很有激情，動情時，眼裡常常挂滿了淚花。他先後在四中、一中當過校長，他魄力很大，走到哪裡，就把哪裡搞得有聲有色，為民勤的教育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還有一個帥哥級老師，叫王毓英，教化學課，寫得一手好字，講課十分精彩，人也幹淨利索，深受學生的喜歡。他的夫人孫老師在學校圖書館，我在一中當老師時，常到師娘那裡借文學期刊看，這無疑對我後來的寫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寫字好的還有劉敬東、闫好敏老師，他們都教政治課，都是好老師。劉老師的闆書字幾乎成了我們的字帖，他在上面講課，我就在下面照着寫他的字，後來我當了老師，我的學生劉潤和在他的散文中寫到了我，說我的黑闆字寫得好，他們常在下面學寫我的字，我想，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文化的傳承。好敏老師是左撇子，性子急，反應快，表達幹淨利索，排球也打得幹淨利索，他扣球是用左手扣，寫字還是用右手來寫，他的闆書字也很漂亮，讓我學了不少。我與他一起調到四中的，他先當教導主任，後當校長，我一直是他的兵，應該說，他是我共事時間最長的一位老師。

還有一名帶有傳奇色彩的老師，叫王彥山，他青年得志，被打成右派勞改過，平反後又登上了講壇，他的語文課講得非常好，遺憾我沒有聽上，後來我成了一中的老師，常向他讨教。沒幾年，他重返省城，當了省教育學院的教務主任，他本應該好好享享清福，沒想到到省城不久就去世了，是命是運乎？使人想起，唏噓再三。記得到高二時，新分來了一位年輕老師，他叫康天成。他的到來，就像校園裡刮來了一縷風，一下子激活了沉悶的生活。他不僅長得帥，更重要的他的身上帶着一種新鮮和活力，好像有一種永遠使不完的勁，上了舞台，能帶着姑娘們跳洗衣舞，進了籃球場，又能成為校對的主帥，他多才多藝，吹拉彈唱，無所不能，我們的音樂課和體育課都是他帶的，他有很強的感染力和影響力，同學們都喜歡他。老師中，還有馬玉浩、李恭祖、胡自力、牛映奎、許許多多，都在我的腦海裡刻錄了下來，就像一卷封存了四十多年的膠卷，雖然外表黃舊，但是，一旦打開，圖像還是那麼的真切清晰。我知道，在我的性格生成的學生時代，是他們給了我至關重要的影響，給了我知識和心靈的滋養，才讓我有了今天。

民勤一中，讓我這個混沌未開的農村娃大開了眼界，覺得一切都很新鮮，老師知識淵博，學校設施齊全，男生中有才華出衆的，女生中有能歌善舞的，那時，我們班女生少，隻有五個，其他班的女生也不多，男生都不敢與女生說話，大不了隻偷偷看兩眼，到了晚上熄燈睡下，一時睡不着，男生們就愛拿漂亮的女生當話題，說一陣，說累了，就睡了。當時，話題最多的是三班的宋秀英，她是北京姑娘，說着一口讓我們都很羨慕的普通話，她高挑個兒，人也漂亮，穿着另類，氣質高雅，走路時，小胸脯挺得高高的，像隻剛會下蛋的小母雞，給人的感覺十分高傲，當時我們背地裡都叫她宋洋人。高中畢業後，我們農村來的學生都回家當了農民，她卻直接進了縣廣播台當了播音員。記得好多次，在冬日的晨夢中，是她從廣播中把我喊醒的，然後我就冒着刺骨的寒風拉着架子車去地裡送肥。沒想到2003年，北京來的一位導演在武威拍電影，邀請我去談談小說改編事宜，飯桌上，我見到了時任武威電視台編輯部主任的宋秀英，她的變化雖很大，風韻仍尚在。我談到了高中時我們暗地裡給她起的诨名叫宋洋人，講到她目不斜視地從操場走過時，我們偷看她的心情，她一下笑得花枝亂顫，說她怎麼不知道，我為什麼不告訴她？我說，哪敢呀？那時，我們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上，一個灰頭土臉的農村娃，即使打了招呼，恐怕你也不會理睬的。她說，我要打了招呼，她肯定會理睬的。歲月，沒有假若，人生就像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中學時，根本看不到将來，懸念總在後面。

民勤一中時，我的學習成績并不十分突出，除了語文、政治、數學好一些，其他的幾門課都是中等水平，究其原因，不是因為我在課餘時間偷看了幾眼漂亮女生而分了心，主要是饑餓大大降低了我的智力。那時，家裡實在太貧窮，為了我能繼續上學，父母經常到遠親和四鄰處借賬，東家借兩毛，西家借三毛。借到了，勉強湊夠我一星期的夥食費，要是借不到，我的生活就無法保障。記得有一次，父母實在湊不齊我的供養，就在我面臨辍學時，我遠在新疆的姨娘和舅舅給了一點接濟，才讓我勉強讀完了兩年的高中。

當我每每想起這些時，心裡總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苦澀，如果當時我真的辍學了，我的人生又将是怎樣的一種結果？也許我現在就在那個名叫羊路鄉唐家灣村的沙窩窩裡，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勞作着，或者趕着一群羊，正在沙坡上吆喝着，哪能坐在舒适的書房裡，面朝大海著書立說？我感恩我的父母，給了我生命與無私的關受；我感恩我的母校，給了我知識和開闊的胸懷；我感恩我的老師，給了我心靈的滋潤和人格的修煉。多少年過去了，當我想起大學畢業時的情景仍然清晰如昨，我最初是被分到了縣公安局，工作半年後，上面要求專業歸隊，安排我到一中去當老師，我愛我的母校，覺得能與我敬仰的老師一起工作，那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于是，我就毫不猶豫地去了一中。

到一中後，我被安排到初中一個落後班去當班主任，那時的我，對一切都感到很新鮮，也快樂，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落後班，隻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虛心學習，天天向上，服從領導，團結同志。到第二學期期末，學校通知讓我去上五七幹校上學，主要任務是一邊勞動，一邊改造思想，據說是縣上分了學校一個名額，學校就分到我的頭上。當時一聽，頭就大了。我是一個剛出校門小青年，沒有必要再去上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更重要是，我的父親重病在炕，還需要我每星期回去照料。于是，我堅定地說了兩個字：不去！走出領導辦公室，一股寒風襲來，一關門，發出了哐當一聲巨響，我一下緊縮了身子，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風刺骨，天很冷。

就在這學期放假前的一次教職工大會上，領導突然宣布了縣文教局的決定，把我調到了鄉下的一所中學。我一下被搞懵了，在之前，我一點兒都不知道，學校從來沒有給我談過話，文教局也從來沒有打過招呼，一紙調令，仿佛一刀，在我的心上拉開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領導讓我說幾句離别的話，我腦子裡一片空白，搖了搖頭，什麼也沒說，從領導的手裡，接過學校給我送的一個精美的筆記本，從此，母校就像一道遙遠的背影，永遠留在了我的身後。

我原本就是農民的兒子，從城裡來到鄉下，我沒有什麼不習慣的，問題是，這樣走出校門，對我将意味着什麼？人們不可能知道我被真正調動的理由，隻知道一中不要我了，除了說明我的能力水平太差，适應不了那裡的工作，還能說明什麼？

從那時起，我見了人總是灰溜溜的，心裡卻暗暗下了決心，總有一天，我要超越他，那位給我發筆記本的領導，我要讓他知道，他曾經傷害了一顆年輕的心，從此也改變了一個年輕人的命運。

前年，我去北京參加一個文學活動，在北京大學，在“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思考——叩問官場文學的現實意義”主題座談會上，面對幾十家媒體的記者和文學愛好者，我用帶有民勤地方方言的普通話，發出屬于我自己的聲音，也表達了我對文學的另一種理解。晚上睡下，莫名其妙地做了一個夢，夢到我被調到了鄉村學校，來到了一間黃泥巴小屋，屋内透着一股寒冷的光，我泛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我不是從鄉村中學調出來了嗎，怎麼又把我調回去？從夢中醒來，看着自己正躺在五星級賓館的大床上，透過窗戶，還看了北京的高樓大廈，心裡才落到了實處。這樣的夢，我不知道在我一生中重複過多次了，而每次夢到時，場景竟然是如此的相似。這也足以說明，那次意外的調動，在我青春的歲月中留下的印記是多麼的深刻，即便我以後取得了怎樣的成果，職位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也無法從生命的底色中完全消除。而事實上，我到了鄉下的學校之後，我已經理解了這樣的調動純屬正常，一個剛剛參加工作的小青年，你有什麼資格不服從領導？你又不是學校的骨幹，有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也不少，沒有什麼好怨天尤人的。性格即命運，你的命運不是由别人來決定，其實更多的時候，是由自己決定的。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還得靠自己的能量，這個能量，就是知識，知識改變命運。有了這樣的定位後，我才知道了知恥而後勇。就這樣，我一步步地向高處走去，我在四中當了幾年老師後，調到了金昌報，當了幾年記者後，又成了某個小單位的領導，手中有了一點小權之後，我就常常提醒自己，一個善念，也許會成就一個人，一個惡念，也許會毀了一個人。所以，無論我的個人利益受到多大挑戰，我也要把惡念扼殺在萌芽狀态之中。

2004年，我移居到珠海，正式走了專業寫作的路。每當我站在南國的海邊遙望天邊，回望走過的路，回想起曾經的人，無不感歎萬千，有些事，讓人溫暖如初，有些事，很難回首。如果我當時繼續待在縣公安局，一定破了不少大案要案，即便當不上局長副局長，至少也能成為一位德高望衆的老刑警。如果我不從民勤一中調出來，也許我就會像我的老師一樣，勤勤懇懇地當一輩子園丁，三尺講壇寫春秋，一腔熱血育新人，如是，那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可是，我卻偏偏選擇了與命運較勁，才有了今天的風景。人生，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做夢和不斷圓夢的過程，人在不同的年齡段，有着不同的夢，當你圓了舊夢，新夢又開始了。人就是在這種周而複始的過程中不斷地調整着座标，不斷地走向美好，直至生命的盡頭。

從1978年年底，我走出一中的校門後，直到1998年，我曾無數次地從母校的門前路過，卻再也沒有邁進去半步。我不是不思念我的老師，也不是不愛我的母校，正因為思念，也正因為熱愛，才使我下了決心，等我取得了能夠讓我的母校引以為自豪的成績後，我以學子的身份來向她彙報。1998年，我發表在《十月》《小說家》《飛天》《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的反映家鄉生活的小說，結集為《悲情騰格裡》正式出版後，我去民勤參加簽名售書活動。沒想到我的中學老同學，時任一中校長的孫毅仁先生聽到後，讓我來母校搞一次簽售活動，我欣然答應了。2０年了，當我再次走進我的母校時，變化大得驚人，高樓代替了過去的平房，殘留在我腦海中的影子蕩然無存了，唯獨城牆角下的操場，還在那個位置，隻是通過修整後，變得整潔大氣了許多。當我站在天橋上遠眺時，心裡不覺生出了無限的感慨，從民勤一中這所名校裡，一代又一代，不知走出去了多少優秀的人才，而我，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作家，相比于考上清華北大的，相比于在政界叱咤風雲的，我又算得了什麼？想起我被調到鄉下後産生的“超越”之類的想法，又是多麼的狹隘與淺薄？在售書前，我坐在主席台上，面對幾千名學生，激動地說：“我曾為我是民勤一中的學生自豪過，我曾為我是民勤一中的老師慚愧過，自豪是因為母校很出色，慚愧是因為自己的知識很薄弱，如今，當我又一次踏進了我的母校，感覺有一種遊子回到母親懷抱的溫暖，親愛的師弟師妹們，請不要羨慕我今日的輝煌，隻要努力，我的今天将是你們的明天！”

時光太瘦，指縫太寬，一晃，又是二十年過去了，從民勤一中畢業到現在，已經四十年了，我也即将到了花甲之年了，許多東西已經被歲月的風霜雪雨洗刷得幹幹淨淨，唯獨對母校的情感，對老師的思念，卻越發的真切和清晰。我知道母校肯定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的老師肯定又老了許多，希望能在母校九十周年大慶時，再回一趟母校，再看一回老師。

作者簡介：唐達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民勤縣人，出生于五十年代中期，著有《沙塵暴》《一把手》《二把手》《破局》《雙排扣》等十六部長篇小說。作品曾多次榮登全國暢銷書排行榜，并被《羊城晚報》《華商報》《揚子晚報》《蘭州晚報》等全國各地三十多家媒體全文連載過，在喜馬拉雅聽書網播出，受衆達六千萬人次，曾獲冰心文藝獎、敦煌文藝獎，三次獲黃河文學獎。長篇小說《後台》被改編成連續劇《華容道二》，在各大衛視播放過。長篇小說《官太太》被翻譯成越文出版并被改編了越南版的電視劇，《雙排扣》被翻譯成日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