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坐像

鑒真于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年）出生在揚州的一個中層家庭，俗姓淳于。唐朝的揚州是中外交流的重鎮，佛教十分盛行，中外僧人雲集，佛寺多達三四十所。鑒真的家庭充滿着濃厚的佛教氛圍，他的父親是一位虔誠修行的居士，經常到大雲寺參禅拜佛，并在智滿禅師處受戒。在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的雙重影響下，幼年的鑒真對佛教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年），年僅14歲的鑒真征得父親的同意，在大雲寺剃度出家，拜智滿禅師為師，獲得法号鑒真，成為一名小沙彌。

北遊

當時在江淮一帶弘法傳戒最著名的僧人，是被譽為天下四百餘州的“受戒之主”道岸律師。中宗神龍元年（705年），道岸律師路經揚州大雲寺時，見到了跟随智滿禅師修行的鑒真，并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鑒真隻身前往光州（今河南光山縣）大蘇山拜訪道岸律師。道岸律師覺得鑒真勤奮好學且德行高尚，便為他授戒。中宗景龍元年（707年），道岸律師接到朝廷诏書，前往都城長安弘揚律法。鑒真于是跟随道岸律師北上東京洛陽和西京長安學習戒律。

鑒真先在洛陽度過了一年光景。當時的洛陽，名刹林立，高僧雲集，佛教研究十分興盛，鑒真在這裡遊覽了中國第一座佛寺白馬寺，觀摩了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石像，真正開始接觸和感受到佛學。鑒真來到長安後，經道岸律師推薦，拜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弘景律師為師，并受具足戒。佛教十分重視宗派師承，道岸和弘景都師從律學大師文綱，是律宗傳人。律宗以戒律為立宗原則，注重“内心鞏固、止惡興善”，與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華嚴、密、禅等同為著名的佛教派别。鑒真在名師的影響下，對佛學的造詣很深，尤其精通戒律。

長安是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長安學習期間，鑒真無論在見聞上，還是在學業上，都有很大的收益。鑒真在長安深受唐朝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影響，他不拘泥于門派之見，融合各家長處，遍訪高僧，聆聽融濟、義威、大亮、遠智、金修、惠策等律宗高僧講律；他博覽群書，勤學好問，學習佛學、醫學、建築、雕塑、繪畫等各門類知識，這不僅為他南歸揚州講律授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他東渡日本準備了充足的條件。

南歸

玄宗開元元年（713年），鑒真學成後南歸家鄉揚州，并以揚州為中心，在江淮一帶從事宗教活動和社會活動。當時的律宗主要分成南山宗、相部宗、東塔宗三派。鑒真以南山宗為主，廣為參照、吸收其他各家學說，成為南山宗的嫡傳，同時又集三宗之大成，數年之間便成為名滿天下的律學權威，被尊稱為“江淮化主”。

鑒真從南歸揚州之後，到接受日本遣唐學問僧的東渡請求為止，主要的活動包括講宣佛教戒律、建立寺舍、造佛塑像、縫納袈裟、救濟貧病、抄寫經卷、度人授戒等。此外，鑒真還廣收門徒，他的弟子遍布四方、人才輩出，如祥彥、法進、靈祐、志恩、思讬、法瑜、乾印等，都是在當時江淮一帶佛教界聞名遐迩的僧侶。

佛教自6世紀中期經朝鮮傳入日本後，受到曆代統治者的支持和崇信，尤其是笃信佛教的聖德太子，他執政期間大力弘揚佛教，對佛教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進入奈良時代，日本确立了基于佛教思想基礎上的統治體制，整個國家充滿濃厚的佛教氛圍。然而，日本佛教的受戒制度卻很混亂，律宗勢力也很薄弱，律學戒師十分缺乏。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日本遣唐留學僧榮叡和普照帶着到中國聘請律學戒師的使命，跟随朝廷派出的遣唐使團一同赴唐。

榮叡和普照來到中國後，在洛陽、長安一邊學習深造，一邊物色合适的名僧。經過10年的尋覓，榮叡和普照才最終确定下來他們要邀請的高僧人選。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榮叡和普照到揚州大明寺拜見鑒真，并轉達了日本迫切需要招聘戒師以及朝野對他的敬仰和期盼，懇求他到日本講律授戒。鑒真則對榮叡等人說道：“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來施此國大德、衆僧；其袈裟緣上繡着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量，誠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也。”并當即征求在場弟子的意見：“今我同法衆中，誰有應此遠請，向日本國傳法者乎？”結果衆人都沉默不語。後來弟子祥彥才說：“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當時由于造船技術落後、沒有掌握季風規律，面對洶湧澎湃的波濤和變幻莫測的天氣，穿越東海時經常發生船毀人亡的事故，因此祥彥的話并非誇大其辭。鑒真也深知東渡的危險，但為了弘揚佛法，他态度非常堅決地說：“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鑒真的決心感動了弟子，祥彥、道航、思讬、如海等21人當即表示願意追随他東渡日本。

鑒真之所以決心東渡日本，除了普度衆生的佛法思想和榮叡、普照的邀請之外，生活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鑒真成長在國力強盛、文化繁榮的時代，當時朝野上下都具有高度的自信和寬闊的胸襟，他們通過官員、商人、學者、僧侶等，積極與世界各國進行友好交流。如此開放的外交政策和頻繁的對外交流，無疑造就了鑒真開放、坦蕩的胸襟和氣魄，同時也讓他在無形中意識到與外國人友好交往并傳播文化的重要性，進而做出六次東渡日本的壯舉。

東征傳繪卷（局部）

東渡

當時由于沿海一帶經常有海盜出沒，朝廷嚴禁民間私自造船渡海，所以鑒真同榮叡、普照以及同行弟子的東渡準備隻能秘密進行。玄宗天寶二年（743年）春，當造好船隻，備好糧食和經典、佛像等各種物品，正待啟航時，不料禍起蕭牆。事情的大緻緣由是，道航提出如海學問不夠、德行不高，不适合一同去日本弘揚佛法；如海聽了道航的話後惱怒不已，便到衙門誣告道航等人造船出海、與海盜勾結。結果，道航、榮叡、普照等均被拘禁，所造船隻也被沒收，首次東渡計劃就此擱置，同時也由此揭開了東渡磨難的序幕。

事情的原委後來被查清，被捕的僧人都得以獲釋。榮叡和普照獲釋後并不甘心，于是再度拜見鑒真，希望他仍能率衆弟子東渡。鑒真佩服二人的意志，安慰二人，并着手第二次東渡的準備。經過四個月的周密準備後，鑒真等人從揚州舉帆起航。當船隻由揚州東下，航行至長江口附近時，突然遭到惡風巨浪的襲擊，船體觸礁破損，物品被波浪卷走，衆人隻能被迫蹚過淹至腰部的潮水登岸。時值隆冬，天寒風急，大家饑寒交迫。第二次東渡又以失敗告終。

兩次失敗并沒有動搖鑒真東渡的信念，他繼續修理船隻，于一個月後第三次起航東渡。這次航行數日後，遭遇大風浪，無法航行，隻好抛錨，停靠在海灣。經過一個多月的等待，風力變小，于是再度揚帆起航。不幸的是，航行數日後，船體觸礁，滿船的經卷、佛像、藥材和糧食等散落海底，許多人因此失去了性命。活着的人則困守荒島，最後被附近的漁民發現并禀告官府。後來，官府派船營救鑒真一行人上岸後，将他們安排在阿育王寺。第三次東渡失敗。

鑒真在阿育王寺住下來之後，附近寺院的僧人聞訊而來，紛紛懇請他去講宣律學，設壇授戒。鑒真于是帶領弟子們周遊各寺，并乘此機會四處化緣，為第四次東渡籌集資金、置辦物品。由于江浙一帶不便出海，鑒真便南下，從福州出發。然而，由于衆信徒十分擔憂鑒真東渡可能會危及他的性命，以及由此給律宗在江淮一帶的弘法帶來巨大損失，因此，靈佑會同揚州各大寺院的三綱（即三個主持佛寺的僧職上座、寺主、維那），聯合向官府申訴，請官府出面阻攔。最終，鑒真一行被官府半途截回揚州。官府因害怕鑒真再次東渡，索性将他軟禁起來。至此，第四次東渡失敗。

一晃3年過去了，官府漸漸放松了對鑒真的監視。榮叡、普照又和鑒真相會，商議第五次東渡。這次東渡在東海上來回折騰了很長時間，耗費了不少積存物資，尤其是淡水用盡，每天隻能以少許生米充饑。在經過14天的漂流之後，船隻抵達海南島的南端。逗留海南島期間，鑒真依然四處講宣律學，登壇授戒。然而，榮叡和祥彥因辛苦跋涉、勞累過度，相繼圓寂。榮叡始終在為推動鑒真東渡作不懈努力；祥彥最早支持且始終追随鑒真東渡。他們的去世對鑒真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而更大的打擊是，鑒真自己也因長期受暑熱，身患眼疾，最終導緻雙目失明。

轉眼間，距離第一次東渡已經過去了11年。鑒真此時雖已年近古稀且雙目失明，但依然沒有放棄東渡的初衷。這一次，鑒真跟随以藤原清河為大使、以吉備真備為副使的遣唐使船東渡。一同随行的還有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的阿倍仲麻呂（晁衡）。這次的航行一開始比較順利，但中途風暴突起，船隻在翻江倒海的怒濤中上下颠簸。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呂所乘的第一船不幸漂流到了安南（今越南），曆盡艱難後又回到中國。鑒真所乘第二船幸運地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兒島。由此，鑒真實現了東渡異域山川之國日本的宿願，在日本傳授戒律、弘揚佛法、傳播文化，對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業發展産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本文發表于《學習時報》2020年5月11日第3版（有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