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來（四川大學講座教授、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一、儒學與朱子學

兩千多年，主導傳統中國思想的，不是宗教，而是儒學。先秦儒家，以孔子為代表，整理舊籍，确立五經。進入大一統時代的漢王朝，儒學成為事實上的國教。以後，雖與時沉浮，但一直居于上層建築的主流地位。曆史進入宋代，科舉大盛，士大夫政治蔚成主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讀書人不僅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壯志，更是在思想層面弘揚儒學，為士大夫政治建樹了理論基礎。從範仲淹、歐陽修等人主導的士大夫政治精神建設開始，北宋五子周敦頤、程颢、程頤、張載、邵雍以及王安石等人承繼唐代以來的道統，融合佛道等新的思想資源，讓儒學從傳統的經籍注疏中走出，以理學的嶄新風貌面世，重新挖掘闡釋的格物、緻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讓儒學擁有了更為廣泛的社會意義。

繁盛的北宋在女真突襲下覆亡，不死鳥在江南涅槃。由北入南，帝系、士大夫政治、思想學術，在政治、經濟重心合一的江南得以延續。發展到極緻的唐宋變革在新的曆史時空下轉型，新一輪宋元變革開始。地域社會的強盛、商品經濟的發達、平民文化的繁榮、士人流向多元化等新的因素，讓北宋以來影響不斷擴大的理學，再度變身，發展成為更為宏闊的道學。在道學的旗幟下，蜀學、浙學、閩學、湖湘學等空前活躍。這之中，朱熹承繼北宋五子以來的理學道統，汲取整合諸家之長，建構起宏大的思想體系，成為道學的集大成者。

科舉入仕的朱熹，一生任官，在朝僅四十餘天，多數時期在地方任官。盡管頗有政績，但主要影響還在于他對道學的弘揚。朱熹在世之時，孝宗朝的宰相周必大就已稱朱熹“為世儒宗”。朱熹在生前身後影響巨大，不僅是由于有着數以千計的衆多弟子揄揚，更是由于他的學說緻君行道與移風易俗并行，獲得了來自朝野的廣泛認同。經曆了慶元黨禁等政治刺激帶來的逆反之後，朱熹作為儒宗的地位确固不移。甯宗賜谥，理宗封國公，并得以從祀孔廟。曆元至明清，即使江山幾度鼎革，都沒有改變朱熹的儒宗地位，反而不斷提升。元封齊國公，清升配孔廟十哲。朱熹的《四書集注》，自元朝統一，江南儒學覆蓋全域之後，迄止20世紀初葉，一直是科舉考試的指定内容。

孔子有五經，朱子有四書，儒學并世兩巨人。經曆了漢代興盛之後的儒學，在魏晉南北朝的亂世，曾一度開出玄學之花，但很快便枯萎，湮沒于其它思想土壤之中。反觀道學，則與時俱興，愈加宏大。這其中，朱熹居功至偉。縱觀兩千多年的儒學史，孔子發轫，朱子則像是中繼器一樣把儒學的幅波空前放大。不僅限于中土，在漢字文化圈的輻射範圍内，朱子學也成為近代以前的朝鮮和日本以及越南的主流思想，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朱熹

二、朱熹文集的全新編注

作為儒宗朱熹的著作，在曆代與各地都有着超越時空的大量刊行。除了各種專著以外，在朱熹生前，便有了詩文選集的《晦庵先生文集》前後集的刊行。朱熹去世後，在大力崇尚道學的理宗朝，全集本的文集定型為百卷本。這一定型的正集百卷，在宋世便屢經刊刻，形成有“閩本”、“浙本”兩個系統。伴随的精神地位的不斷上升，朱熹的文字吉光片羽，皆得珍視，因而百卷正集之外，又有續集、别集相繼形成，總計凡165卷。這個份量幾乎是除周必大的200卷文集之外，體量最大的宋人文集了。

明清以降，俨然成為儒學新聖人的朱熹，其文集刊刻甚多，“晦庵文集”“朱文公集”“朱子大全”“朱子全書”等名目不一，卷帙亦異。此外，尚有分類選編本、與語錄及專書合編本，還有域外朝鮮本、日本的和刻本等，不一而足。進入21世紀，又有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和朱傑人、嚴佐之主編《朱子全書》分别在海峽兩岸問世。其他各種形式的選編亦複不少，不遑列舉。

郭齊、尹波編注《朱熹文集編年評注》，福建人民出版社

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煌煌精裝13钜冊《朱熹文集編年評注》，則是郭齊、尹波編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最新文集整理本。

任職于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郭齊、尹波兩教授，緻力于宋代文獻的整理，對朱熹文集的考證、輯佚等研究有年。早在20多年前的1996年，便已在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本《朱熹集》。此次的推出，無疑是在既有研究和整理基礎上形成的推陳出新。

看着這部油墨飄香的新整理本，我想讀者至少會跟我一樣，心存兩問：第一，朱熹的著作很多，為什麼要首選文集進行整理呢？第二，包括整理者自身的成果在内，已有不少整理本存在，新整理本的特色和價值又體現在哪裡呢？

或許是深谙讀者心理，兩教授在前言中首先回答了第一個問題。兩教授認為，在朱熹的著作中，文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相比較由門人弟子記錄言論而成的有名的《朱子語類》，文集的基幹系朱熹親手撰著編定，在資料的可靠性上，要勝過《語類》。跟其他專書相比，文集細大兼收，内容的涵蓋面更廣，是朱熹思想乃至生平的綜合資料庫。基于這種認識，兩教授決意為朱熹乃至儒學研究提供一個完整而可靠的文集定本。這可以視為整理緣起。

對于第二個問題，兩教授沒有完整的回答，需要讀者通過閱讀全書方能得出答案。作為讀者，我粗加浏覽，有如下大緻歸納。

第一，篇目收錄較全。這一點是自兩個意義而言。一是整理底本選擇準确。盡管有不少宋刻本存世，但整理者選擇的底本卻是明嘉靖十一年張大輪、胡嶽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别集十卷本。這樣的選擇，似乎有違以早刊、原刊為底本的整理慣例，但事無固必。有時早未必好，未必全。這個明刊本以宋閩刻本為底本，又兼取宋刻浙本之長，收文較全，刊刻較精，且間有考訂，可謂是明清以來影響最大的通行本。當年張元濟編印《四部叢刊》，亦是慧眼識精品，予以選用。古籍整理成功與否的第一步，可以說是底本定乾坤。兩教授吸收了當年張元濟的見識，加之以自己的考察，正确選擇了底本。這一基礎奠定，就至少保證了篇目收錄較全。

另一個意義則是，在底本本身收錄較全的基礎上，又複行輯佚。對于朱熹集外佚文，無論是朱熹研究者的個别努力，諸如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等，還是《全宋文》《全宋詩》的集體作業，在明清以來輯佚的基礎上，已經有為數不少的輯佚。在此基礎上，兩教授細心爬疏文獻的汪洋，留意近年新披露的石刻墓志、民間收藏等資料，漏網遺珠，又有新獲。于是，所有集外佚文在附刊前人編定的遺集三卷之外，又增益以外集一卷。從者兩個意義上講，新整理本是為迄今為止收錄最全的朱熹文集。

第二，文本校勘精細。由于底本選擇正确，錯誤較少，因此，盡管是比勘衆本，但意義不大的無謂校記并不多。凡出校者，多為必要的校記。校語表達也比較簡潔，擇善而從，沒有繁瑣的考證。除了準确的标點，古籍整理本的水平很大程度反映在校勘記之中。校勘記對各本異同的判斷從違，有時并不是依據語意的簡單擇抉，而需要動用校勘者頭腦中所貯存的綜合知識。

比如，本集卷十四《行宮便殿奏劄》中有“臣近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一句，其中“漕臣”，底本原作“漕司”。整理者據宋閩刻、浙刻本做了改正。在宋代，“漕臣”與“漕司”這兩種說法都有，但所指不同。“漕臣”指擔任一路轉運使副或判官的官員，“漕司”則指轉運使司官署。對于這種兩通的異文，判斷正誤殊為不易。檢《宋史》卷四〇一《何異傳》，何異在光宗朝“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與本文系年紹熙五年正相合。據此，當作“漕臣”為是。校記的正确判斷，無疑是依據上述的這一考證，隻不過出于簡潔，沒有寫入校勘記而已。

此外，本書把校勘記放在每篇詩文之後，而未像通常的古籍整理本那樣置于每卷之末，這也頗便讀者。新整理本的參校衆本，掃除了底本的衍、訛、脫、倒等在刊刻流傳過程中所形成的大量錯誤，為讀者奉獻出一部朱熹文集的全新定本。

從全面整理的角度看，新整理本全标專名線，也是做了一項完整的整理工作。現在許多新整理古籍，不标專名線，實際上是一種避難就易的做法。标了專名線，等于是為全書做了簡單的注釋，何者為人名，何者為地名，何者為書名，一目了然。然而古人著書立說，用典很多，知有未逮，可能會出現誤标、漏标之處。誰也不知全能的神仙，作為整理者應當知難而上，施以标線，盡量不誤不漏，保證質量；而作為閱讀者對于誤标、漏标也無須苛責，善意指出，以待修訂。

第三，篇目全面系年。曆史在時空中運行。知人論世，一定要在特定的時空内進行。這就是對詩文系年的意義所在。關于朱熹文章的系年，迄今為止已有一定的研究積累。如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彙編》等。不過，由這些書名所示可知，編年主要集中于朱熹的書信。對書信以外的大量詩文，盡管束景南的《朱熹年譜長編》有部分編年，但對朱熹全部詩文進行編年的，本書尚屬首次。僅此一點，便堪稱填補空白的創舉。

跟上面列舉的校勘記判斷正誤的考證過程一樣，對于沒有系年部分的詩文，需要深入到文本内容之中，根據詩文所透露的蛛絲馬迹，結合朱熹彼時彼地的寫作背景，有時還要參考前後詩文的系年線索，甚至還要廣範圍地撒網，參考大量相關文獻，方可定谳。盡管詩文不同，難易有差，但幾千篇詩文幾乎都經曆了這樣的考證過程。這不光需要紮實而娴熟的考證功底，而且還是工作量巨大的鐵杵磨針般坐冷闆凳的功夫。如果考證失誤，還會遭受指責。盡管費力不讨好，毫無疑問，這項作業基本解明了詩文的寫作背景，對于研究者來說，實屬功德無量。

對于完全未曾有過系年基礎的文章，本書整理者會加以細緻考證。略舉一例。卷四《和亦樂園韻》一詩，題下系于“紹熙三年春”。我們來看一下整理者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在此詩【編年】項目之下，作者這樣寫道：“周必大《文忠集》卷八、楊萬裡《誠齋集》卷二十九皆有《和馬惟良少張亦樂園》詩，皆與此詩同韻，知為一時先後之作。必大詩下注‘壬子’，是為紹熙三年。詩雲‘坐間花柳陰初合’，楊詩雲‘刺桐花發梅花落，安得乘風去一觀’，是為春天之景。”這一簡短的考證，既有對相關文獻的追尋，又有深入文本内容的探索。因此，系年結論令人信服。對于朱熹詩詞系年，整理者擁有一定的研究基礎，在已經出版的專著中，專辟有《朱熹詩詞編年考》一章。本書的這部分系年當是在此基礎上的精細加工。

關于朱熹書信部分的系年，前面已經提到，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研究基礎，那麼，是不是采取“拿來主義”的方式，作起來相對簡單呢？具體觀察之後，感到遠非如此。對于已經有了系年結論的書信，整理者還要走一遍檢證過程，是者從之，非者證誤，語焉未詳者補證。有時候，往往草創相對簡單，因為是沒有參照物的獨一份，對既有研究結論的是非證誤，則更需功力。

對此，聊以舉例觀之。正集卷二十六《與顔提舉劄子》，系于“淳熙六年冬”。本文【編年】雲：“據《書信編年》。卷二十二有《自劾不合緻人戸逃移狀》兩篇，為此劄作年确證，《書信編年》未舉出。又《年譜長編》将以上四劄前三篇置于淳熙六年六月，而此第四劄不列六年之内，或見文雲‘今秋多雨，晚田多旱’，故以為七年事耶？”這一編年考證，對以往研究，既有對系年未備者之補充，又有對不确者之指誤，還有對緻誤原因的分析。

再看一例。卷四十《答何叔京》系于“淳熙初”。本文【編年】雲：“此篇與下篇當依淳熙本作《答王子合》。本篇言《複卦》‘見天地之心’說及心體之說，卷四十九《答王子合》二、五書皆言《複卦》，二、五、十二書皆言心體，故當一時先後所作。彼數書作于淳熙初，故此與下篇亦當作于同時。《書信編年》仍作《答何叔京》，置乾道三年、八年，不妥。”系年依據宋刊版本對緻信對象作了發覆，并從文本内容與作于同時的書信加以比較，從而作出了正确的系年，同時還指正了既有研究沿襲版本之訛而形成的錯誤。這樣的系年考證無疑極有裨益于朱熹行曆、交遊乃至思想的研究。

整理者對詩文系年，還留意利用了新發現的墓志石刻史料。例如，卷六〇《答朱朋孫》，系于“紹熙三年四年間”，本文【編年】雲：“據最近新發現的《程迥墓志銘》（中國江西網上饒頻道2014年4月10日通訊員程子華報道），程迥卒于紹熙三年五月。書雲：‘欲為沙随程丈立祠’，是在其卒後不久，蓋三四年之間也。《書信編年》置于慶元元年，乃因迥卒年誤斷所緻。”利用新發現的墓志，反映出整理者對學術動态的敏感關注，而對既有結論糾正的信而有征，也極大提升了朱熹詩文系年的準确度。

此外對系年的處理方式，也有值得贊許之處。現在，不少編年的新整理本都将原書編排打散，按考證出的系年重加排列。自然如此處理，将所有作品系于同一年之下，有讀者便覽的好處。不過改變了古籍原貌，看了總有些戚戚然。我們整理古籍一個目的是供研究之用，還有一個目的是讓古籍保持原貌，流傳下去，而不是要來制造一部“新籍”。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朱熹文集新整理本處理的方式比較可取。即在維護文集原貌的基礎上，将系年記于詩文題下。

第四，詩詞解題注釋。翻檢新整理本，理學家朱熹的詩詞作品出乎意外之多。其實，對于朱熹的詩詞，一向有很高的評價，諸如“古體當推朱元晦”、“詩名終是朱文公”、“三百篇以來，一人而已”等等，隻不過，道學過強的光芒遮蔽了朱熹的詩詞成就。文集共收詩詞七百六十二篇，一千二百一十八首。“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除了這些耳熟能詳、明白易曉的詩句，跟唐宋其他詩人一樣，朱熹詩詞不乏本事和用典。并且以廣博的學識，貫穿儒釋道，藉詩說理。這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會有一些理解障礙。因此，整理者對集中全部詩詞加以注解，以“解題”介紹創作背景，提綱挈領地概括全篇意旨；以“注釋”疏通文意，點出本事、用典及闡釋疑難詞句。得“理趣”而祛“理障”，在全面研究的基礎上，從詩詞觀朱子，更可以捕捉到朱熹的全息影像。

我們試看其中一首七絕的題解與注釋。卷五上《方廣奉懷定叟》：“偶來石廪峰頭寺，忽憶畫船齋裡人。城市山林雖一緻，不知何處是真身？”【解題】雲：“定叟，張栻弟張枃之字。”【注釋】雲：“①石廪峰：衡山一景，以其峰形似廪得名。②真身：佛教語，即為度脫衆生而化現的世間色身，如佛、菩薩、羅漢等，此借用指本我，作者之意實認為身在山林方得本我。”

固然，對注釋也會有見仁見智的認識。不過，通過注釋傳播的知識必定有助于讀者對詩詞的理解。不是文集中所有部分都适合注釋，因此，整理者僅選擇了詩詞部分。看似破例的整理方式，還主要是從方便讀者接受為着眼點的。這部分通俗的注釋，可以讓新整理本半步跨出學術狹小的象牙塔，獲得更多的受衆，雅俗共賞。為了實現這一目标，整理者着實花了大氣力，将一千多首詩詞逐一加以解題與注釋，其志可嘉，其功可佩。

第五，擇載曆代評論。成為道學宗主的朱熹，其詩文成為後世的研究對象，前人有很多評論。這些評論不乏灼見，對理解朱熹的文字與思想很有裨益。不過，散見于群書篇什之中，頗難檢尋，不便利用。整理者在近人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又進一步鈎玄索隐，爬梳輯錄，将曆代評論以兩種形式附益于書中。

一是将有關某篇詩文的評論附于該文之後。我們試看兩則。卷六十八《跪坐拜說》之後，【評論】雲：“《賓退錄》卷七：‘此朱文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禮殿，聞之于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未盡見此說，故識之。’”這是宋人的評論。再看一則清人的評論。卷七十九《漳州龍岩縣學記》之後，【評論】雲：“周大璋《朱子古文讀本》卷三《漳州龍岩縣學記》：‘教諸生并勉曾君，緻意拳拳，議論正大，與諸記同，而結體疏遒，此篇獨攬勝境。’”

二是将曆代有關朱熹詩文的總體評論則統附于全書之後。通過這兩種形式，不僅可以考察曆代學者的朱熹詩文接受史，更可以汲取前人認識之精華，藉此加深朱熹的理解。

第六，附錄資料翔實。附錄凡七卷，幾二十萬字。一是朱熹傳記資料，收錄有私撰的行狀和源自國史的《宋史》傳記。二是關于朱熹文集的曆代書錄解題和各種版本的序跋。收錄涉獵範圍相當廣泛，多達一百餘篇，當為迄今為止朱熹文集序跋收錄之最。整理者在傳統的目錄學意識主導之下，通過這些序跋，将朱熹文集的流傳史翔實地予以具現。三是整理者所撰朱熹文集《版本考略》。由此可知，為了整理這部朱熹文集，整理者幾乎靡有遺漏地調查了所有收藏于海内外的現存版本。是為調查記錄。今後的研究者可以以此為線索，按圖索骥，查閱所需相關版本。四是整理者編制的《朱熹年表》，簡明扼要，概見生平。五是曆代評論。與具體詩文相關的評論已附益于各篇之下，此處所收，乃為綜合評論。這種綜合評論多屬宏觀議論，對于朱熹研究不乏啟示意義。六是僞托誤題朱熹詩文存目。這部分也很有價值。有些誤題，已被考證清楚，闆上釘釘。有些則屬存疑，沒有定論。目前認知不逮，資料不足，留此線索，以俟後學。此外，即便真是僞托，為何僞托，探究起來，恐怕亦可挖掘出其中的思想史意義。而羼入過程的考察，也有文獻學意義。七是主要參考文獻。在整理過程中，主要使用了哪些文獻，把文獻學線索也一覽無餘地傳達給了讀者。

除了上述其部分附錄，書後還有一部分重要内容，這就是整理者編纂的《篇目索引》。卷帙繁多的朱熹文集，都有哪些篇目，這些篇目都在哪一冊哪一頁，篇目索引會回答。我覺得這也體現了整理者的目錄學意識。國外的學術著作，大多附有索引，而國内學者，這方面的意識尚需加強。固然在大數據時代，許多索引已經失去了很大的意義，但閱讀紙本，倘附有索引，還是會方便不少。

三、盡善盡美的期待

新整理本的六大特色，已如上述。如果從盡善盡美的标準審視，尚有微瑕，略加置喙。

一部古籍的整理者，是對該古籍最為熟悉者之一，就該古籍來說，堪稱專家。因此，應當對讀者負有導讀之責。這一導讀便是整理者置于書前的前言或整理說明。作為古籍的附加物，盡管通過校勘記，整理者可以表達自己的見解，但全部而集中的綜合的表達，就是書前的這篇文字了。七級造塔，這是最後一篑。這部《朱熹文集編年評注》自然也擁有這一部分。不過，過于簡短。讀後覺得有一種未能将撰者的研究心得充分表達出來的缺憾。此外，對于朱熹龐大而複雜的思想體系，撰者僅蹈襲舊說，以唯物、唯心來衡量，亦嫌過于簡單。

此外，從技術角度而論，古籍整理本在校勘記等處使用的整理者的語言文體，一般是與古籍風格相應的淺近文言文，本書基本也是遵循了這一慣例。不過，在詩詞注釋部分卻大多使用了白話文。固然，這部分可以視為一個獨立的部分，然而畢竟是同一部書，文體統一方不緻産生違和感。

在校勘方面，異文兩通，又無他校可證，一般多出異同校，而不主張改字。比如卷五《林間殘雪時落锵然有聲》中“忽複空枝堕殘白，恍疑鳴璬落叢霄”一聯，校記雲：“白，原作雪，據宋閩、浙本改。”按，“忽複空枝堕殘雪”可通。且從詩本身的表達來看，上句“雪”對下句“霄”，名詞對名詞，可能比記作形容詞“白”還更好一些。像這類異文，出一異同校，指出某本作某即可。多走一步，反而欠妥。

跟改字有關，校勘學上有一條鐵則，即無版本依據絕對不改字。本書在個别處似未能恪守。比如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的一條校記為:“試，原作誠，據楊萬裡《誠齋集》卷一百一十六《張左司傳》改。”所改固然為是，但卻破壞了校勘原則。這種情況，似乎可以不改正文，而将校勘者的意見在校記中講述。

對于本書所着力的編年，有些詩文、特别是書信的系年，未列既有研究是如何處理的。如果既有研究未加考證系年，亦似應加以說明。個别系年，尚似可商榷。比如卷三八《與周益公》，系于“紹熙五年四月”，在編年欄對《書信編年》系于淳熙十六年進行了辨誤，而據《年譜長編》系之年月，且引述有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六所載《新安吏部朱公喬年稿》相關跋語自署“紹熙五年二月”。檢《文忠集》此跋雲：“公之子元晦為某言，先君子少喜學荊公書，多儲真迹。唯此紙有跨越古今，開阖宇宙之氣。”這幾句話正是對朱熹此通書信的引述。據此可知，此信作時當在周必大跋語自署的“紹熙五年二月”之前，而不當從《年譜長編》系于“紹熙五年四月”。系年似當在任命周必大判隆興軍府的紹熙四年十月至書寫題跋的紹熙五年二月之間，然這一時段又與朱熹信中所雲“孟夏清和”有沖突。其中的錯愕可能比較複雜。鑒此，以存疑的方式處理似為妥當。

前面說過，本書維持文集原貌的系年方式比較可取，但如果再花一些氣力，在書後編制一份全書的篇目編年就更臻完美了。以上這些，期待再版之際有所改正。

本書整理，當是多曆年所，耗費兩教授的良多精力和心血而成，值得報以深深的敬意。兩教授很謙遜，這部凝聚心血的煌煌钜制僅署作“編注”。翻閱之下，當可知此編非同尋常編，而是全面系年，而注又是“評注”之概括。延續傳統經典注疏的傳統，曆來學界是将箋注類的成果視為著述的。因此，我沒有拘于自署之“編注”，徑稱為“撰”。

朱熹除了短期在江西、浙江、湖南、安徽任官之外，一生六十多年都是在福建度過的，武夷鐘秀的山水滋潤了這位不世出的大儒。在朱熹的生前，閩中就有坊刻本問世，當時的新媒體民間印刷業很青睐這位大儒。朱熹去世後，文集最後的百卷定本也是由建安書院推出。朱熹與福建結下的不解之緣，一直延續到近千年後的今天。過去有“朱子大全集”，擁有文化擔當的福建人民出版社這次出版的，是迄今為止的“朱子最全集”。朱熹作為鄉賢屬于福建，作為文化巨人則屬于中國和世界。後出轉精的朱熹文集問世，我為郭齊、尹波兩教授賀，也為福建賀。從洙泗到建溪，源頭活水，清清如許，長流不息。

（本文原載王瑞來著《天水一勺：研宋品書序跋漫譚》及《宋史研究論叢》第28輯，此次刊發，作者又有修訂。）

責任編輯：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