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稱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是因為他實現了秦國掃六合，實現大一統，又有着開創郡縣、車同軌、書同文等諸多功績；

人們也稱他為暴君，是因為他依照《秦律》，導緻“天下苦秦久矣”，為了實現他的大一統，使用雷霆手段，甚至不惜控制思想，焚書坑儒。

然而真實的曆史真的是這樣嗎？

實際上，在“焚書坑儒”這件事上，後世史學家對其大書特書，卻讓秦始皇背了兩千多年的“黑鍋”。

司馬遷《史記·卷121·儒林列傳》記載：“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

這是關于秦始皇“焚書坑儒”說法最早的來源。

要知道，司馬遷生活在漢朝，他所修的《史記》客觀性和權威性屬于史料中權威最高的，他記載的“焚詩書，坑術士”确有此事。可到底像不像後世所理解的那樣呢？不一定。首先焚詩書——

由于秦始皇實現大一統，原本分裂的六國心都不一，即便是面對秦帝國大一統的局面，他們也想着回到原本的六國生活中去。秦始皇居其位，所面臨的難度，無異于“今天中國統一了世界各國，該如何讓歐洲其他國家迅速服從”的難題。

而秦始皇“精準很”地意識到，要想快速統一，重點在于思想。

原本百家争鳴的局面，對于文化多樣性是有利的，對于帝國統治卻百無一利。秦始皇采取法家思想，重用李斯，為了讓百姓萬民歸心，就要在法家思想的體系下，建立起屬于秦帝國的國家機器，而“焚詩書”則是其表現之一。

值得考究的是，在《史記》中，司馬遷并未提及“焚詩書”數量有多少，“焚”的又是何種類型，而“六藝從此缺焉”所“缺”的程度又是怎樣，都沒有具體的解釋。

隻是後人在引用司馬遷這句話時，總是自動聯想到公子扶蘇進谏觸怒秦始皇的那句話——

“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這句話說得很清楚明白，公子扶蘇崇尚儒家仁義，反對秦始皇隻采取法家思想、而壓制儒家思想的行為，尤其是一句“皆重法繩之”，讓矛頭直接指向了儒家。

秦始皇因為公子扶蘇的勸谏龍顔大怒，下令将他派到上郡去協助蒙恬修長城，也要繼續堅持自己的“計劃”。

這事讓很多後人聽起來義憤填膺，認為秦始皇損毀了無數儒家經典，罪無可赦。可實際上，秦始皇燒毀的，隻是儒家思想濃厚的部分“詩書”（也有一說，秦始皇從未“焚書”，隻是禁書），其餘的都被列為“禁書”，陳列在阿房宮中，不允許大衆浏覽，隻讓專門的學者進行研究。同時，真正具有實用價值的醫學、農牧等書籍，從未被燒毀。

被太史公指控“焚詩書”這一罪行的秦始皇，實則沒燒毀多少經典，反而秦朝滅亡，楚漢之争後，項羽一把大火燒了阿房宮，那才是無數“百家”經典都被付之一炬，化作濃煙，悉數散盡。

說完“焚詩書”，再來說說“坑術士”。

現在說起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件事，仿佛已經闆上釘釘，怎麼都洗不掉了。可一開始，司馬遷隻是說秦始皇“坑術士”——術士是什麼？晚年秦始皇癡迷修仙，派人出海尋找長生藥，集結衆多術士煉丹、修行，在這群術士的建議下，反複來回折騰，仍然沒有任何效果，甚至這群人還帶着修仙專用資金出逃，秦始皇才知道，原來這群術士不過是騙自己的。

回過神來，秦始皇賜他們死刑，要将其坑殺。然而信奉儒家思想的公子扶蘇心懷仁義，認為此舉過于殘忍，就為“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求情。或許是太史公“以史為鑒”，身處漢朝無法對武帝直言，為了起到勸谏的效果，便将扶蘇“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的原話放進了《史記》中，重點強調。

然而在後世的發展中，對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的引用或解讀不當，導緻或多或少存在以訛傳訛的誇大現象——

最明顯的體現就是到了西漢，孔安國《尚書·序》中直接說：“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無獨有偶，西漢劉向《戰國策·序》也這樣蓋棺定論：“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

這樣一來，“焚書坑儒”這一罪行，就變成了秦始皇洗也洗不掉的“污點”。

但無論如何，秦始皇坑殺的是修仙術士，并沒有一人是儒士。

或許，如今我們看來，司馬遷在修史時，特意在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事件上，百般強調扶蘇那句“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是因為犯顔進谏的扶蘇，與受宮刑不得志的司馬遷有共同之處，雖然時代不同，情景不同，但這句話多多少少也是司馬遷的心聲。

但就因為對這句話的強調，導緻無意間形成了一種“誤導”，讓後世人在解讀這段曆史時，誤以為扶蘇勸谏秦始皇的，是焚書坑儒。

從未“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竟生生背了兩千多年的“黑鍋”，着實稱得上一聲冤啊。

作者：我方團隊月落星沉

參考資料：渤海小吏《楚漢雙雄》、司馬遷《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