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秦賦》，雖然口碑兩極分化，但由于劇中核心人物是中國古代政治界的頭号大咖：嬴政/秦始皇，反映的又是他一統天下的過程，因此現在圍繞劇情産生了各種奇怪論調。

學術需要讨論甚至争論，但在基本的價值觀方面不能颠倒黑白、指鹿為馬。嬴政統一六國是曆史的倒退？筆者認為這種說法要麼是混淆概念，要麼是對曆史發展的無知：

不斷強化凝聚力，這是先秦曆史發展的既定方向；周王朝的分封制，是對夏商兩代的改進；而秦統一天下，則是分封制自然崩潰的必然結果。曆史選擇了秦國，秦朝順應了曆史，僅此而已。

試想一下，當初周王朝建立的有實名可考的封國100多個，到了戰國時期隻剩下約兩成左右；為什麼沒人指責這個過程，卻紛紛痛斥把這個數字變成1的嬴政？戰國，本就是群雄逐鹿、你死我活的兼并過程，失敗者占據輿論優勢、成功者反而被扣帽子，這莫非是對勝利者的嫉妒？

無知者無畏，但凡真的了解秦朝之前的曆史，我們就不敢帶着主觀臆想、去指責那個為中國曆史做出巨大貢獻的千古一帝。

我們首先搞明白一個概念：任何時期的統治者，都不會比我們這些網友傻，采取什麼樣的治理模式，不是被道德所左右，而是在時代認知的局限、生産力的束縛下，遵循了有利、可行的原則。而獲取、維持統治的最核心武器隻有兩個字：力量。

在夏商兩代，政權的組織其實是部落聯盟的形勢。商朝的600年間，以它的都邑為核心（多次遷徙，後期為“殷墟”），統領着周邊的附屬部落。這些部落首領，要麼是在商王朝的武力打擊下被迫歸順，要麼懼于威懾主動成了“諸侯”；此外，還有一些被商王主動分封的親戚、功臣。

而周王朝的前身“周人”，其實就是起源于泾水、渭水流域的一個部族，他們在商文化的影響下逐漸開化、發展，最終茁壯成長後卻“反噬”了商朝。而商纣王之所以失敗，所謂的殘暴并不是主因，征伐東夷對國力造成了巨大損害，這才讓周人抓住了機會。

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戰後，對于如何有效統治天下，周武王當然要吸取商朝的教訓。但在當時的生産力、交通條件下，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顯然是不現實的，否則商纣王也不至于讓周人得到野蠻生長的機會。周王室的辦法是騰籠換鳥、用自己人取代舊諸侯。

最初，周武王讓商纣王的兒子武庚（字祿父）繼續統治殷墟一帶，并讓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監管；不過在武王去世、周公旦（武王的弟弟，姬旦）輔政時期，這裡發生了大規模叛亂，周公曆時三年才得以平定。

其後，周公把叛亂地區一分為三：殷墟封給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國号為“衛”；商丘一帶封給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宋氏、名啟），國号“宋”；叛亂的諸侯奄國封給周公的兒子伯禽，國号“魯”。

此外，在魯地東北又設立了“齊”，主人是周王室的頭号功臣太公望（即我們所熟悉的姜子牙）的兒子；齊國以北則是“燕”，領主則是召公奭（姬奭）的兒子。

這五個，就是周王朝的第一批諸侯，采取的方式幾乎全是“以新換舊”，在武力的基礎上，成功實現了周人勢力在地方的落地開花。

嘗到甜頭的周王室自然停不住腳，接下來一共産生了上百個諸侯（包括一些主動依附的），其中周王室的本家、即姓“姬”的就占了一半多；其中在後世最牛的“晉”，就是武王之子姬虞（人稱“唐叔虞”）的封地。

諸侯對周天子的義務，大緻有定期朝貢、進獻财物，出兵助拳，以及平日裡的其他臨時性事務而已。在封地内，他們享有幾乎全部權力，地位父子相傳，代代衣食無憂；為了便于管理，他們通常又把領土分封給數目不等的小封君，這樣一層層管理、剝削，最下層就是庶民和奴隸。

按照這種模式，周王室的自己人取代了原有的部落首領，組織架構得以确立；但要實現長治久安，光靠武力肯定是不行的，思想上的統一也必不可少。

周公旦輔政期間，編制了全套的禮樂制度，明确了宗法制，逐漸形成了天子尊、諸侯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等一系列等級森嚴的規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奴隸，各階層由此固化下來，各司其職、老老實實；高階降為低階很有可能，但低層想要鹹魚翻身幾乎是癡人說夢。不同的等級，在禮儀、居室、服飾、用具等等方面都有着嚴格的要求，誰要膽敢違反，那就是非禮、僭越，是會被揍甚至被滅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血緣羁縻、武力威懾，再加上思想統一，周王室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在那個生産力條件下，分封制既維持了政權的穩定，又極大促進了中原文明的擴張，是一項巨大的時代進步。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周王朝才是标準的“封建社會”；這種層層分包的階梯模式，理論上比較穩固。但在本質上而言，這一體系的存在土壤，是姻親關系以及周王室的武力威懾。但随着世代推移，血緣關系是會越來越淡的；而武力，更會随着各方的差異化發展而失去平衡。沒有實力支撐的周禮，在利益和人性面前越來越沒有約束力，時代逐漸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後來威震天下的秦國，并不是最早那批根正苗紅的諸侯國，它的崛起曆程，其實也是周王室的衰落過程。

周王朝建立後，除了協調、管理内部的諸侯國，在西北方向還一直面臨着異族的入侵。最出名的，就是我們熟悉的犬戎（早期名為鬼方、猃狁）。從周成王至周宣王時期，周王朝多次與逼近鎬京的犬戎作戰，《詩經·采薇》中就記載了這一時期戰士們的心聲：“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猃狁之故。”

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廢黜王後申後和太子宜臼 ，改立寵妃褒姒，逃避迫害的太子逃到自己外公的地盤申國。其後周幽王追讨太子，申侯當然不交人，雙方武力相向。不甘束手就擒的申侯向犬戎求助，雙方在公元前771年攻破鎬京，于骊山下殺害周幽王，西周滅亡。

第二年，諸侯們擁立姬宜臼繼位，是為周平王，由于遷都到東邊的洛邑，史稱東周，也是我們熟悉的“春秋時代”的開始。

在這之後，随着姻親關系的淡化，以及周王室的權威日漸衰落，那些各顯神通的諸侯們則陸續崛起，不僅互相之間開始了沖突，甚至連周王室也日漸顔面盡失。公元前705年，周桓王親自前去讨伐鄭國，結果被一代小霸王鄭莊公迎面擊敗，周天子本人肩膀上還中了一箭。

在接下來的近300年春秋時期，大國争霸成了主流，但夾在其中的小國則往往面臨被吞并的命運，頭号滅國者，正是周天子的最強本家晉國。

同時，諸侯國内部，也經常出現卿大夫廢除、驅逐甚至殺害君主的現象，連兒子殺害父親的情況也屢見不鮮。比如衛國君主就因為親楚而被民衆驅逐，蔡國公子由于親晉被部下所殺，莒國君主由于暴行被自己的太子殺掉，楚成王殺兄奪位、後來他自己又被兒子逼死......在這時，當初周禮所推崇的天子尊、諸侯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理念已經形同虛設。

秦國正是這個時候崛起。周孝王（公元前896年去世）時期，替他養馬的嬴氏由于表現突出，被賜給了小塊封地；周宣王（公元前783年去世）在位時，秦莊公積極出兵協助讨伐犬戎，被封為西垂大夫；周平王東遷時，秦襄公護衛有功，被正式提升為諸侯。鑒于鎬京一帶已經淪為犬戎的地盤，周平王大手一揮：隻要你能從犬戎手裡把淪陷區搶回來，地盤就是你的了。

被周天子空頭支票激勵的秦人，由此開始了世世代代暴霜露斬荊棘、浴血奮戰的曆程，不僅圓滿完成了任務，甚至後來居上，“兼國十二，開地千裡”，成了春秋霸主之一。但它進軍中原的努力，長期被巨無霸晉國強力打壓，隻能呆在關中地區悶悶不樂的發展。

我們要特别注意一點：後世的“縣”，正源自春秋時期。随着生産力的發展、交通的便利，為國君直接控制地方提供了可能性，作為後起之秀的秦、楚走在最前面。

這兩國在兼并周邊小國、部族時，并不分給小封君，而是直接就地設置縣，派庶長、令尹管理，隻負責收稅、斷案等事務性的工作，直接向國君負責。畢竟，直轄的土地、人口多了，意味着公室的财富、力量随着增加，哪個國君不願意幹呢？

可見，我們如今常說的“後發優勢”，在古代同樣存在。後來，晉、齊兩大強國也學習這一制度。但直接廢除原有封君也不大可能，因此，各大諸侯國境内，紛紛呈現出封地、直轄縣并立的局面，後者就是郡縣制的萌芽。

在春秋時期，雖然“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但在面子上，諸侯國仍對周天子保留着一絲尊敬，直到公元前403年，這一局面才再度惡化。

公元前403年，天下的頭号霸主、周天子最信任的靠山晉國亡了，而且是被自己的卿大夫給瓜分。魏、趙、韓三家的話事人魏斯、趙籍、韓虔得到了周威烈王的正式冊封，從此正式躍居為一方諸侯。

這是幾百年來，周天子首次認可卿大夫鸠占鵲巢、取代原有諸侯，而且這位被取代的諸侯還姓姬！這幾乎是向天下公然宣布，榮華富貴，力量強大者得之。因此，這一年也被視為戰國的開端，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大強國并立，再加上為數不多的小諸侯國，天下進入了更加殘酷的兼并階段。

三家分晉的過程中，其實已經趁機把大量封地收歸國君所有，小領主的數量急劇減少、轄區的面積也與以往不可同日而語，畢竟三位國君都不希望手下有樣學樣、取自己而代之。因此，強化君主集權，已經成了時代的趨勢，郡縣制作為最有效的手段，在此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而随着魏國的崛起，更是為了天下指明了強國的方向。魏國的秘訣隻有兩個字：改革。

魏文侯魏斯，是戰國初期天下最雄才大略的君主（沒有之一），他的一系列措施，不僅使國土狹小的魏國迅速成為巨無霸，并成了其後各國紛紛借鑒學習的對象。

魏文侯率先打破貴族政治、任人以才，引領戰國招賢養士的先河。當時的的魏國朝廷中，彙集了來自各國的頂級人才，蔔子夏、田子方、段幹木、李悝、翟璜、樂羊、吳起、西門豹......無一不是如雷貫耳的名字；

任用李悝推行變法，他所編纂的《法經》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明确獎懲制度，鼓勵耕戰，對原有世襲制造成極大沖擊，極大鼓勵了魏人的積極性；

實行了新稅法，為了鼓勵農業生産、穩定糧食供給機制，主張“取有餘以補不足”，在豐年，視收成情況的不同采取差異化的稅收制度；遇到災年，則視嚴重程度放糧赈災，實現“常平”，提高農業生産的積極性；

軍事方面，吳起在西河郡創立了戰國第一支職業軍隊魏武卒，這也是魏國橫行天下的武力保證。

依靠上述制度性改革，戰國初期的魏國無比霸氣，它往西奪下秦國河西地區，設立西河郡，吳起作為郡守，把秦國壓在關中猶如困獸；往東打壓齊國，往南欺辱楚國，對内團結韓、趙，一時間，“天下苦魏久矣”。

魏國的成功，也讓其他國家看到了希望。一時間，見效快、威力猛的法家理念成了時代寵兒，趙國公仲連變法、齊國鄒忌改革、吳起楚國變法、韓國申不害變法......一度出現了“誰變法、誰強大”的現象。

其中，趙、齊、韓更多的是側重政治改革，隻有吳起變法是對魏國經驗的升級，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所以效果也最猛：“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

變法在本質上是對原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可以理解為割掉原有貴族階層的肉，拿去刺激各階層通過奮鬥為國出力、同時改變自己的命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仔會打洞”的階級固化被推翻了，隻要你努力，鹹魚翻身不是夢。

但是，這就意味着有人歡喜有人憂，這些傳統中原諸侯國的宗法制過于成熟，數百年間形成的既得利益階層過于強大，自然不會坐視自己的特權白白流失。因此，在力推變法的一代雄主去世後，它們陸續面臨着人亡政失的局面：魏文侯、魏武侯之後，魏國不可阻擋的衰落；楚悼王死，吳起被殺，變法被廢除，牌面上實力最強的楚國從此沉淪。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諸侯博弈已經跟春秋時期完全不同，各大國費盡心思變法，就是為了在新時期的大國兼并中攫取先機。以魏國為例，在把秦國趕回關中後，由于函谷關天險，魏武侯、魏惠王時期把擴張方向重點盯在了曾經的小兄弟趙、韓身上，邯鄲一度被魏國攻破，韓國也被魏武卒兵臨城下，但最終由于齊國的幹擾，魏國畢竟功虧一篑，反而在東西夾擊下徹底跌下神壇。

由于改革的不徹底，這時的中原各諸侯國都不具備徹底改變實力對比的能力。但誰也沒想到，首先實現突破的，竟然是在前期被各國鄙視、視為蠻夷的秦國。

由于長期與西戎雜處、融合，秦人身上也融合了一些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性，宗法制的觀念并不那麼深入人心；數百年為了生存而血戰的經曆，也在無形中形成了彪悍尚武、粗狂野性的民風。

正因為如此，在秦孝公即位時，才面臨着東方各國“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的局面。其實也不難理解，畢竟當時的秦人還像遊牧民族一樣，男男女女、父子兄弟一股腦住在一個大房子裡；他們的音樂，跟中原士人所推崇的禮樂相比也落後許多。

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舊制度的不成熟，反而為推行新秩序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就像前文提到的，秦國在前期擴張的過程中，每奪得一塊地區，都設立庶長實行軍事統治，向國君直接負責，這也保證了秦國在君主集權方面具有先天性的優勢；宗法制不嚴格，意味着傳統貴族政治根基不穩，也為秦國任用外來人才、推行軍功制提供了便利。

因此，當秦孝公發布求賢令後，在魏國學到了法家全套理論知識以及實踐經驗，但在魏惠王手下毫無前景的衛鞅（後來被封商君，人稱商鞅）立即趕來。在秦孝公的鐵腕支持下，戰國時期最為徹底的法家變革由此展開。

商鞅變法涉及到政治、經濟、制度、文化等方方面面，但核心隻有兩點：強化君權、鼓勵耕戰，其他的一切措施，都是圍繞這兩個目的。之前各國的變法已經證明，集權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内耗；而在農耕時代，農業的發展，與國家實力息息相關。秦國要在短期内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隻有從這兩方面入手。

接下來的曆史發展我們就很熟悉了，秦國的軍功爵制徹底摧毀了原有的貴族政治；聚鄉邑為縣、施行國家直接管理，徹底擊垮了權貴的生存基礎；廢井田、開阡陌、施行新稅法、統一度量衡，提高農業生産效率......經過二十年的努力，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鬥，鄉邑大治”。

秦國變法自然也會面臨貴族的反撲。因此，在秦孝公去世後，外來人員商鞅被當成了犧牲品成了替罪羊；而依靠已經穩固确立的王權，以及變法帶來的實際好處，秦國曆代國君保證了新體系的繼續推行，甚至不斷演進。

近百年後荀子前去秦國遊曆，他筆下記載是這樣：“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觀其朝廷，其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百姓守秩序，官吏有規則，士大夫不結黨營私，朝廷辦事效率驚人，這就是改革的力量。

為了應對大國兼并，各國紛紛嘗試改革，但卻由于舊勢力對自身利益的維護而中途流産，隻能坐視機會的流失；而秦國後來居上，憑着徹底改革帶來的優勢，戰勝了六強、一統天下，反過來進一步證明了新制度的優越性。

公元221年，丞相王绾建議在燕、齊、楚三帝分封諸侯，秦始皇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複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不難哉！”

最終，秦國徹底推行了郡縣制，将管理國家的任務交給了任何人都有機會勝任的各級官吏，以消除寄生了數百年的貴族體系。可惜的是，過久了好日子的貴族們不會甘心特權的流失，他們等到了複辟的機會後，天下再度形成諸侯并立的局面；但結果也一如秦始皇所料，天下再度苦戰鬥不休，反而是出身基層官吏的劉邦和他的團隊笑到了最後，先秦貴族政治，終于被徹底掃進了曆史的角落。

有人總以暴秦說事。但他們有沒有想過，面對一個從沒有先例可循的新時代，去哪裡借鑒如何治國和平時期的經驗？難道在秦朝之前就是天堂嗎？

在春秋時期，列強争霸夾縫中的小國面對連綿不斷的兵禍，“易子而食，析骸以炊”；

戰争中淪為戰俘後，大概率隻有兩種命運：被賣為奴隸，世世代代做牛做馬，或者被獻祭、殉葬；

春秋時期為啥總出現國君被殺、被趕走的案例？有些是因為整的民不聊生，有的是橫征暴斂，還有的濫殺無辜，甚至有随意拿家奴試毒；

《詩經》中的《豳風·七月》，就描繪了庶民勞碌一年為了貴族們服務的凄慘場景；如果遇上災年，他們更是“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至四方”；

屈原在《離騷》中哀歎：“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至于貴族過着什麼生活，有興趣的可以翻看《楚辭》中的《招魂》篇。

至于“焚書、坑儒”，鼓吹分封制、公然對抗秩序的勢力該不該管理？号稱能夠長生不老來騙錢的術士該不該懲處？

隻要有利益存在，就會形成壓迫；所以人類需要用制度來與人性抗衡。後人沒資格指責古人，我們之所以說秦朝建立的大一統是時代的進步，其中很大一點因素，就在于老百姓得到了依靠奮鬥改變人生的機會。

那些鼓吹先秦分封制的，應該穿越到西晉時期，去體會下統治階層的藩王們互掐會給老百姓、給文明帶來什麼樣的浩劫。

最後說四個字：珍惜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