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澤深藍的霁藍釉瓷有兩個通用的稱呼，除了這個名字外，它還被稱為“祭藍”。在各種專業文章、書籍，以及拍賣圖錄中，霁藍與祭藍出現的頻率旗鼓相當，讓人一時搞不清到底哪種稱呼更為專業。

“霁”字的語意是雨雪初歇，天空放晴，從情感上說，“霁藍”顯然更受歡迎一些，與器物本身的顔色也很貼切。但用“祭藍”為名，又表明了這種瓷器作為祭祀禮器的一項功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好在無論怎麼稱呼，霁藍釉足夠漂亮、足夠尊貴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且從這兩個線索出發，對于我們認知這種瓷器很有幫助。

宣德款祭藍釉白花魚藻紋盤 故宮博物院藏

宣德款祭藍釉白花魚藻紋盤 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賦詩大贊霁藍

剛剛說到，所謂的“霁”描述的是雨雪過後的天空，稍微想象一下，就能知道那是一幅怎樣的優美景象，我們今天無法考證是誰最先選擇了這個美好的字眼，但這一叫法顯然得到了皇家的認可。對霁藍釉瓷器頗為欣賞的乾隆皇帝，就曾作詩贊美道：“落霞彩散不留形，浴出長天霁色青。”而據《清宮造辦處活計檔》中記載，乾隆曾親自選擇一對“霁青天球瓶”作為自己居室的陳設瓷器之一。這裡的“霁青天球瓶”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霁藍釉瓷，稱“霁青”是因為古代對青、藍。綠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清代人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曾說：“古瓷尚青，凡綠也、藍也，皆以青括之”。劉子芬也在《竹園陶說》也曾說：“青色一種，常與藍色相混。”

雖然，對于青色的概念比較含混，但古代工匠在燒造霁藍釉瓷器時卻一絲不苟。傳世的雍正、乾隆兩朝霁藍釉瓷器，無不發色自然，釉色勻淨，體現出極高的工藝水平。而如果我們将目光投向博物館中，便會發現，早在元代，藍釉瓷器就達到了頂峰，清代的霁藍釉瓷器燒造，不過是在皇帝旨意下對前代名品的延續和繼承。

清乾隆款霁藍釉天球瓶 沈陽故宮博物院藏

霁藍燒造絕非易事

在揚州博物館的國寶展廳中，有一件元代霁藍釉白龍紋梅瓶，其通體施藍釉，上面以白釉繪雲龍趕珠紋，在沉着藍釉的映襯下，巨龍雄強勁健的氣概躍然而出，堪稱梅瓶中的極品。

元代晚期景德鎮窯霁藍釉淺刻白龍紋梅瓶 揚州博物館藏

衆所周知，元青花是我國青花瓷器史上的第一個高峰，藍釉瓷雖然與青花瓷一樣，都是用钴料作為呈色劑，但燒造難度卻比青花瓷大了很多。因為，自然界中的钴料原本是黑色的，需要在窯爐中氧化還原後才能呈現出亮麗的藍色。這樣的過程在钴料被釉水覆蓋時，即制作釉下青花時比較容易實現，但制作通體藍色的藍釉瓷器時，需要将钴料混合在石灰堿釉中，這樣一來對于窯爐内的氣氛和工匠的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有，一件藍釉瓷器上耗費的钴料遠比青花瓷多，而進口的钴料不但貴，能夠從海外運到景德鎮，還有賴于國家的遼闊，政局的穩定，這也是元明清三代霁藍釉瓷燒造數量較少的原因。總之，燒造難度大，成本高，決定了霁藍釉瓷器非一般的地位。

揚州博物館的這件國寶證明了霁藍釉瓷在元代就已問世，并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平。但由于我們找不到相關的文獻記載，所以還不能明确認定這樣的瓷器是否被用在的元代的宮廷祭祀中，盡管蒙古的統治者和元代的國教——藏傳佛教，對藍色十分偏好。

明代選為祭天用瓷

在檢索衆多文獻之後，我們發現能夠将霁藍釉瓷與祭祀拉上關系的史料，來自于明代。

在以儒學為本的禮制思想主導下，明太祖朱元璋在天下初定之時，就将禮法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強調說：“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

有源于此，明代的禮制活動名目繁多，在宮廷祭禮就有大祀、中祀、群祀之分。在諸多的祭祀活動中，明朝對瓷制禮器的用色、數量、形制、紋飾等都有明确的規定。刊行于正德年間的《大明會典》卷二百零一中稱：“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壇白色。” 到嘉靖九年的時候，又一次規定了四壇的瓷器用色，即天、地、日、月四壇分别使用青、黃、紅、白、色的瓷制禮器。

遊覽過北京天壇的朋友都知道，與故宮建築上鋪蓋的黃瓦不同，祈年殿作為天壇中最宏偉的建築，鋪蓋的是青藍色的瓦，很顯然這樣的選擇是為了寓意藍天。而且，如果在晴朗天氣下遠望祈年殿，不難發現其藍色屋頂的色澤與傳世霁藍釉瓷的顔色十分接近。

修行中的道士

沿自五行、五方、五色說法的，道服尚用青藍之色。道教認為，東方屬于青色，為青陽之氣，東方也是道教信仰中十洲三島的方位，是道教向往的歸宿之所。可歎的是，就是由于對這樣歸宿之所的向往，讓一心得道成仙的嘉靖皇帝，大量的服用道士煉制的“仙丹”，卻不知這些丹藥都是重金屬化合物，以鉛汞煉制，含有劇毒，長期服用就會慢性中毒，最終，在嘉靖四十五年十月的一天，朱厚熜突然口吐白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