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與胡适至少有“六同”：同是安徽省徽州老鄉（陶是歙縣人，胡是績溪人），兩人同歲，自幼同學，又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同是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的高足，回國後同在教育領域工作，各自在新文化領域和新教育戰線開出一片新天地。兩人私交雖好,但投身社會後在思想情感和政治立場上漸行漸遠，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積貧積弱與戰亂紛呈的舊中國，陶行知毅然脫下教授的洋裝，抛卻國立東南大學教務主任的職務，換上布衣草鞋，“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以“為三萬萬四千萬農人燒一柱心香”的虔誠，以培養具備“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創造的精神”的新青年為理想，毫無保留地奉獻于中國的鄉村教育和平民教育，為人民大衆的教育事業奔波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因為愛人類，所以愛人類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中華民族，因為愛中華民族，所以愛中華民族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農人。”懷着這種深沉的情感，陶行知成了中國鄉村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先驅者。教育改變人生，他的艱辛努力改變了無數處在社會底層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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