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這部書，是我入坑劉和平小說的第一部，不僅是2007年首播的電視劇收獲得高分好評，看到原著更是讓我對作者的文字功底和思想深度佩服至極。

裡面有很多精彩的片段，以掌印太監呂芳抱着一壇四十年的陳釀花雕，一大早就瞞着嘉靖私下去到内閣首輔嚴嵩府上，與内閣次輔徐階組成的“三人會議”商量海瑞審出的驚天大案一事。

本已結案的浙江新安江“毀堤淹田”一事所造成的九個縣四十萬人受災，如今因海瑞的上馬而重新審出的供詞所牽涉到的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甚至牽涉到了正在前方與倭寇激戰的胡宗憲，這便是天大的事情了。不僅涉及嚴黨貪腐，更涉及國家安危與前方軍心的問題。

嘉靖的“天下”有以嚴嵩為首的“嚴黨”，以徐階、張居正為首的“裕王派”，還有呂芳、楊金水這類的隻忠于嘉靖的“保皇派”。

如今“三派”之首便因海瑞審出的“雷霆供詞”一事相聚于嚴嵩府上。

掌印太監呂芳跟嘉靖四十年了，這就代表呂芳是從嘉靖坐上皇位那天開始就跟在了他身邊，内閣首輔嚴嵩把持朝政也二十多年了，說他把持朝政，因為背後說他最多的便是這八個字“阻斷言路，否隔君臣”。

已八十高齡的嚴嵩每日依舊是早上五點多起床，穿戴整齊，備好轎子去往嘉靖所在的西苑，來到内閣值房等着嘉靖的随時召喚。

今日一如往常，呂芳卻在此時抱着一壇嘉靖元年窖藏的花雕趕來，徐階也被他匆忙派人叫來，三個此時正會坐于廳内，雖然嚴嵩已吃過了早點，但桌上依然擺着四葷四素和一籠熱騰騰的小籠包招待客人。三個面前擺的餐具也是一雙象牙筷，一隻元朝官窯的藍釉酒杯，一個南宋官窯的青釉碟子。

呂芳并未事先說明來意，而是先起身給嚴嵩倒了滿滿一杯花雕酒，又給徐階倒了半杯，給自己倒了半杯，然後再慢慢悠悠地拉起家常：

“這壇酒是嘉靖元年的窖藏，皇上就是那年入繼大統，咱家也是那年開始跟着皇上，一眨眼四十年了。皇上這四十年不容易呀，嚴閣老這二十年也不容易呀，徐閣老入閣晚些，也有十來年了吧，都不容易。至于咱家，皇上身邊一個奴才而已，就不足論了。我們三人雖然職分不同，可喝的都是皇上的酒，是苦是甜，是甘是澀，嘴上不說腸子知道。”

呂芳拉完家常便将自己面前的半杯酒推到徐階面前，說“兩個半杯加起來就是滿杯，徐閣老與嚴閣老也打個平手”。為什麼呂芳不直接給徐階倒個滿杯，而要把自己的半杯推過去才湊成滿杯呢？這是呂芳做了掌印太監四十年的城府與說話的藝術。

呂芳說自己馬上喝半杯的資格都快沒有了，然後才直入正題，說此行是瞞着皇上來的，拿出昨夜浙江八百裡加急送來的海瑞審鄭泌昌、何茂才的供詞。供詞裡兩人說出是受嚴世藩的指使毀堤淹田并通倭，還牽扯到了江南織造局兼浙江市舶司總管太監楊金水，這位呂芳最喜歡的“兒子”。

這一案審出的便牽涉到眼前的這三家了：嚴嵩、呂芳和徐階，他們都是“背後的人”。

楊金水瘋了，正在被押解回京，審出的供詞裡所說的受嚴世藩指使又拿不出證據，說證據燒了，又牽涉到胡宗憲早已結案斬了證人的案子，此刻又在前方翻供，這一下又會讓正在東南打倭寇的胡宗憲牽連其中，此案變得越來越複雜，再深入不再事關内閣首輔，還有嘉靖的兒子裕王與前方戰事、浙江領土問題了。

“裕王派”屬于“倒嚴”的清流，嚴黨把持朝政緻使國庫虧空嚴重，唯有“改稻為桑”，以桑織出的絲綢遠銷海外，才能換來更多的銀子彌補國庫虧空，用他們捅下的婁子讓浙江百姓們買單受罪。

“改稻為桑”便意味着家家無糧可收，看似為種桑出賣人力以換取更多的工錢，但這種無自家糧安穩的生活無法讓百姓們心安，更何況當時朝廷的言令已經不具備可靠性，百姓們衣食無着，誰敢冒險？

百姓不改嚴黨便想着法兒強行改，怎麼改？毀堤淹田，賤價迫使農民賣地種桑。

已長成青苗的地瞬間被淹，農民今年注定是顆粒無收，看似天災，實為人禍。地賣與不賣，價錢一壓再壓，農民陷入兩難。

徐階作為“倒嚴派”，派出海瑞審此案的目的，就是要将此事牽扯出背後的嚴黨，然後将嚴嵩一派徹底打敗，讓把持朝政二十多年的嚴黨下台，“清流派”上台。但是後來證明，哪有什麼清流，不過都是一派倒下，另一派興起，一派接替一派，輪回循環而已，此為“封建大弊”，沒有嚴黨，還有徐黨、李黨、王黨……

呂芳此次秘密前來的“三人會盟”，讓徐階不得不懷疑是嘉靖下的一步“暗棋”，懷疑的不僅是嚴黨，還有他徐階與裕王，利用此案攪亂朝局與前方軍事，這是大的立場與心機問題，萬萬不被嘉靖所容忍的，于是徐階必須表明海瑞重審此案所牽扯的态度。

徐階立馬表明立場說，海瑞審出來的這份供詞沒有負責主審官的簽名，不能因為這份“不正常”的供詞而影響了胡宗憲前方的戰事，牽涉到皇上身邊的呂公公和楊金水，當然，在面對内閣首輔嚴嵩，也隻能說不能牽涉到他的兒子嚴世藩，供詞當然不能上呈皇上，這正是呂公公此番來想聽見的結果，也是他相約“三人會盟”以倒酒開啟話題的目的。

等着徐階表完态，呂公公端起自己那半杯酒倒入徐階的酒杯中，半杯變成了滿杯，跟嚴嵩一樣都是滿杯，呂公公表達了他此番“倒酒”的深意：

“二位閣老都是家大業大五福全歸的人，咱家沒有家，認了好些幹兒子都是假的。楊金水已經在押往京師的路上，到京後皇上就會審他，那時咱家隻怕連空杯子都沒得端了。可大明朝眼下不能沒有嚴閣老，也不能沒有徐閣老。隻要二位閣老和衷共濟，天下就亂不了。二位閣老就算不為了自己的身家，為了皇上為了大明朝難道還不願意喝下這杯酒嗎？這幾日宮裡的坎我去過，說什麼也得保住二位閣老。還望二位閣老這幾日誰都不要見，你們不發話，底下的人就不敢鬧騰！”

呂公公對嘉靖的忠心，天地可鑒，嘉靖清楚呂公公對自己的忠誠與宅心仁厚，所以他才會借陳洪的手去鏟除他想鏟除的人，陳洪也隻能作為嘉靖的一顆“狠棋”，他保呂芳，利用陳洪，隻是因為隻有陳洪的那股狠勁兒才能做到呂公公做不到的事。

呂芳曾對他下面的人說過：“無論誰來逼你們，你們都不要理睬，都要好好地活着。為了朝局。該死的有些已經死了，有些立馬要死。不該死的就不能死。”

所以，他和裝瘋三年的楊金水最後得以善終，嘉靖看似貶了他們去給太祖爺守陵，實際上是在保全他們的一片赤誠忠心，讓他倆好好過下半生，再也不用伴君如伴虎，不用受朝廷的血雨腥風。

呂芳四十年來所積累下的“伴君智慧”總結出一句話就是他說的：“做官要三思！就是‘思危、思退、思變’！知道了危險就能躲開危險，這就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這就叫‘思退’；退了下來就有機會，再慢慢看，慢慢想，自己以前哪兒錯了，往後該怎麼做，這就叫‘思變’！”

呂芳作為嘉靖身邊最貼心最信任的人，四十年的風雨曆程，陰晴難料，這樣能夠功成身退的人并不多，他之所以會将兩位内閣背後的明争暗鬥攤開在桌面上來坦白地說出來，這種“智慧”是呂芳的高明，意思是說，無論你們嚴黨和裕王派如何在背地裡鬥得死去活來，隻為将一方徹底打倒，但擺在明面上來講，大家依然現在還是隻有一個“天下”，那就是嘉靖，隻有為嘉靖着想，不要讓他為難，那麼大家都好過，但若讓嘉靖這個一手遮天的人皇都難做了，那麼吃虧的還是大家，嚴黨不能，裕王也不能，這種封建皇權的“皇恩浩蕩”，也真正指明了劉和平寫《大明王朝1566》的真正含義：弱勢文化屬性永遠無法承載一個強勢文化的政治經濟。

封建的皇權思想，是一切以皇帝的喜怒哀樂為中心的國家進行時，就是一種期望救主的文化，這個“救世主”隻能是大衆求于一人，萬民生死基于一人大權之下，決定一生命運的隻有自己的功過，皇帝的好惡。

《大明王朝1566》之所以能成為高分經典的社會意義就在于它的這種披露封建弱勢文化屬性的大弊，也正是海瑞對嘉靖死谏的那兩次所痛批的重點，才是真正全書意義上的升華：“設百官如家奴，視國庫如私産，以一人之心奪萬民之心，無一舉與民休養生息。以緻上奢下貪，耗盡民财，天下不治，民生困苦。我大明朝如再以天下奉一人，便亡國有日，天下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