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這個名字總是伴随着“百家講壇”“論語”這兩個關鍵詞出現。當年,于丹作為“國學大師”受到大衆的追捧,到處演講、授課,名噪一時。
但是,就在2012年,這位“國學大師”在北京大學講課的時候,卻被台下的學生喝了倒彩,并最終被趕下了講台。這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于丹是北京人,生于1965年。她算是不折不扣的書香門第。她的父親,也就是于廉,是著名的國學家,知識淵博,文字功底深厚,而且還喜愛畫水墨畫。
于丹從小不僅從書本上獲得了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生活中也經常參與父親和其好友之間的交流活動。這些活動有的是讀詩、有的是對于水墨畫技藝的交流。于丹的父親對于百戲之祖——昆曲很有研究,于是于丹也很早就開始接觸這一曲種。
很多人也許不知道,在于丹成名前,她就已經開始給中央電視台各檔具有曆史價值的紀錄片撰寫稿件了,還曾參與過北京申奧片的策劃工作。
但是,于丹真正走入人們的視野還是在2006年。那一年的十一假期,中央電視台推出了一檔欄目叫做《百家講台》,紀連海、于丹、易中天等都是從這檔欄目中走出來的。
當時,于丹在這個欄目中講述了自己對于《論語》的理解。她的講述内容雖然比較高深,但是她能夠将高深的傳統文化同現實事物以及現實思維相聯系,以淺顯易懂的方式為大家講述《論語》。
通過她的描述和闡釋,《論語》變成了普羅大衆完全能夠接受的文化内容。而且,一般情況下,她不會直接講道理,而是采取講故事的方式,這樣一來,整個《論語》的内容就變得跟電視劇一樣生動、活靈活現了。
在她的影響下,很多民衆開始願意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傳統文化變得不在高深,逐漸掀起了全民學國學的熱潮。由于于丹通過7天的時間,獲得了大衆的高度認可,并且快速成名,所以學術界将這一情況總結為“于丹現象”。
由此,于丹的人生也開始變得豁然開朗。她不僅擔任了北京師大傳媒學院的書記,而且還擔任了北京市政協委員,甚至一度擔任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代表大會代表。
不過,于丹頂着“國學大師”的頭銜,到處演講、受人尊敬的日子很快就迎來了轉折點。在2012年,于丹應邀去北京大學為同學們講解昆曲,在講課的過程中,居然被台下的同學哄了下去。
我們現在回過頭去分析這件事,其背後的原因有多種:
第一,于丹人品的問題。于丹人品出現問題是整個時間的根本原因。當初,于丹在《百家講壇》快速走紅後,就開始到處演講。要知道,她的演講都是完全商業化的。
于丹看到自己的價值越來越高,于是就開始提高她的出場費。這還不算什麼,她居然開始學會了耍大牌。每次出去講課,她都要求車接車送,而且必須是豪車才行。下車的時候,必須有專人在門口迎接她。
此外,出差演講的過程中,無論是飲食還是住宿方面,她都要求對方給自己提供最高标準,如果不是五星級酒店就不住,如果不是山珍海味就不吃,完全沒有“國學大師”的風範。
即便是對于作為“家裡人”的随行人員,于丹也是毫不客氣,不僅經常給這些人臉色看,而且還在行程安排上刁難他們,更有甚至,會經常通過帶有諷刺性的語言來數落這些人。在她的心裡,已經完全沒有了“人人平等”的基本概念。
如果這些事發生在國内,我們也能夠忍受,不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于丹經常出國到處演講,宣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她的這種行事作風來看,根本無法代表中國的形象,更别說傳播傳統文化了。她的這種表現,會給中國和中華文化抹黑,這一點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第二,對于她文學素顔的質疑。我們都知道,于丹在成名後,出版了3本書,很多人受到名人效應的影響,紛紛前去購買。當大家認真“拜讀”她的這些作品之後發現,《于丹<論語>心得》和《于丹<論語>感悟》高度雷同,内容基本都是一樣的。
此外,于丹在後來的各種演講中,講述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之前的舊觀念、舊理論、舊看法。這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她在成名之後,完全沒後再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沒有産生新的理論和觀點。
于丹作為“國學大師”,本來應該是專心做研究的,當然,其願意出來傳播優秀傳統文化我們是持鼓勵态度的。但是,她的商業氣息太濃,據相關數據顯示,于丹當時已經位列中國作家富豪榜第二名,在出場費水漲船高的背景下,于丹的稅後總收入居然達到了驚人的1000多萬。
除此之外,後期,于丹講述國學的方式方法也出現了問題。由于她對于國學沒有做進一步研究,所以内容乏善可陳,于是她就開始故意把那些本來淺顯易懂的道理包裝成高深的内容,其目的就是為了突出自己的知識高度。說白了,就是一句話來回說,都是廢話。
第三,新媒體的出現,開始讓于丹露出了“尾巴”。2012年,中國的新媒體開始慢慢出現,新一代年輕人開始有機會接觸到廣泛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通過電視媒體壟斷知識傳播途徑的企圖,自然就不攻而破了。
此外,新媒體也讓大衆獲取新知識的成本大大降低,而效率大大提升了,所以于丹的高版稅、高出場費自然也就沒有了商業市場。她的狂傲也就沒有人去為其埋單了。
第四,于丹沒有針對授課對象使用正确的講授方式。如果于丹這次講授昆曲是以一般民衆為授課對象的話,可能不會出現這種被趕下台的尴尬。但是,她當時所面對的是北大的學生。
我們知道,北大的學生都是有知識、有學問、有主見的,能夠報名前來聽于丹課程的人,都是本身對課程内容有着一定認知、有着自己見解的。在這些人面前,于丹不僅還在用娛樂化的方式進行授課,而且還公然不尊重藝術。當時,于丹上台後第一句話說的就是“我代表大家……”。
一個人,無論學識有多麼高深、位置有多麼高、受人敬仰的程度有多麼深,都不可能出現“代表大家”的情況。對于這一點,作為一個普通的民衆都非常清楚,我想于丹不會不知道的。
隻不過,當時的她已經被所謂的名利和地位沖昏了頭腦,有點兒過于猖狂了。我們現在回想起當初百家講壇為于丹開始的欄目,可以從欄目的名字中找到對于于丹的定位。
當時的欄目名稱叫做“于丹‘論語’心得”。什麼是“心得”?就是自己讀過《論語》後的感受,對于自己感受的分享,當然應該僅限于自己的立場和角度,怎麼可能代表大家呢?
總之,于丹之所以會“走下神壇”,被大家所抛棄,其根本原因就是忘記了初心。忘記了她本來應該做的事——深入研究并廣泛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也許對于這些過分的行為,她自己也十分清楚,所以,于丹于2018年11月卸任了北京師範大學藝術傳媒學院分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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