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這個名字總是伴随着“百家講壇”“論語”這兩個關鍵詞出現。當年，于丹作為“國學大師”受到大衆的追捧，到處演講、授課，名噪一時。

但是，就在2012年，這位“國學大師”在北京大學講課的時候，卻被台下的學生喝了倒彩，并最終被趕下了講台。這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于丹是北京人，生于1965年。她算是不折不扣的書香門第。她的父親，也就是于廉，是著名的國學家，知識淵博，文字功底深厚，而且還喜愛畫水墨畫。

于丹從小不僅從書本上獲得了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生活中也經常參與父親和其好友之間的交流活動。這些活動有的是讀詩、有的是對于水墨畫技藝的交流。于丹的父親對于百戲之祖——昆曲很有研究，于是于丹也很早就開始接觸這一曲種。

很多人也許不知道，在于丹成名前，她就已經開始給中央電視台各檔具有曆史價值的紀錄片撰寫稿件了，還曾參與過北京申奧片的策劃工作。

但是，于丹真正走入人們的視野還是在2006年。那一年的十一假期，中央電視台推出了一檔欄目叫做《百家講台》，紀連海、于丹、易中天等都是從這檔欄目中走出來的。

當時，于丹在這個欄目中講述了自己對于《論語》的理解。她的講述内容雖然比較高深，但是她能夠将高深的傳統文化同現實事物以及現實思維相聯系，以淺顯易懂的方式為大家講述《論語》。

通過她的描述和闡釋，《論語》變成了普羅大衆完全能夠接受的文化内容。而且，一般情況下，她不會直接講道理，而是采取講故事的方式，這樣一來，整個《論語》的内容就變得跟電視劇一樣生動、活靈活現了。

在她的影響下，很多民衆開始願意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傳統文化變得不在高深，逐漸掀起了全民學國學的熱潮。由于于丹通過7天的時間，獲得了大衆的高度認可，并且快速成名，所以學術界将這一情況總結為“于丹現象”。

由此，于丹的人生也開始變得豁然開朗。她不僅擔任了北京師大傳媒學院的書記，而且還擔任了北京市政協委員，甚至一度擔任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代表大會代表。

不過，于丹頂着“國學大師”的頭銜，到處演講、受人尊敬的日子很快就迎來了轉折點。在2012年，于丹應邀去北京大學為同學們講解昆曲，在講課的過程中，居然被台下的同學哄了下去。

我們現在回過頭去分析這件事，其背後的原因有多種：

第一，于丹人品的問題。于丹人品出現問題是整個時間的根本原因。當初，于丹在《百家講壇》快速走紅後，就開始到處演講。要知道，她的演講都是完全商業化的。

于丹看到自己的價值越來越高，于是就開始提高她的出場費。這還不算什麼，她居然開始學會了耍大牌。每次出去講課，她都要求車接車送，而且必須是豪車才行。下車的時候，必須有專人在門口迎接她。

此外，出差演講的過程中，無論是飲食還是住宿方面，她都要求對方給自己提供最高标準，如果不是五星級酒店就不住，如果不是山珍海味就不吃，完全沒有“國學大師”的風範。

即便是對于作為“家裡人”的随行人員，于丹也是毫不客氣，不僅經常給這些人臉色看，而且還在行程安排上刁難他們，更有甚至，會經常通過帶有諷刺性的語言來數落這些人。在她的心裡，已經完全沒有了“人人平等”的基本概念。

如果這些事發生在國内，我們也能夠忍受，不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于丹經常出國到處演講，宣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她的這種行事作風來看，根本無法代表中國的形象，更别說傳播傳統文化了。她的這種表現，會給中國和中華文化抹黑，這一點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第二，對于她文學素顔的質疑。我們都知道，于丹在成名後，出版了3本書，很多人受到名人效應的影響，紛紛前去購買。當大家認真“拜讀”她的這些作品之後發現，《于丹<論語>心得》和《于丹<論語>感悟》高度雷同，内容基本都是一樣的。

此外，于丹在後來的各種演講中，講述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之前的舊觀念、舊理論、舊看法。這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她在成名之後，完全沒後再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沒有産生新的理論和觀點。

于丹作為“國學大師”，本來應該是專心做研究的，當然，其願意出來傳播優秀傳統文化我們是持鼓勵态度的。但是，她的商業氣息太濃，據相關數據顯示，于丹當時已經位列中國作家富豪榜第二名，在出場費水漲船高的背景下，于丹的稅後總收入居然達到了驚人的1000多萬。

除此之外，後期，于丹講述國學的方式方法也出現了問題。由于她對于國學沒有做進一步研究，所以内容乏善可陳，于是她就開始故意把那些本來淺顯易懂的道理包裝成高深的内容，其目的就是為了突出自己的知識高度。說白了，就是一句話來回說，都是廢話。

第三，新媒體的出現，開始讓于丹露出了“尾巴”。2012年，中國的新媒體開始慢慢出現，新一代年輕人開始有機會接觸到廣泛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通過電視媒體壟斷知識傳播途徑的企圖，自然就不攻而破了。

此外，新媒體也讓大衆獲取新知識的成本大大降低，而效率大大提升了，所以于丹的高版稅、高出場費自然也就沒有了商業市場。她的狂傲也就沒有人去為其埋單了。

第四，于丹沒有針對授課對象使用正确的講授方式。如果于丹這次講授昆曲是以一般民衆為授課對象的話，可能不會出現這種被趕下台的尴尬。但是，她當時所面對的是北大的學生。

我們知道，北大的學生都是有知識、有學問、有主見的，能夠報名前來聽于丹課程的人，都是本身對課程内容有着一定認知、有着自己見解的。在這些人面前，于丹不僅還在用娛樂化的方式進行授課，而且還公然不尊重藝術。當時，于丹上台後第一句話說的就是“我代表大家……”。

一個人，無論學識有多麼高深、位置有多麼高、受人敬仰的程度有多麼深，都不可能出現“代表大家”的情況。對于這一點，作為一個普通的民衆都非常清楚，我想于丹不會不知道的。

隻不過，當時的她已經被所謂的名利和地位沖昏了頭腦，有點兒過于猖狂了。我們現在回想起當初百家講壇為于丹開始的欄目，可以從欄目的名字中找到對于于丹的定位。

當時的欄目名稱叫做“于丹‘論語’心得”。什麼是“心得”？就是自己讀過《論語》後的感受，對于自己感受的分享，當然應該僅限于自己的立場和角度，怎麼可能代表大家呢？

總之，于丹之所以會“走下神壇”，被大家所抛棄，其根本原因就是忘記了初心。忘記了她本來應該做的事——深入研究并廣泛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也許對于這些過分的行為，她自己也十分清楚，所以，于丹于2018年11月卸任了北京師範大學藝術傳媒學院分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