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收獲》雜志第四期推出了2018年“青年作家小說專輯”，9位年輕作家集體登上在中國文壇上極具影響力的文學期刊，他們的平均年齡是28歲，一半為90後，他們正在成為中國文學的新鮮力量。借此機會，澎湃新聞推出90後作家專題，對部分作家進行了專訪。此為本專題的第二篇專訪，專訪作家是李唐。

李唐

李唐，1992年生，14歲便開始創作詩歌和小說。他被稱為是“90後”作者中發表文章層次最高的作者，曾在《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十月》、《鐘山》、《小說界》等重要刊物上發表作品。與此同時，李唐也是“紫金·人民文學之星”小說獎的得主之一。格非曾這樣評價他的作品：“從李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新一代作家重塑自我的艱辛努力和别樣路徑。他的叙事明晰、清新，富有創造力。”

《我們終将被遺忘》

寫長篇是個意外，本以為三十歲以後才會嘗試長篇

澎湃新聞：你是怎麼走上創作道路的？有沒有曾深刻地影響你的作家？

李唐：最早寫東西是在初中，無意中發現了一本《葉賽甯詩選》，應該是我爸年輕時候買的。之前我并沒有認真讀過文學作品，沒想到就被打動了。我想主要由于兩個方面：一個是語言本身的魅力，詩歌的那種行文方式同時又陌生化的效果深深震撼了我；另一個應該就是作者的表達欲望，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展示出來也可以這麼美，也可以這麼有意義。文學為我開啟了一片嶄新的世界，無論從語言的享受還是自我的表達。

後來我幾乎讀遍了所有能夠接觸到的詩歌。中國從朦胧詩及以後的詩人，能找到的我基本都讀過。影響我比較大的是顧城、海子和韓東，外國的詩人則是策蘭和特拉克爾。小說是高中時開始嘗試寫，剛開始純粹自娛自樂，寫完也不會給别人看。正兒八經寫小說是讀到了卡夫卡，他給我的感覺是太自由了，沒想到小說也能那麼寫，不僅僅是想象力，而是他的行文方式和整體的精神狀态。

很多作家都曾深刻地影響過我，除了上面說到的，還得列一長串名單：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爾加科夫、貝克特、庫切、卡佛、塞林格、布勞提根、村上春樹、鮑裡斯·維昂、菲利普·迪昂、錢德勒……感覺根本列不完，他們給我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身外之海》

澎湃新聞：今年你出版了個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身外之海》，我相信這也是你個人創作的一個重要節點。能不能說說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過程所帶給你的體驗與感受？

李唐：長篇是個意外，我以為至少要三十歲以後才會嘗試寫長篇，但《身外之海》的故事形成在我腦海裡後，就再也抑制不住了。長篇和中短篇确實很不一樣，我更願意把中短篇看成一首詩，暧昧、邪惡又美麗，我可以作為一個旁觀者，冷眼凝視着小說裡的人物四處漫遊，我時而跟他們融為一體，又會嘲諷、否定他們。而長篇是一整個世界，需要我沉浸其中，與故事裡的人物共呼吸同命運。長篇帶給我的痛苦和愉悅都更大，用一個可能已經庸俗的說法，長篇就像長跑，沿途看到的風景更多。我更願意跟長篇裡的人物做朋友，而在中短篇裡，我則更像一個拿着手術刀的腦科醫生。

我質疑任何給出答案的人生意義

澎湃新聞：《巴别》這篇小說的靈感由何而來？我們所知的“巴别塔”是西方文化中的特殊意象，它出現在《創世紀》中，上帝為阻止人類修建通往天堂的高塔而使人類使用各種不同的語言，人類也從此各散東西。在這篇小說中的開頭，主人公便決定“不再說話”。小說的名稱是否也是由此而來，以及這篇小說想表達何種内涵？

李唐：這篇小說我想寫的是人和人之間的難以溝通。即使是你最親近、最熟悉的人，即使你們天天生活在一起，你仍然無從得知對方的真實想法。有人說現代人太孤獨了，每個人都像一座孤島，可是，孤島本來就是人類的本質。我們隻能依靠外在表現，勉強認知對方。很長一段時間，這個事實都令我沮喪和恐懼。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他熱愛人民，但卻不愛他們中的單獨一個（大意）。《EVA》的劇場版結局裡，“人類補完計劃”使全體人類變成了一片能量的海洋，這或許是我看過的最反人類也是唯一解決孤獨的方式了。況且，别說他人了，就連你自己都不一定了解你自己，不是嗎？這也是文學的意義：溝通自我與他人的橋梁。所以我從來不會擔心文學會沒落（當然跟能不能掙錢是兩碼事），因為文學其實是人類的本能。

澎湃新聞：我發現“馬”這一意象出現在你的許多作品中，比如《巴别》、《動物之心》、《幻之花》，是因為你對“馬”這種動物有特殊的偏愛嗎？此外，“馬”在作品中的出現似乎常常與“夢”相連接，這二者之間有何聯系？“馬”在你的觀念中，又是否是某種抽象物的化身呢？

李唐：我承認當時是受到了安哲羅普洛斯電影的影響，幾乎他的每一部電影裡都會出現馬。馬本身就充滿了夢幻感，它奔跑或靜默，還有優美的身軀，自然而然被賦予了更深層次的涵義。它究竟代表了什麼？我想，正是這種暧昧不明才使這個意象充滿魅力。

澎湃新聞：無論是經典大家，還是新生代作家，他們中的部分都曾把“人”寫成“動物”，比如卡夫卡的《變形記》，王蘇辛的《再見，父親》。但我認為你在《動物之心》這篇小說中創造了某種“邊緣”，一個“人”遊離在化為“動物”的邊緣，最終卻又選擇重返社會。請問你為什麼這樣設置情節？

李唐：我認為人性中同時包含了“人性”和“獸性”的一面。現代社會是高度精密和發達的，人的生活路徑正不斷被分析、規訓着。這個時代看似自由，實則更像是一個可怕的烏托邦，個人的力量越來越微不足道，個人越來越成為時代的工具。你自認為的“個性”和“與衆不同”其實都應該打一個問号，你可能依然在無形中受到了某種語境和曆史路徑的影響，自己卻渾然不覺。我們該怎麼辦？人類的自主性該如何捍衛？推動曆史發展的一大動力就是我們想搞清楚出路究竟在哪裡，可這個問題越來越艱澀了。因此現代人格變得疑慮重重，是由于他深陷于一張看不見的大網中。小說裡，他被“動物”所吸引，其實也可以看成是一種不自覺的反抗，他希望找到更“真實”的生活，找到一種“出路”，盡管他也說不清到底是什麼。但那隻能是稍縱即逝的恍惚，現代社會仍然無孔不入，他的出路隻能在猶疑中進行，但總比什麼都不做強。

澎湃新聞：《蟻蛉旅館》這篇小說是否是對現實的某種折射，可否把它看做一個寓言，讀者該如何去理解這部作品呢？同時也很好奇“那東西”究竟是對何物的隐喻。

李唐：其實你也應該知道，“那東西”如果明說就一點意思也沒了。它可以代表任何東西，一切源自于你内心深處最恐懼的事物。

澎湃新聞：在《氧氣與月亮》中，你塑造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從這篇小說中，我看到的是某種個體存在的無意義，對“現代人”而言，這确實是一種困境。請問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李唐：我不認為是困境，因為每個人的人生意義都不同，需要每個人自己去尋找，沒人能代勞，更沒有一個标準答案告訴我們“隻有這樣做才是有意義的”，否則也太恐怖了，所以我質疑任何給出答案的人生意義。回到小說，我寫的隻能是尋找意義的“過程”，至于那個“意義”究竟是什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這也是人的最後的自主性。

人隻能在不斷自省和必要的自我束縛中才能真正達到自由

澎湃新聞：你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名詩人。你作品中的主人公們讓我想起了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的抒情詩人》中所描寫的那類“遊蕩者”，他們冷漠地遊蕩在城市中，被裹挾在人群之中，又遊離在人群之外，他們與城市、人群保持着一種若即若離的微妙關系。本雅明的“遊蕩者”是一種隐喻，對你而言，你作品中的主人公們是否也是某種隐喻呢？此外，“城市”和“人群”是否也為你提供了特殊的創作來源？

李唐：按照我的理解，“遊蕩者”應該更多的是與現實世界的疏離，是一種心理狀态。為什麼會這樣？原因有很多，但很多東西也是混沌未知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将一個人一分為二，如何調節二者的關系是很關鍵的問題。有些人可以很容易地在兩個世界中轉換自如，而有的人卻時刻感受到兩者的不協調，因此他會時常感到不适。

城市對我來說不僅僅是出生、長大的地方，它也是一個奇異的空間。在城市中你會遇到形形色色、千差萬别的人，也會遭遇或聽聞各種光怪陸離的事情。無疑城市給人的印象總是強勢、華麗的，但同時也存在着幽暗的角落。這種反差對我來說非常迷人。

澎湃新聞：從你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你對“語言”這一文學根本問題的思考。它們甚至表現出某種試圖超越語言本身的傾向。請問你對文學“語言”和日常“言語”有什麼特别的體會與認知嗎？

李唐：我确實很長一段時間沉浸在某種根本性的思考中。我不希望寫的單單是故事、是小說而已，我希望自己寫的是“文學”，至于它被人看成小說還是别的什麼是無關緊要的，我甚至會想“文學”為什麼要分小說、詩歌、散文等等門類？有沒有可能創造出無法歸類的、更加純粹的文體？當然我知道很難達到，在我的閱讀經驗中也隻有卡夫卡、貝克特、布勞提根等少數作家曾真正超越過文體的局限。所以有時我會跳出小說本身去叙述，也是在反問自己，“我究竟在做什麼？”文學的語言更容易承載思想，日常話語則是傾向表達，随風而逝。二者有很大不同。多數能被讀者接受的、通俗向的小說都是接近日常表達的，畢竟要更加生動自然。但我認為沒有高下之分，做好哪一點都不容易，這跟寫作者本身的性格也有很大關系。

澎湃新聞：法蘭克福學派緻力于研究“現代性”問題，而當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旗手哈貝馬斯曾在《交往行為理論》中提出“交往理性”，它涉及到“具有語言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主體”，而你作品的人物恰恰與此背離；身處于現代性社會中，為何你塑造的大多是這樣放棄了“交往理性”的人物？他們是否也具有“主體的合理性”呢？

李唐：在我有限的閱讀中，哈貝馬斯給我的印象一直是希冀建立溝通橋梁的人物，無論是政治的還是個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錯誤。小說裡那些看似自閉、孤僻的人，其實恰恰是由于他們過于注重自我的感受，說沉溺其中也可以。現代性社會中，個人變得愈加渺小無力，許多東西瓜分着我們的時間、精力和理性，回歸内心世界反而可以看作某種消極抵抗。我有一個偏見：人隻能在不斷的自省和必要的自我束縛中才能真正達到自由。

澎湃新聞：在數月前的一個訪談中，你被問到“最喜歡的作家”，你回答說是“卡夫卡和貝克特一類的作家”，因為他們在文字中教給你“自由”。“自由”是你的關鍵詞，能不能說一說這種“自由”為何物，是“想象”與“做夢”的自由，抑或書寫現實生活的自由？

李唐：我所理解的“自由”是他們不受文體的局限。文學發展到如今，關于文學的知識也變得十分繁複和刻闆。小說要有小說的寫法，詩歌也要有詩歌的寫法，每種寫作都有各自的評價體系，就像考試一樣，有時真的覺得很無趣，文學真的應該是這個樣子嗎？我在卡夫卡和貝克特等少數作家身上看到了試圖超越局限的努力，盡管他們都不成體系，也是模糊不清，但就像是打開了一條通道一樣，讓我感受到自由氣息的吹拂。其實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想得很明白，現階段隻能說是一種直覺。

澎湃新聞：你曾說過“日常生活是一種重負”，而“想象力是脫離日常重負的某種可能性”，你推崇有想象力的作品，這從你自己的創作中也可見一斑。我認為想象使你的作品插上了翅膀，但它們卻在“輕盈的飛翔”以後墜入了另一種更為沉重的現實。不知你自己怎麼認為？

李唐：現實是沉重的，我想沒人會否認，而想象力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現實的沉重。說它是逃避嗎？不可否認有逃避的因素，一切藝術都是在造夢，可想象力同時也是自我的體現。一個人的自由說到底終歸要回歸自我領域才算有效。但人的意識也是時刻流動的（這也是我們缺少安全感的根本原因），某些時刻，我們獲得了心靈的自由與自足，就像輕盈的飛翔一般，但有些時刻我們又忽然喪失了自由，墜入沉重的現實。自由與墜落總是在交替進行，可這才是人生的真實狀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