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1155-1221），南宋鄱陽（今江西波陽）人，字堯章，曾隐居浙江武康，與白石洞天為鄰，因号白石道人，又号石帚。時逢秦桧當國，一生不仕，往來于鄂贛皖蘇間，卒于杭州。他精于音律，工詩詞，其詩風格高秀，詞尤精深華妙，音節文字，冠絕一時，極為後世所推崇，為南宋傑出詞人，甚至比拟為詩中的杜工部。著作有白石道人詩集》《白石道人歌曲》《大樂議》、《琴瑟考》、《绛帖平》、《禊帖偏旁考》、《續書譜》等。

姜夔精通書法藝術，《書史會要》評其書藝為：“迥脫脂粉，一洗塵俗”，因其在書法藝術上有精深的修養，發為文字，則為達識之言。宋謝采在續書譜序》中有雲：“白石生好學，無所不通，書法得魏晉古法，運筆遒勁，波瀾老成，尤好臨習《定武蘭亭序》。其所作《绛帖平》，考據精博，使覽者識其真僞，通其義理，然後究其點滴，對翰墨有所補益。”後人認為：“宋人論法帖者米芾、黃長睿以下，互有疏密，論者謂姜氏之評在米、黃之上，可見其研習之精湛。所著《續書譜》一書，尤為學書者所稱道。”

《續書譜》一書，已收入《四庫全書》藝術類中，《提要》雲：“是編乃其論書之語，曰《續書譜》者，唐孫過庭先有《書譜》故也。”可知姜氏此書，乃進一步闡發《書譜》所述書法理論而有所研讨，議論精到，用志刻苦，素為書家所重。近人鄧散木作《續書譜圖解》，認為：“此乃書法學習必讀。”有雲：“姜白石的續書譜》，用通俗的散文格調，将《書譜序》的精意，歸納起來，作了具體介紹，再結合自己的實踐，對真、行、草書的書寫和學習方法、技巧以及用筆、用墨、結體、臨摹等的各個方面，都做了科學分析，還舉很多例子來作說明，說理淺顯，不作高論，所以它不是空洞的理論文章，而是《書譜序》的注腳，又是《書譜序》的發展。”給予《續書譜》以充分的肯定。

關于該書版本，《四庫全書提要》作了扼要說明：“此本為王氏《書苑補益》所裁，凡二十則：一曰總論，二曰真書，三曰用筆，四曰草書，五曰用筆，六曰用墨，七曰行書，八曰臨摹，九曰書丹，十曰情性，十一曰血脈，十二曰燥潤，十三曰勁媚，十四曰方圓，十五曰向背，十六曰位置，十七曰疏密，十八曰風神，十九曰迅速，二十曰筆鋒。”其“燥潤”、“勁媚”二則，均有錄無書。“燥潤”下注曰見“用筆ｊ條”；“勁媚”下注曰見“情性”條。然“燥潤”之說實在“用墨”條中，疑有舛誤；又真書、草書之後，各有“用筆”一則，而草書後之“用筆”，乃是八法，并非論草，疑亦有訛。考《佩文齋書畫譜》第七卷中全收是編，臨摹以前八則，次秩相同，臨摹以下，則九曰方圓，十曰向背，十一曰位置，十二曰疏密，十三曰風神，十四曰遲速，十五曰筆勢，十六曰情性，十七曰血脈，十八曰書丹。先後小殊，而“燥潤”、“勁媚”二則，并無其目，蓋所據之本，稍有不同，而其文則無所增損也。

《續書譜解說》乃據《佩文齋書畫譜》本，趙孟頫所書部分，隻有數處字句有出入，馮亦吾所書部分，參考佩文齋本，擇善而從之。

本博摘錄的釋文為近代書法篆刻家鄧散木；南京藝術學院博士曹建提出問題思考,進行導讀。

鄧散木《續書譜圖解》（節選）

總論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于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于蟲篆；點畫波發，則出于八分；轉換、向背，則出于飛白；簡便痛快，則出于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制。歐陽率更、顔平原輩以真為草；李邕、西台輩以行為真。亦以古人有專工真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雲：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草十字，不如真書一字。意以為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仿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精通，心手相應，斯為美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概。孫過庭論之又詳，可參稽之。

【釋文】

真書、行書、草書的筆法，都淵源于篆書、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樸的地方，出自篆書；點畫撇捺，出自八分；轉鋒換筆，有向有背，出自飛白；簡便痛快，出自章草。然而不論真書、草書和行書，各人有自己的體制，如歐陽詢、顔真卿他們是用真書的筆法來寫草書的；李邕、李建中他們是用行書的筆法來寫真書的。隻因古人有的專工真書，有的專工草書，有的專工行書，确沒有能兼擅其美的。有人說：“一千個草字，抵不上十個行草，十個行草，抵不上一個真書。”意思以為草書最易，真書最難，這豈是真心懂得書法的話？大抵下筆時如完全模仿古人，字就缺乏精神；如一味講求挺拔，又無法洗掉俗氣，所貴熟練精通，心手相應方好。白雲先生和歐陽詢的書訣，對這問題，頗能得其大概，孫過庭說得更具體，都可以作參考。

【解讀】

關于各種書體淵源，以前的說法往往有着線性發展的先後順序。現在的考古發現證實，篆書與隸書并無先後之分，楷書與行草書也并非先後發展起來的。因此，各種書體的相互關系，往往并非互為因果。不過，可以說“圓勁古淡，則出于蟲篆；點畫波發，則出于八分：轉換、向背，則出于飛白；簡便痛快，則出于章草。”在諸種書體中，楷書（真書）是最難的嗎？篆、隸、真、行、草五體有無高下難易之分？五體可否相通？如何才能使書法水平提高？姜夔在《續書譜》開篇總論中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讨論。姜夔認為，那種認為草書比楷書簡單的觀點是錯誤的，“以為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各種書體之間固然有相通的一面，但具體到每一位書家則各有所長，諸體兼善的書家較為少見。書法學習必須熟練，才能精通，才能達到心手相應的境界。進一步思考，書法學習應選擇何種書體作為入門呢？學習諸體的關鍵是什麼？臨摹古人與創造之間關系如何？姜夔認為，“熟習精通，心手相應”，應當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原文】

真書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鐘元常，其次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潇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顔魯公作《幹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況）歐、虞、顔、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複魏、晉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當”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顔；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稍扁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雲：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我嘗采古人之字列之為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随之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靜，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丿]、[乀]、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乚]、[亅]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顔、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滞，滞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複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于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尖。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體之後，至于今，尤甚焉。

【釋文】

真書要寫得平正為妙，這是一般世俗的論調也是唐代書法的缺點（唐代書法家講究法度規矩，缺乏魏晉書法的飄灑風度）。古今真書寫得最神妙的，無過鐘繇，其次就數王羲之，試看這二家法書，都潇灑縱橫，何曾拘守方正平直的規矩？原因在于唐代以法作取士标準，所以士大夫階級的字大都有科舉習氣，顔魯公寫的幹祿字書就是證據。何況歐虞顔柳四大家前後相接，唐人受了他們的影響，自然一下筆就循規蹈矩，不再有魏晉那樣的飄逸氣象了。再說字的長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一，誰能将它劃一起來呢？例如“東”字長，“西”字短，“口”字小，“體”字大，“朋”字斜，“當”字正，“千”字疏，“萬”字密，筆畫多的字宜寫得瘦些，筆畫少的自宜寫得肥些。魏晉書法之所以高妙，正由于完全照着字的實際形态下筆，不夾雜自己的私意。後來的人，有的專喜方正，就極意模仿歐陽詢顔真卿；有的專講勻圓，就專門師法虞世南智永；有的說結體扁些，自然平正，這又犯了徐浩的毛病；有的說，寫得疏朗，自然不俗，這又沾了王獻之的習氣。這些都是一偏之見，哪足以包括書法藝術的美呢？真書用筆，自有八法，我曾摘取古人法書，列成圖表，現在簡括地談談它的要旨：“點”是一個字的眉眼，全靠顧盼有情，或向或背，各随字形而異。“撇捺”是字的手腳，長短不同，變化多端，要像魚的胸鳍、鳥的翅膀那樣有翩翩自得的神氣。“挑趯”是字的步履，要能沉着。晉人的挑趯，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到顔真卿、柳公權手裡，開始專用正鋒，全用正鋒，自然就沒有飄逸氣象了。轉折，是方圓的法則：真書多用折筆，草書多用轉筆，折筆要稍留駐，留駐就有力；轉筆不可停滞，停滞就沒勁。然而真書兼用轉筆，可使更遒健，草書兼用折筆，可使更險勁，這一點學者不可不知。所謂“懸針”筆要執得極正，從上而下，筆直地像拉緊的繩子一樣。如果往下拉後又縮了回去，這就叫做“垂露”。從前翟伯壽問米老“字應當怎樣寫”？米老說：“沒有一筆垂而不縮，沒有一筆去而不回”。這兩句話看似簡單，然必須練習至極精極熟，方能做到。古人留下的墨迹，哪怕我們所能體會的僅僅一點一畫之微，總覺得跟現代人書法有顯著的不同，這就是用筆情妙的緣故啊！自王獻之以來，書家用筆多尖鋒直下，一字之間，長的短的互相補湊，斜的正的互相支拄，肥的瘦的互相混雜，這樣來追求結體的姿媚漂亮，這種現象，直至于今，比前更甚。

【解讀】

唐代楷書，被宋代書家米芾評為“一筆書”。他認為唐人楷書字間缺少變化。與米芾觀點一樣，姜夔也認為，楷書隻講平正，是唐人的失誤：“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衆所周知，在科舉考試中，試子們追求的就是橫平豎直的字形。在書法學習中，如果把橫平豎直當作點畫形态的追求，那麼就極易流于館閣體的呆闆拘謹。姜夔認為，應注意“字之真态”，求其長短、大小、斜正、疏密等的對立統一：“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姜夔所批評的“隻求平正”的書寫方法，曆代都有不少實例。至今還有許多人奉為圭臬。就此而論，我們是否應該思考：楷書的平正與呆闆之間有何關系？為什麼許多以“平正”為口号的書家都走向了呆闆拘謹？如何在書寫中注意到字法與章法的對比與變化？

【原文】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小楷而翰墨灑落，追踵鐘、王，來者不能及也。顔、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複溺于一偏。予評二家為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争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為書法之無助，而魏、晉之風規，則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旁清勁可喜，更為奇妙，近世亦有仿效之者，則濁俗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釋文】

用筆不要太肥，太肥了字形就渾濁；也不要太瘦，太瘦了字形就憔悴；不要多露鋒芒，鋒芒太露，字就不穩重；不要深藏棱角，不見棱角，字就沒有精神；不要上面大，下面小；不要左邊高，右邊低；不要先占地位多，後占地位少。歐陽詢的書法，結體雖太拘束，但用筆獨具衆美，就是小楷，筆墨也潇灑利落，上追鐘王，後來人是誰也及不上他的。顔柳結體，既與古人不同，用筆又陷于偏執。我說這兩家書派是書法的變體，幾百年來，人們争相效學，固然其筆畫的剛勁高明，對書法藝術的發展不能說毫無幫助，可是魏晉人的風格規模，究已掃地無遺。至柳氏的大字偏旁，清勁可喜，更為奇妙，近代也有效學的，那就免不了俗和濁，變得毫不可觀，所以說字與其寫得肥，還不如寫得瘦些好。

【解讀】

這一段主要讨論書法用筆的肥瘦問題。關于這一問題，古代書家多有讨論。所謂“古肥而今瘦”，常與“古質而今妍”對舉。詩聖杜甫關于開元之前書法“書貴瘦硬”的判斷，常被人誤解為所有的書法都應該以瘦硬為上。杜甫在其論書詩《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寫道：

蒼颉鳥迹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峄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吳郡張颠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

在杜甫看來，使用棗木傳刻《峄山碑》而使其點畫豐肥，壞了風氣，書風不古。詩中對倉颉石鼓文、秦相李斯、東漢蔡邕書法的贊歎，對李潮“小篆逼秦相”的贊歎和對當時著名書家張旭“草書非古”的貶斥都反映出杜甫崇尚“瘦硬”的觀念。杜甫的這種觀念在論及初唐褚薛書風的時候更為突出，如《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雲：“學并盧王敏，書偕禇薛能。”《發潭州》贊曰：“賈傅才未有，禇公書絕倫。”杜甫書貴瘦硬說，主要是就初唐書風而言。“書貴瘦硬”在作為他自己的審美概括的同時，也是初唐書風的真實寫照。衆所周知，初唐歐、虞、褚、薛四家、盛中唐顔真卿書風、中晚唐柳公權書風代表了唐楷演變三階段。正如康有為所說：

唐世書凡三變，唐初，歐、虞、褚、薛、王、陸，并辔疊軌，皆尚爽健。開元禦宇，天下平樂，明皇極豐肥，故李北海、顔平原、蘇靈芝輩并驅時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後沈傳師柳公權出，矯肥厚之病，專尚清勁，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

從此角度來說，唐代書法史似乎可以看作肥瘦的演變史。這與姜夔的看法基本一緻。姜夔認為，歐陽詢用筆極好，但顔又偏肥，柳又偏瘦，學顔柳者更将其缺點發揮，寫顔更肥，學柳更瘦，“不足觀”。這對于今天的書法學習無疑也有着作用。我們是否應該思考：唐楷諸家是否是書法入門的唯一選擇？如何學習本來就已經偏肥或者偏瘦的顔體、柳體呢？在姜夔的辯證中，我們可以知道，肥瘦本身并無高下，隻是不能太過，太肥則“形濁”，太瘦則“形枯”；藏露本身并無軒轾，隻是不能過于偏執，太露則“不持重”，太藏則“不精神”；上下、左右、先後關系均需合理安排。

【原文】

草書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争，乘舟躍馬，歌舞擗踴，一切變态，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從欲不逾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仿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随意用筆，任意賦形，失誤颠錯，反為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号曰“連綿”、“遊絲”，此雖出于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考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複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颠、懷素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于今，不可複觀。唐太宗雲：“行行如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複收。緩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鈎環盤纡，皆以勢為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ゝ”代“乀”，以發代“辵”，“辵”亦以捺代，惟“丿”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未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釋文】

草書的字形，有的像人坐卧行立，有的像人揖讓忿争，有的像人乘船馳馬，有的像人歌舞痛哭，這一切變化，都不是随便形成的。就結體來說，每一個字，大都有好幾種變化，有起有應，怎樣起該怎樣應，都有一定的道理。王右軍法帖裡，“羲之”二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有多至幾十個的，沒有一個相同，而實際又沒有一個不同，真可以說随心随欲，不越規矩了。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各家章草，那麼結體自然平正，下筆就有來曆。然後再學王右軍，學他的變化來豐富自己的筆法，學他的雄奇來擴展自己的氣勢。如果說泛泛地遍學各家，那麼各家書法有工有拙，引用不當，下筆定多失誤，當連的反斷，當斷的反連，也不知什麼是相向相背，怎樣來起筆收筆，什麼是轉鋒換筆，隻是随便下筆，信筆成字，錯亂颠倒，反當新奇。這種情況，自王獻之以後已都如此，何況今世！但如胸襟不廣，肚子裡盡多古人筆法，終洗不了庸俗氣息；相反如胸襟開朗，不一定記得多少古法，一下筆自然就比别人高明。唐以前的草書，多數是獨體，至多不過兩字相連，至于幾十字連續，号稱“連綿草”、“遊絲草”，雖古人曾有此寫法，但如視為當然，不是為奇，那便大錯特錯。古人寫草書，也如今人寫正楷，何嘗随便？它的相連處，隻是筆鋒牽帶而已。我曾分析古人草書，凡是點畫的地方，下筆都重，不是點畫的地方，筆鋒偶爾帶過，其勢都輕，盡管變化多端，未嘗違反這個法度。張旭、懷素最稱放縱，也不離這法則。近代黃山谷自稱得懷素秘傳，草法到他手裡，又為之一變，他的流派，傳到現在，就不值得一看了。唐太宗說：“一行行像蚯蚓那樣屈曲，一字字像秋蛇那樣扭結。”他是用這話來批評那些沒有骨力的草書的。大抵用筆有緩的，有急的，有露鋒的，有藏鋒的；有的承接上文，有的牽引下面，看似遲緩，其實快速，正在行進，突然回鋒；遲緩所以摹拟古意，快速所以出奇制勝；露鋒所以顯示精神，藏鋒所以見其蘊藉。總之，無論橫斜曲直，加環纏繞，一以得勢為主，但點畫之間，不可彼此牽帶，一牽帶就近于俗。又橫畫不可太長，長了換鋒就不方便；直畫不可太多，多了精神就闆滞。用“ゝ”代替“乀”，用“乚”代替“辵”，“辵”也有用“ゝ”代替的，“丿”隻是有時用一用。如筆意已盡，那麼可用“懸針”結束，如筆意未盡而要另起新意，那就不如用“垂露”了。

【解讀】

對于草書的學習，姜夔認為，草書家的成功基于兩點：技法與領悟。

從技法來說，技法的精熟極為重要：“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複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即使“張颠、懷素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換句話講，成功的草書作品，無不依賴純熟的技法。草書的學習，應當先從張芝、皇象、索靖等人的章草學得平正之法，再進而學習王羲之，才是正路。此外，對于草書偏旁的符号化，姜夔也有所認識。他以“當”字、“得”字、“深”字、“慰”字字形以及捺畫替代其他筆畫為例所作的說明，足可見出他對于字形結構的重視。在這段書論之中，姜夔還從技法層面批評了連綿草、遊絲草的過分纏繞引帶，并以王獻之與黃庭堅為例進行批判。雖然站在書法史的角度，我們并不完全同意姜夔的觀點，但是，如果将當代許多行草書家的纏繞與黃山谷、王獻之以及明代草書家王铎、傅山的纏繞相比，姜夔所提出的避免過分纏繞的觀點，無疑仍然有着很強的現實意義。

同時，姜夔也認識到，單憑技法并不能創作出草書精品，草書的創作必須依賴書家的胸襟與領悟：“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字外功也是草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謂字外功，對于草書家而言，并不是讀幾本書就可以解決的。更重要的是要具備良好的藝術感覺，而藝術感覺很多時候來源于對外界事物的感悟，即通過外物來悟得草書：“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争，乘舟躍馬，歌舞擗踴，一切變态，非苟然者。”這種通過外物悟得書法之妙的例子，我們還可以找出許多：張旭“始見公主擔夫争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觀夏雲奇峰”、“驚蛇入草”而悟草法，黃庭堅“觀長年蕩槳而書法大進”都是有口皆碑的例子。相似的故事還有“文與可見蛇鬥而草書進”、“雷太簡聞平羌江水暴漲而筆法大進”等等。最為全面的要數韓愈《送高閑上人叙》中寫張旭“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通過這些草書家物外悟草的故事，可以看出，草書離不開對于意象的揣摩，草書的想像力與意象密不可分。這也是草書家良好藝術感覺的源泉。清代學者翁方綱更用一句“天下無物非草書”加以概括。自然外物莫不通于書法，莫不就是書法。當然，對于草書的領悟，也不能刻舟求劍。正如蘇轼《東坡題跋》所說：“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将桃花作飯吃，吃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争路而得草書之法，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基于此，我們可否思考：“通感”對于書法創作有無意義？草書家的創作與其他書家有無不同？草書與其他書體又有哪些相同與相通之處？

【原文】

用筆

用筆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钗股者，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沙者，欲其無起止之迹；壁坼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有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雲：“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如“口”，當行草時，尤當泯其棱角，以寬閑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甯拙，與其弱也甯勁，與其鈍也甯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主執。又作字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曆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剌”、“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礻”之與“衤”，以至“秦”、“奉”、“泰”、“春”，形同體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深淺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鈎環盤纡，用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

【釋文】

用筆要像彎折钗股，要像“屋角漏痕”，要像用錐子畫沙，要像牆壁裂縫，這些都是魏晉以後人的說法。所謂折钗股，就是要曲折處圓而有力；所謂“屋漏痕”，就是要橫直畫勻而藏鋒；所謂“錐畫沙”，就是要看不出起止的痕迹；所謂“壁坼”，就是要看不出布置的巧思。話是如此，但并不要求每字每筆都寫成這樣。筆執得正，筆鋒就内斂；筆管卧倒，筆鋒就外露；筆管或起或倒，筆鋒忽隐忽現，這樣，筆底下就會有神奇變化出來了。隻要筆鋒能常在點畫中央，那麼不管向左向右就都不會有毛病了。所以一點一畫，都要有三轉，一撇一捺，都要有三折。一個“丿”又有幾種式樣。一點的字，點要與畫相呼應；兩點的字，要點與點互相呼應；三點的字，必須一點起勢，一點帶下，一點回應；四點的字，要一點起勢，兩點帶下，一點回應。《筆陣圖》裡說：“如橫直相似，排列得整整齊齊，像算盤珠一般，便不是字。”如有“口”的字，寫行書或草書時，尤其要注意使看不見棱角，以寬舒圓美為妙。“心地端正，寫的字自然端正”，“立意在下筆之先，成字在立意之後”，這都是至理名言，所以寫字不許采用折中主義：與其求工，甯可守拙；與其軟媚，甯可粗勁；與其遲鈍，甯可快速，然而必須極力洗除俗氣，方顯其妙。大抵執筆要執得緊，運筆要運得活，不要以手指運筆，要用手腕運筆。執筆的是手指，手指不管運筆；運筆的是手腕，手腕不管執筆。還有，寫字的人，也須略究篆文，弄清點畫的來曆先後。例如“左”、“右”不同，“剌”、“刺”有别，“王”字與“玉”字，“礻”旁與“衤”旁，以至“秦”、“奉”、“泰”、“春”等字，這些字真書字形相同，而篆書結體各異，能找到它的本源，方不緻浮泛無根。孫過庭提出“執、使、轉、用”的法則，難道是随便說說的嗎？

【解讀】

上一段講到草書的時候，姜夔已經提到通過外物來悟得草書的觀點。同樣，在這段用筆的闡述中，他首先提到對于用筆的領悟：“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關于這幾種意象的理解，曆代多有讨論。姜夔的說法，值得玩味。

其次，對于具體技法，此段主要講到執筆與運筆、中側鋒用筆、提按、起行收與點畫呼應。

關于執筆與運筆，姜夔認為：“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這種運腕不運指的主張，在曆史上很有影響。隻不過，這種主張也不能偏執。執筆是書法用筆的前提和基礎。執筆的目的是要寫出好的字來，沒有必要拘泥于毛筆的執法。啟功先生就曾說拿筆就像拿筷子吃飯，拿筷子沒有一種特别标準的方法，吃飯的時候隻要能把飯菜夾到嘴裡就算是正确的了。許多成功的書家執筆的方式會随着情緒與書寫材質的不同而改變。我們來看看曆史上幾種主要的執筆法。

唐代以前，由于沒有高案大桌，寫字時的執筆方式與我們今天常見的方式就有所不同。中學曆史課本中的《女史箴圖》，女史站着提筆書寫。而傳為唐代的《北齊校書圖》中校書者的執筆姿勢也與今天迥然不同，圖中有個人是左手拿着紙而右手單鈎拿筆寫字，這也是一種執筆方法。韓滉《文苑圖》中執筆者姿勢又有不同。唐代著名草書家懷素大醉之後，“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提筆在牆壁上書寫，他的執筆方法肯定又有所區别。到了宋代，蘇轼強調“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他自己執筆是使用“三指執筆法”。“三指執筆法”，顧名思義，就是用三根手指頭拿筆，類似于我們今天執鋼筆的方法。與蘇轼同為“宋四家”之一的米芾認為，執筆要輕，所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于意外。”這一點與蘇東坡是相似的，但是，他又認為寫字應該懸腕。明朝書法家董其昌則認為，寫字時要把筆提起來，讓毛筆自起自倒。清代書法家何紹基與衆不同，他認為回腕法是最佳選擇。一般而言，近代書法家比較推崇的是唐代陸希聲所傳的“五字執筆法”。所謂“五字執筆”，指用“擫、押、鈎、格、抵”五字來說明的執筆方法。由于這種方法要用到五指，所以又稱“五指執筆法”。現當代書法家沈尹默對此有詳細的解說。五指執筆，應使五指配合得當，切忌用力過大。執筆的深淺高低，因人因時而異，不可過于偏執。

姜夔所謂的“腕運”是運筆的一種方式。運腕的基礎是懸腕。所謂懸腕，就是使手腕懸空。運腕，就是用懸空的手腕帶動毛筆進行書寫。有的人采取枕腕法來代替懸腕。所謂“枕腕”，就是用左手枕在右手下面書寫。我們認為，這種枕腕法隻能在書寫不太大的字的時候偶爾為之。至于有人說，先用枕腕，熟練之後慢慢地就懸起來了，純屬無稽之談。

腕運之外，運筆法還有指運、肘運、全身運筆諸說。

所謂指運，就是用手指運筆，用手指撥動毛筆，這在寫小字的時候常常用到。要使指運而腕不知，指、腕配合無間，堪為上乘。所謂肘運，就是以肘為支點懸肘揮運毛筆。至于全身運筆說，清代碑學以來許多書家奉為不二法門，但不能把這種說法與玩雜耍似的全身晃動等同起來，如要用全身之力，也隻能是暗運，切忌做簡單理解。

至于幾種運筆方法，各有優長，不宜偏執。如果手指、手腕、手肘甚至整個身心都圍繞毛筆而有機配合，那麼，寫出來的字定會不差。當然，這種配合要有機而自然，不能機械、僵化、支離破碎甚至故作姿态。

關于中鋒和側鋒的理解，姜夔可謂一語中的：“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筆正，指中鋒用筆，筆杆垂直紙面，使筆鋒在點畫中間運行。筆偃，指側鋒，筆鋒偏在筆畫一側。中鋒與側鋒是一組對偶範疇，書寫時，在轉折和起筆收筆時可以不斷用到側鋒，而書寫過程中筆鋒應該不斷調整到中鋒狀态：“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

所謂提按，指毛筆在運行中的升降運動。提按使點畫有輕重之分和粗細之别。蘇東坡有一個非常恰當的比喻，他認為，書寫中的提按就如行走中雙腳的起落，剛提起就要放下，才放下又要提起，隻有這樣，行走才有可能，書寫才會成功。姜夔将提按與中側鋒合并理解：“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

起行收筆也是姜夔所讨論的話題。所謂“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皆有三折”，實際就是一個個點畫的書寫過程；“錐畫沙”也就接近于藏鋒起、收筆。

除了點畫的具體寫法，姜夔還提到點畫之間的呼應關系：“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有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同時，他還涉及到文字學基礎對于書法的作用。

【原文】

用墨

凡作楷，墨欲幹，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滞，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複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弗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釋文】

凡寫真書，墨要幹些，但不可太幹；寫行、草書墨要半幹半濕。墨濕所以求姿媚，墨幹所以求險勁；墨過濃，筆鋒就凝滞，墨太幹，筆鋒就枯燥，這些道理學者也不可不知。筆要鋒長，要勁而圓。鋒長則蓄墨多，利于運轉，勁則有力，圓則妍美。我曾說世上有三樣東西，功用不同而道理相近：好的弓拉開時緩緩地過來，一放手就很快的彈了回去，世俗叫作“揭箭”。好的刀一按就彎曲，一放手又挺直如初，世俗叫作“回性”。筆鋒也要這樣。如彎曲後不能回複挺直，又怎能指揮如意呢？所以筆鋒雖長而不勁，不如不長；雖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要知紙、筆、墨三者都是寫字的主要助力啊。

【解讀】

關于書法工具的選擇使用，曆來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書法學習不用特意選擇工具，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該精挑細選。實際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謂不擇紙筆并不等于使用劣質材料。清代重臣、著名書家劉墉說得好：“所謂不擇紙筆者，不刻意求好。古人紙筆之精，今人想不到也。”較早的關于書寫工具挑選的故事，發生在曹操與韋誕之間。據說魏武帝曹操在建成三都宮觀時，命令當時的著名書家韋誕題名。韋誕提出要選擇張芝筆、左伯紙以及自己監制的韋誕墨，才能夠“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諸如此類的故事在書法史上并不少見。在本段的論述中，姜夔也注意到了工具的重要性：“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在姜夔看來，好的毛筆有如良弓、好刀，三者“用不同而理相似”，筆鋒要“長、勁、圓”，正如弓之“揭箭”、刀之“回性”。所謂“揭箭”、“回性”，簡單地講就是彈性。可見，姜夔時代所用的毛筆還是較為勁健的硬毫。

至于用墨之法，古人認為“墨分五色”，即“濃、淡、幹、枯、濕”五種墨色層次。姜夔此段論述涉及到濃、幹、燥（枯）、濕（潤）四種用墨，他所謂楷書要幹、行草要半幹半濕的觀點無疑有着很強的可操作性。在用墨的過程中，濕筆水、墨量多，容易産生水墨淋漓的效果；枯筆是指毛筆中的濃墨失去大部分之後繼續書寫所産生的墨色效果；幹筆，也稱渴筆，是毛筆中的淡墨失去大部分水分之後的書寫效果。由于水分的不同，會出現濃枯、幹濕的對比，而這些對比又常常是書寫中情緒表現的最佳手段之一。這在明代以後的行草書中可以找到許多範例，王铎行草書的墨色變化就是相當突出和精彩的。

墨色的表現，在濃枯幹濕之外，還有淡墨。關于濃墨與淡墨，清代王澍有這樣一段論述：

東坡用墨如糊，雲“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興即磨墨汁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滓穢，故墨彩煥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尤黑如漆，而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于是始尚淡墨……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從這裡我們看出，蘇東坡與許多古人喜歡用濃墨，而明代董其昌已經使用淡墨作書。但是，董其昌并非淡墨第一人。縱使姜夔在這段論述中也沒有提到淡墨，也不能因此就說宋人還不能使用淡墨技法。如傳為顔真卿的《湖州帖》中淡墨的運用很多，很多字墨色極淡，水分較為充足。此作被認為是米芾的臨作，現藏故宮博物院。到了清代，号稱“濃墨宰相、淡墨探花”的劉墉與王文治為善用濃淡法的代表。乾隆時期，劉墉是著名的帖學家，從其現存墨迹來看，他喜歡使用重而黑的濃墨，甚至能使有的字迹看起來就是一個墨團。他的用墨法與蘇東坡近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作為探花的王文治由于喜用淡墨，正好與劉墉成為不可多得的一對書家。他們的成功之處在于不因濃淡墨色的使用而減弱用筆。可以說，無論什麼樣的墨色，都不能離開筆法來看。如果離開用筆，墨色就可能成為毫無生氣的墨團，進而成為被人譏笑的“墨豬”了。

在這段論述中，姜夔還提到筆墨關系，所謂鋒長則含墨。今天看來，筆、紙、墨關系都很重要。由于筆、墨的相互影響，茅龍筆與豬鬃筆等硬毫容易産生枯筆，而羊毫為主的軟毫則易表現濕潤的效果；同理，由于紙、墨關系，以生宣為主的吸水性較強的紙張墨色變化豐富，而以熟宣、半生熟宣為材料的作品墨色變化則相對較小。

最後，順手選錄金代著名詩人元遺山《賦南中楊生玉泉墨》詩作結，并與讀者諸君共賞：

萬竈玄珠一唾輕，客卿新以玉泉名。

禦團更覺香為累，冷劑休誇漆點成。

浣袖奏郎無藉在，畫眉張遇可憐生。

晴窗弄筆人今老，辜負松風入硯聲。

【原文】

行書

嘗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書不同。大率變真以便于揮運而已。草出于章，行出于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複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顔、柳、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秾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态備具，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釋文】

我嘗考查魏晉行書，自有一定體制，跟草書有所不同，大都是把真書變化來便利書寫而已。草書出于章草，行書出于真書，所以雖稱行書，各有定體，即使晉代諸家，也不遠離，像《蘭亭叙》和右軍各帖自是第一流作品。謝安、王獻之諸帖次之，顔、柳、蘇、米，在後世也是可觀的幾家。主要以筆調老練為貴，筆調老練，即使偶有一二敗筆，仍可輝映一時。所貴者，在乎肥瘦相間，血脈貫通，筋骨老健，風神潇灑，姿态具備。真有真的姿态，行有行的姿态，草有草的姿态，必須博習多方，是可以兼通的。

【解讀】

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觀點認為，行書是楷書的快寫，以緻于有的書法家簡單地以火車為喻：楷書好比開慢車，行書好比開直快，草書則是特快。細究起來，這種觀點并不十分準确。如果認為行書書寫速度比楷書快捷，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認為必須先練習楷書，然後把楷書筆畫快速連接起來，就成為行書了，則是很大的誤解。因為現在的考古發現已經證明，行草書出現并不比楷書晚。我們可以反過來說楷書是行草書的規範化，而行草書自身的特點又不僅僅是楷書的快寫能夠概括完整的。不過，沒有看到簡牍草書的姜夔，卻仍然認為行書是“變真以便于揮運”。無疑，這種觀點有着其時代局限性。

在這段論述中，姜夔首先就行書與草書、楷書的區别、聯系進行讨論。鄧散木先生就姜夔所謂“各有定體”加以注釋，認為：行書是一種介乎真草之間的書體，真書成分多的叫“行楷”，草書成分多的叫“行草”。關于這一話題，曆代書法家多有探讨。唐代張懷瓘有“不真不草，是謂行書”，明代陶宗儀《書史會要》則說：“蓋自隸法掃地，而真幾于拘，草幾于放，介于兩間者，行書有焉，不真不草是也。于是兼真則謂之真行，兼草則謂之行草。劉徳升即行書之祖也。” 明代項穆《書法雅言》與陶宗儀觀點較為接近：“不真不草，行書出焉，似真而兼乎草者，行真也；似草而兼乎真者，行草也。”可以說，無論行楷，還是行真、真行，實際都與行草或者草行一樣，是介于楷書與草書之間的書體。

姜夔認為，優秀行書作品必須“筆調老練”，而要達到筆調老練，主要在于以下五點：肥瘦相間；血脈貫通；筋骨老健；風神潇灑；姿态具備。

關于肥瘦相間，可以參看其“用筆”一段論述，而其他幾項則不妨在諸家行書中仔細咀嚼體會。偏旁與字形的符号化、連筆和牽絲是行書的重要特征，是表現“血脈貫通”的重要手段。不少人練了很久的唐楷或者魏碑，然而一遇到寫行書則顯得捉襟見肘。其主要症結在于往往用快寫楷書當作行書，歐陽詢、柳公權行書不如楷書，主要問題也就在這裡。必須認識到，行書不是楷書點畫的直接拼連。相比而言，楷書點畫之間的聯系，主要依靠隐含的“意”的呼應，而行書在書寫中則往往把這種“意”的呼應用連筆和牽絲強化表現為外在的“迹”的呼應。在書法中，意的呼應稱為意連，迹的呼應稱為筆連。這種筆迹的呼應有兩種方式，一為牽絲，一為連筆。連筆是指把首尾相鄰的筆畫連在一起，一筆寫成。連筆省去了點畫間的起筆、收筆過程，加快了書寫速度，也使流動感增強。牽絲，是指一畫收筆時順勢帶出的一根細細的絲狀線條，這根線條有時與下一筆畫相連，有時與下一筆畫不相連。牽絲較細，與主筆和連筆都有所區别。筆畫之間用牽絲映帶，能顯示出輕松靈活的用筆與行雲流水的意趣。至于“姿态具備”，關系到結體方法，也與用筆密切聯系。行書用筆非常強調端點。端點的強調，既可以保證書寫中點畫的形态，又可以避免把行書線條化。古人用筆中強調的“折筆、駐筆、頓筆”等等，關鍵還是一個端點的問題。端點的強調也就是明末清初倪後瞻所謂“要筆筆分得清，要筆筆合得渾”，“所以能輕能渾者，全在能留得筆住，其留筆隻在轉換處見之。”

所謂“筋骨老健”，與用筆肥瘦很有關系；“風神潇灑”則是整幅作品氣息與韻味。這兩點也可以在姜夔所推舉的書法家作品中得到印證。在姜夔看來，宋以前的行書書家代表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王羲之；謝安與王獻之；顔真卿、柳公權、蘇東坡、米芾。就今天所能見到的書法作品看來，這七人之中，謝安與柳公權行書還難以與其他五家相比：“二王”父子堪稱行書典範，而王羲之《蘭亭序》、顔真卿《祭侄稿》、蘇東坡《黃州寒食詩》又合稱“天下三大行書”，蘇轼、米芾行書又為北宋書家楷模。顔柳号稱“顔筋柳骨”，可謂筋骨老健；而頗有魏晉風度的二王與尚意書風代表蘇、米二家則更可看出“風神潇灑”：蘇轼之“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足可看出其不被法度所拘束的創新意識與蕭散風神；米芾“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的豪言壯語，也充分體現出所謂“尚意書風”的宗旨。

綜合上述，可否進一步思考：行書與其他書體關系如何？楷書快寫是否就是行書？南宋以後的行書家有無可以與二王、顔、蘇、米相媲美者？

【原文】

臨摹

摹書最易，唐太宗雲：“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亦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幾案，懸之座右，朝夕谛觀，思其用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鈎蠟本，須精意摹拓，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發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啻數百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無不一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迹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鈎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内，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為肥矣。或雲雙鈎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于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鈎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卻須能書者為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鈎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緻意焉。

【釋文】

臨摹書法是最容易的事，唐太宗說：“我能使王濛睡在我的紙上，徐偃坐到我的筆下”，借此來取笑蕭子雲。（鄧注：唐太宗的意思是說，我用雙鈎廓填，就可使王濛、徐偃供我使喚，像蕭子雲那樣的書法，沒有什麼了不起。）初學書法，必從臨摹入手，臨摹能使手有節制，易于成功。其方法是将古人名迹，放在案頭，或挂在座邊，朝晚細看，體味它的運筆奧理後，才開始着手臨摹。其次是雙鈎蠟本，必須細心摹仿，方不緻失卻原迹的精神。臨寫易失卻古人的精神，但能得到古人的筆意；摹寫易得到古人的精神，大多失去了古人的筆意；臨寫易于進步，摹寫易于忘記，則是經意與不經意的關系。總之，臨摹時隻要有絲毫的失真，就會面目全非，所以必須仔細、謹慎。流傳世間的《蘭亭序》何止幾百本，最好的是《定武本》，而《定武本》又有幾種。拿出各種本子來比較，其精神、長短、大小，無有不同，而肥瘦、剛柔、工拙等微妙之處，那就像人面一樣，沒有相同的了。由此可知《定武本》雖是石刻，也未必得原迹精神。書法都是以精神超逸為主，從紙上移刻到金石上，難道可以馬虎嗎？雙鈎的法則，須使墨線不暈出字外，或在墨線内填墨，或在原迹背後上朱，都要恰如原來肥瘦。然而，最好還是鈎得比原迹瘦些，因鈎本交給工人去刻，經過處理，瘦的也會變肥的。有人說，将原迹倒過來鈎，可不緻摻入鈎者私意。其實原本清楚，覆紙又薄，倒鈎沒有什麼不好，如原本晦暗，覆紙又厚，那就要由會寫字的人來鈎，方能闡發原有筆意。鋒芒棱角是字的精神所在，雙鈎往往失去這些筆勢，這也是背後上朱時所應稍加注意的地方。

【解讀】

提到臨摹，姜夔首先強調摹書的重要性，他認為“摹書最易”、“初學者不得不摹”，臨、摹相輔相成：“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可謂深得臨摹要義。

臨摹是臨寫和摹寫的合稱，是書法學習的傳統方法。所謂臨寫，就是在研讀原作筆法、字法、章法、墨法以至韻味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理解，複制原作的一種方法。而摹寫，是指用薄紙覆在原作上，借助光線把原作筆畫投影在所覆紙上，然後用毛筆描摹原作形态。北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對此有很準确的論述：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别。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式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随其細大而拓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影而摹之，又謂之“響拓”焉。臨之于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臨”字的金文字形，特别突出一個“目”，也就是“眼睛”，有如臨淵之臨。這就提示我們，書法是視覺藝術，應該以眼睛去觀察點畫的輕重、粗細、方圓、長短。而不是臨的時候，簡單的去抄字帖上的範字。臨寫分為對臨、背臨、意臨。對臨是直接看着字帖來進行的臨寫，可以看一筆寫一筆，也可以看一字寫一字，或者看幾字寫幾字。背臨是憑着記憶将原作中的點畫形态與韻味臨寫出來的方法。意臨，就是抓住原作特點并參以己意的臨寫。學習者常用這幾種臨寫方法來對書法經典進行學習。除對臨、意臨、背臨之外還有選臨。選臨也叫節臨，也就是從字帖中抽取一段來臨寫，王铎就經常這樣臨摹。意臨是書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之後方可為之。

姜夔認為臨摹範本“須是古人名筆”。一旦确定入門書體，範本的選擇便成為首要的課題。入門學習的範本應具備：

一、典範性。結體怪異者，往往不具備典範意義；過于平正拘謹者，也不宜作為初學範本；缺乏規範性的作品也不宜直接用作入門的範本。具有典範性的作品大方得體，具有正大氣象。二、字數多。初學範本字數多，常用字就被囊括其中。常用字的掌握，應該是範本選擇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三、影響大。一件書作對後世的影響越大，說明值得學習。初學入門可以選擇影響大的碑帖來學習。如是新發現的碑帖，則另當别論。四、可生發性、可變化性。個性強烈的作品，初學者往往被牽着鼻子走。那些個性不突出的作品，共性多于個性，可生發的可能性大，宜作為初學範本。臨摹範本版本的選擇也是應該注意的，由于印刷技術的發展，現在的碑帖常常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刻本、墨迹本、翻印本等。如宋拓與明拓，宋拓佳；刻本和墨迹，應選墨迹；摹本和臨本，應選摹本。如《蘭亭序》有馮承素摹本，虞世南、褚遂良臨本，歐陽詢刻本等，馮承素摹本佳。又如，同以《石門頌》作為範本，有人把它臨得光潔，有人将它臨出蒼茫來，就是因為版本的不同。

臨摹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更好地創作。清人劉熙載說：“書貴有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為我也。”所謂“入他神”，就是臨摹；“入我神”，就是創造。這種創造是臨摹的最終目的，也是推動書法發展的重要保障。

【原文】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露，直須涵泳一出于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參出之，斯為妙矣。

【釋文】

方圓，是真書和草書的形體本象和書寫效果的統一。真書體勢貴方正，草書體勢貴圓轉；方正的體勢用筆要參圓轉，圓轉的體勢用筆要參方正，這樣才妙。但方圓曲直，又不可過于顯露，必須含蓄而出于自然。如草書，更忌筆畫橫直分明，橫直多了，字就像柴堆、葦束般的排列，就沒有疏朗的氣象，要随時變換才好。

【解讀】

我在雲峰山看過《鄭文公碑》的原石，并不似康有為所說的為圓筆之極軌，其方筆特征十分明顯。這種對于方、圓的誤讀，縱然有着版本的差别，但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方圓”問題頗具哲學意味。姜夔“方圓者，真草之體用”、“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的觀點準确地揭示了方圓之間的關系。明代項穆也認為：“真以方正為體，圓奇為用；草以圓奇為體，方正為用。”“圓而且方，方而複圓，正能含奇，奇不失正，會于中和，斯為美善。”從形态上講“真貴方，草貴圓”。換句話說，楷書多用方筆，行草則将楷書的方折變而為圓轉，充分印證了孫過庭《書譜》所謂“草貴流而暢”的觀點。晚清以來，受碑學影響的書法家誤讀了這種“方圓”關系，而在行草書創作中，将行草書寫得如同楷書一樣有着方折的意味。這或許正是清代晚期行草書水平低于晉唐宋元的重要原因之一。周星蓮《臨池管見》中說：“古人作書，落筆一圓便圓到底，落筆一方便方到底，各成一種章法。《蘭亭》用圓，《聖教》用方，二帖為百代書法楷模，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的說法一度成為關于“方圓”問題的代表性觀點。在《聖教》刻本與《蘭亭》墨迹之間比較，這種說法貌似有理。但是，仔細探究起來，這種說法并不準确。衆所周知，《聖教》為懷仁和尚集王羲之書而成，而其集字的重要來源之一就是《蘭亭序》。換句話說，幾乎《蘭亭序》中的所有字形都被收入《聖教》。因此，我們還不能簡單地贊同周星蓮的觀點。就技法而言，如果将方筆、圓筆理解為筆畫形态，那麼，方筆多用側鋒，圓筆則多用中鋒。因此，有人認為，篆書多用圓筆，隸書多用方筆。前人選擇東漢後期的一些隸書名碑來學習的時候，常常誇張經過刻工加工後的方形起收筆，被認為是方筆的點畫，必須依靠側鋒才能寫出，如《張遷碑》中的點畫。對于隸書側鋒偏激的理解，容易忽略中鋒在隸書中的使用，進而影響人們對于隸書的認識。實際上，隸書中也有很多圓筆，如《石門頌》。如果把圓筆作為點畫的形态，這種圓筆完全可以用中鋒來完成。相反，側鋒與中鋒的配合，才能保證隸書風格不至于狂怪，而趨于凝練厚重。

關于方圓筆的另外一個理解就是“體方而用圓”。所謂“體方”，主要看其外形；“用圓”則指用筆。理解“用圓”，可從趙之謙的感受說起。趙之謙認為“内功讀書、外功畫圈”。“外功畫圈”可理解為書寫過程是在空中與紙上的許多點畫所形成的圓圈中來完成的，而起、收筆正是構成這些圓圈的線條的橫截面。在這個意義上，書寫能夠保證其連貫性與鮮活度。《經石峪金剛經》可謂“體方而用圓”的典型。字内的筆畫搭配，往往取決于筆勢的呼應，這種呼應關系的處理，來源于許多空中用筆，由此帶來的含蓄性，往往導緻了整幅作品氣韻上的閑适。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評價《經石峪金剛經》：“若有道之士，微妙圓通，有天下而不與，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氣韻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絕，豈暇為金剛怒目耶？”

由于版本的不同，《續書譜》各條先後順序有别。鄧散木先生翻譯此文所依據的是《佩文齋書畫譜》本，《臨摹》以下為《方圓》條，與《四庫全書》本不同，可參考《四庫全書〈續書譜〉提要》中關于版本的比較。此次刊發，以鄧散木先生所引《佩文齋書畫譜》本的順序排列。

【原文】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于左者應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軍蓋為獨步。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喉”、“嚨”等字是也；在右者皆須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宀”須令複其下，“走”、“辵”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為善。

疏密書以疏欲風神，密欲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淨，疏密停勻為佳。當疏不疏，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疏。

【釋文】

字有向背，就像人東張西望，指手畫腳，又像人相揖相背，互相追逐。例如：左邊起的，右邊呼應；上面起的，預留下面地位。主要是點畫之間，要布置得合情合理。求之古人，隻有王右軍堪稱獨一無二。

譬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等一類偏旁，都要寫得狹長，那麼右邊就有餘地了。偏旁在右邊的，也應這樣。不要太密，也不要太巧，太密太巧，是唐人書法的毛病。又比如“口”在左邊的，都要與字的上部排齊，“嗚呼、喉嚨、唯喻”等字就是這樣。“口”字在右邊的，都要與左邊的下端排齊，“和、扣、知、如、加”等字就是這樣。再如“宀、人、屍”等頭的字，要覆蓋下面；“走、辶、兀、心”等偏旁的字，要承應上面。衡量其輕重，使之能互相負擔，斟酌其大小，使之能彼此相稱才好。

書法從疏朗中能見風姿神韻，從結密中能見老練厚實，像“佳”的四橫；“川”的三直，“魚”的四點，“畫”的九畫，下筆要險勁幹淨，該疏的疏，該密的密，要安排得停勻妥帖才妙。如該疏的寫密了，反而變成一幅寒酸相；該密的寫疏了，必然變成散漫淩亂。

【解讀】

漢字雖被稱為方塊字，但其外形真正為方塊形的還是比較少。方塊形常見于美術字和印刷體，而在書法作品中，每一書體都呈現出不同的單字字形，由于書寫的随機性，每個書法家筆下的字形随着書寫時間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向背關系是字形結構處理的重點之一。歐陽詢《三十六法》：“向背：字有相向者，有相背者，各有體勢，不可差錯。相向如‘非’、‘卯’、‘好’、‘知’、‘和’之類是也；相背如‘北’、‘兆’、‘肥’、‘根’之類是也。”所謂“向背”，用隋代僧人智果《心成頌》的說法，實際就是偏旁、點畫的分合問題，“分若抵背”，“合如對目”。簡單地說，就是相向取勢與相背取勢。相向取勢的典型為顔真卿楷書，尤以《顔勤禮碑》為代表：單字中左右各有一豎畫者，兩豎大多取相向之勢，而且左邊豎畫一般較直，右邊豎畫向外略拱成弧形或者斜向左下由重到輕行筆。相背取勢最為典型的莫過于隸書中的背分與歐陽詢楷書。隸書中，向左下方的掠筆都呈内凹取勢，而向右下方的捺畫也是多為内凹取勢；歐體楷書豎畫相對時，往往呈相背取勢。在姜夔看來，向背與用筆也是密切關聯的：“發于左者應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位置部分讨論的是字内偏旁結構的上下高低安排。從姜夔的本意來看，他的目的似乎在于規範偏旁位置。類似的說法，在傳為歐陽詢《三十六法》、李淳《大字結構八十四法》乃至清代晚期黃自元《間架結構九十二法》中都可見到。不過，需要提醒的是，偏旁位置的安排隻能當作字形結構處理活的參考，而不能當作固定不變的死的模式。疏密問題，姜夔的讨論充滿辯證法：“疏為風神，密為老氣。”“當疏不疏，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疏。”許多書法學習者常常把凋疏當作蕭散，把寒乞當作緊密，都存在着對于疏密問題的誤讀。所謂疏密，就是指在處理字形的時候，強調字内點畫疏密對比的結字方法。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提出的“計白當黑”原理就是這種字法的最佳描述。鄧石如認為：“字畫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以計白當黑，奇趣乃出。”字法中的“計白當黑”，是指将字裡行間的空白處當作筆畫來安排，務必使密者更密，疏者更疏，疏密對比強烈。對比強烈的字法能夠使欣賞者的視覺受到激烈的刺激，從而産生興奮與激動，各種書體都可以用到這種方法。書法學習者常常偏重點畫的寫法，注重點畫本身的形态，也就是字中間的黑處，而忽略點畫之間的空白。成功的字法既重視點畫所形成的“黑”處，又重視點畫之間所形成的“白”處，既重視實實在在的點畫，又重視點畫之間的虛空，這在書寫和欣賞中都可細細品味。

【原文】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遊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釋文】

要使書法有神采，第一須有崇高的品德；第二須有高古的師承；第三須有精良的紙筆；第四須筆調險勁；第五須神情英爽；第六須墨氣潤澤；第七須向背得宜；第八須時出新意。這些條件都具備了，那麼字寫得長的就像秀潤端莊的君子；寫得短的就像短小精悍的健兒；寫得瘦的就像深山大澤的隐士；寫得肥的就像豪門貴閥的公子；寫得險勁的，就像武夫那樣勇猛；寫得妩媚的，就像美女那樣妖娆；寫得欹側的，就像喝醉了的仙人；寫得端正的，就像廟堂上的賢士，自然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神态。

【解讀】

所謂風神，就是風格、神采。在姜夔看來，書法的風格、神采依賴于書法家的人品、書寫工具以及古法掌握程度、創新程度。“書如其人”說，是傳統儒家思想在書法理論中的體現。這種說法常常引用的例子是揚雄所謂“書，心畫也。”由于對于人品追求的善良願望，許多人以書法家的人品評價代替其書法水平的臧否。如顔真卿、柳公權是忠臣，将趙孟睢⑼躅焓遊胺〕肌保槿艘匝а鍘⒘榉ㄎ伲韻罷浴⑼跏榉ㄎ堋Ｍ砬迨榧已钍鼐刺岢銎犯摺⒀Ц徊⒘械墓鄣悖洹堆殄茄浴芳竊兀骸傲荷街邸洞鹫跑惶檬椤肺劍橛腥骸旆值谝唬嗉沃嘈從執沃！碩垡病３⒓┩ń鹗杖樟俪兀始６壑桑蛱旆窒拗玻揮殖⒓鹵拭艚荩匾患遙丈俦浠蛏偌我玻揮殖⒓倌」湃耍瞎婢兀荒茏悅患遙蜓Яχ枰病６嘤衷鲆遠要：‘一要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一要學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于行間。’古之大家，莫不備此，斷未有胸無點墨而能超逸絕倫者也。”

更有甚者，有人認為瘦高個與矮胖子寫出的書法在外形上也有區别。縱覽書史，對于人、書關系的誤讀，比比皆是。從邏輯上看，書家人品與書品之間的關系，并不存在着确定的因果關系，最多隻是相關聯而已。對一個人事功的評價、外貌的品評、道德水準的判斷，去替代其書法藝術水準的批評，而忽視了書法是書家内心情感的傳達表征這一特征。古往今來的許多學者洞察了這一奧秘，如蘇東坡認為：“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辯讷，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鐘書說：“巨奸能為憂國語，熱中人做冰雪文，而其言之格調，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為澄淡，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為嚴謹。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所言之物，實而可論；言之詞氣，虛而難捉，世遂多顧此失彼耳。”在這個層面上來看，“書如其人”其實就是書作與書家精神層面的溝通，與外貌或道德水準沒有特别的關聯。并非人品好，書法就好，反之亦然。單從姜夔所謂書法需要“人品高”的判斷來理解“書如其人”，很容易像曆代書家那樣誤讀“書品、人品說”。其所謂“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遊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的論述，形象地揭示了書家書寫個性特征的差異。香港高尚仁先生在《書法心理學》一書中指出：“古人談論書迹時，常說‘字如其人’，也就是對書寫所反映的獨特個性的深入觀察。但是，若以價值判斷來看‘人如其字’，書迹所能代表的個性，則會流于武斷，難有科學理論和數據方面的支持。要再以書迹來批判人品，就越出科學探讨的範疇而走向泛道德觀的窠臼。”

姜夔認為，書法神采離不開紙筆佳良，同時還必須“墨氣潤澤”。何種紙、筆、墨才稱得上“佳良”？姜夔謂好的毛筆，有如良弓、好刀，筆鋒要“長、勁、圓”，有彈性。作品的風神與“時出新意”自然離不開想象，書法創作中的“意在筆先”，即有想象的成分。創作以陶潛詩為載體的作品，筆下或許就帶有一股陶詩的蕭散之态；寫辛稼軒、蘇東坡的詩詞時，難免就會帶有稼軒、東坡的慷慨激昂。古法用筆的“險勁”，既涉及到用筆的速度，又與結構的精巧有關；“向背”主要是結構問題。“字法”最重要，不會寫字的時候，“筆法”第一；會寫字後，“字法”就變得重要起來。以蔡襄的書法為例，其成就不高的原因，或許就是其字形不能脫出古人藩籬。書法的學習，不能囿于古人籠罩之下，應有所借鑒，有所遠離，遺貌取神。劉熙載說：“書貴有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為我也。”“入他神”、“入我神”，其實就是借古開今、古為今用的一個過程。将古人書法中的精華拿來為我所用，表達自己的情感，自然就具有個人“風神”了。

【原文】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必先能速，然後為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務速，又多失勢。

筆勢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于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釋文】

下筆慢，所以求姿媚，下筆快，所以求險勁，但必須先要能快，然後再慢。如果本來寫不快，還要刻意求慢，字就沒有精神；如果專求快速，又往往會舉止失措。

下筆之初，有用搭鋒起筆的，有用折鋒起筆的，整個字的體勢，決定于初下筆的時候。大凡第一字，多數用折鋒，第二、三字承接第一字筆勢，所以多用搭鋒。如在一個字裡，右面多用折鋒，是為了照應左邊的緣故。（前面所說，是上下的，即字與字之間的折搭呼應關系。這裡所說，是左右的，即一個字裡的折搭呼應關系。例如前面所引的“妙、孤”二字，因其“女”旁、“孑”旁寫到末筆“ノ”，筆勢已盡，故右邊的“少”、“瓜”皆用折鋒起筆，餘可類推。）又有平起的，像隸書的橫直畫；有藏鋒的，像篆書的點畫。主要是折鋒、搭鋒，字多精神，平起藏鋒，筆多含蓄，能兼用之方妙。

【解讀】

遲速就是快慢，書寫的速度直接影響到書寫的效果，書寫時的節奏也是用筆的一個重要方面。用筆節奏與行筆中速度的快慢密切聯系。與西方書寫用紙相比，手工制造的中國書畫用紙顯得粗糙而不光滑，這樣就導緻毛筆書寫有更大的摩擦力，不像在機制紙上那麼快捷。又因為紙張的吸水性，所以用筆必須保持相當快的節奏。速度與節奏的不同，就産生了書寫中的一系列變因，效果也不斷變化。過快或者過慢的速度容易使節奏變化少，難以産生生動的作品。一般而言，楷書、篆書、隸書可以用相對接近的速度與節奏來完成。而優秀書家寫篆書、隸書、楷書時，也有行草的意趣。由速度、節奏變化帶來感染力的作品多為行草書。

說到行草書的書寫速度，很容易讓人想到“匆匆不暇草書”這一千古名句。這一論斷，因為斷句的不同，曆來就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是“匆匆，不暇草書。”意思是太匆忙了，沒有空閑寫草書，主張寫草書的速度要慢；另一種認為是“匆匆不暇，草書”，意思是太匆忙，沒有時間了，所以才寫草書，言外之意草書的書寫速度是很快的。将“匆匆不暇草書”理解為草書要慢寫的認識，實際上是書寫者尤其是晚清書家的一種誤解。因為古代書家早就認識到，草書要快寫，如趙壹在《非草書》中講：“草貴易而速，今反難而遲，”意思是說本來草書是要快寫的，而今天人們寫慢了，這是不對的。可見草書書寫的快慢問題在漢代時就已經存在。到清代，包世臣、康有為等書家是用碑派的方法寫草書，想要表現出草書點畫的滞澀感，隻有放慢速度來寫，進而将慢寫草書發揮到了極緻。然而，從草書産生的本意上講，快寫才是草書的本意。

關于筆勢問題，與毛筆在空間垂直方向的上下運動有别，筆勢強調毛筆在空中的騰挪擒縱。就像水電站必須依靠水的落差産生的勢能來發電一樣，書法創作中也需要筆尖在空中的落差來表達生動的效果。書法史上，越是生動的書法作品，空中用筆就越多。古人所講的翻筆、擒縱、筆畫之間的呼應，主要依靠這種用筆。練習時，可以将毛筆提起，在空中尋找落點，一旦找到，便如老鷹捉小雞一樣，下筆迅猛快捷，落紙寫出點畫。清代書家郭尚先有句名言或許可以說明筆勢的問題：“離紙一寸，入木三分，須知不是兩語；天真爛漫，瘦硬通神，亦是一鼻孔出氣。”清代周星蓮也認為：“作字須提得筆起，稍知書法者，皆知之。然往往手欲提，而轉折頓挫辄自偃者，無擒縱故也。擒縱二字，是書家要訣。有擒縱，方有節制，有生殺，用筆乃醒；醒則骨節通靈，自無僵卧紙上之病。否則尋行數墨，暗中索摸，雖略得其波磔往來之迹，不過優孟衣冠，登場傀儡，何足語斯道耶！”如果用“擒縱”二字去理解曆史上著名的行草書家的用筆，我想是很恰當的。張旭、懷素、黃山谷、祝允明、陳淳、王铎等人的行草書都非常注意擒縱的筆勢運用。姜夔此處所講的筆勢，強調點畫之間的呼應關系，主要是依據點畫起筆的形态劃分為搭鋒與折鋒，突出擒、縱之後的點畫效果。從動态的意義上理解，姜夔所論與郭尚先、周星蓮的觀點不無相通之處。

趙孟頫《書姜夔續書譜》拓本（局部）、墨迹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