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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東京汴梁有多繁華
北宋的東京汴梁有多繁華
更新时间:2024-12-23 02:44:00
導語

城市管理,簡稱“城管”,現在這個稱謂有着特别複雜的含義,有人說“城管”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是一種尴尬的存在,人們好像對這個名稱,對這個職業沒有好感,但是我負責任地告訴你,如果沒有他們的辛勤工作、忍辱負重的話,我們的生活環境将令人堪憂,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你能夠忍受你生活的環境遍地垃圾、污水橫流嗎?你能夠忍受一出門就碰見小商販侵街占道,道路擁擠不堪嗎?我想每個人都不會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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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道無解之題,城市管理者與小商販似乎永遠都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體,這種矛盾自古有之,絕對不是現代社會的産物,在中國古代社會,随着城市化發展的腳步加快,各種城市管理職能也就應運而生了,北宋時期的東京汴梁是當之無愧的超級大城市,人口一百多萬,因此在整個城市的運轉方面就容易出現諸多問題,這也是擺在北宋統治者面前的一道難題,下面我們從城市治安管理、消防管理、市容管理、戶籍管理等幾個方面逐一探讨,看看北宋時期的城市管理對于後世有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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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都城東京汴梁的城市發展狀況

1、京城的規模

東京城分為三重,即宮城、裡城和外城。宮城,即大内,又稱皇城,在東京城居中偏西北的位置,是一個東西略短、南北稍長的長方形,其中東西長度約六百九十米,南北長度約五百七十米,整個宮城的城牆大概二千五百二十米長。

裡城,又名阙城、内城、舊城,在唐代稱為“汴梁”,因此東京又稱為“東京汴梁”。舊城方圓約二十裡,裡城裡面有商業區和居民區,朝廷各官署衙門大多分布在這裡。

裡城有城門十座,其中東二門:麗景門、望春門;南三門:朱雀門、保康門、崇明門;西二門:宜秋門、阊阖門;北三門:景龍門、安遠門、天波門。還有二角門:南汴河南岸角門子、宜秋門北汴河北角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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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城又叫新城,也是一個東西略短、南北稍長的長方形,外城東城牆約七千六百六十米,西城牆約七千五百九十米,南城牆約六千九百九十米,北城牆約六千九百四十米,四面城牆加起來總長度達到了二萬九千一百二十米,折合成華裡達到了五十八裡左右。

外城有城門十二座,其中東二門:新宋門、新曹門;南三門:南熏門、陳州門、戴樓門;西三門:萬勝門、新鄭門、固子門;北四門:新酸棗門、陳橋門、封丘門、衛州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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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京城的街道

北宋時期,東京城的街道四通八達,縱橫交錯,據《宋文鑒·汴都賦》記載:“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達,其九軌。”,開放型的街道取代了封閉的裡坊,使城市的面貌煥然一新。

其中主要的街道有四條,南向禦街,使東京城的南北中軸線,北起皇城正南門宣德門,止于外城南熏門;東向禦街,從州橋向東,經汴河北岸大街出裡城舊宋門,直至外城新宋門;西向禦街,從州橋向西,經曲院街,過舊鄭門,到達新鄭門;北向禦街,從皇城宣德門向東經土市子街,折向北經馬行街,過舊封丘門,直至新封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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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主要幹道,如東西大街、衛州門到戴樓門的大道,陳橋門到陳州門大道等,以及衆多的次要街道和街巷,它們普遍分布于東京城中,如相國寺東門大街、景靈宮東門大街、東雞兒巷、西雞兒巷、麥積巷、武學巷等。

3、京城的市政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有這樣的記載:“坊巷禦街,自宣德樓一直南去,約闊二百馀步,兩邊乃禦廊。舊許市人買賣于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禦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之外。杈子裡有磚石甃砌禦溝水兩道,宣和間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相間,春夏之間,望之如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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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段記載,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幾方面的信息:

a、馬路很寬闊

禦街是東京城内的一條主要馬路,寬度約二百餘步,如果以正常人的步幅七十五厘米計算的話,那整條馬路的寬度達到了一百五十米。

b、馬路設有交通設施

馬路中間設有兩排紅色的隔離欄,禦廊的外側各設置一排黑色的隔離欄,這樣一來,整條馬路就被分成了三條馬路,中間的一條禁止任何車馬和行人通行,由皇家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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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設有排水溝

在黑色隔離欄一側設有排水溝,由磚石砌築而成,利于排放雨水,防止城市内澇,在宣和年間一般都種植蓮花和荷花,用來裝飾美化排水溝。

d、設有綠化帶

在禦水溝旁邊的岸上種植着桃、李、梨、杏等果樹,各種雜花相互交錯,春夏之間,遠遠望去如同錦繡一般。

通過上述資料,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東京城當時的馬路已經初步具備了現代城市的市政雛形,比如,馬路設有交通設施、人行道、排水渠、行道樹等,這些市政設施為規範行人、車輛的交通行為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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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京汴梁城的治安管理

北宋都城東京汴梁當時的人口超過一百萬人,人口多而且人口密度大,商業繁榮的背後隐藏着各種藏污納垢之地,三教九流流連于瓦舍勾欄、販夫走卒徜徉于酒館茶肆,各類犯罪行為層出不窮,因此城市的治安狀況直接關系到每個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北宋政權非常重視城市治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推行廂坊制度

“廂”,也叫軍廂,源于唐朝和五代時期,是一種軍隊駐地的劃分形式,到了北宋以後,這種制度繼續沿用,并逐漸發展成熟,分别在東京城内和城外開始設“廂”。

“坊市制”逐步廢除以後,“坊”作為一種行政單位被保留下來,于是,“廂”便成為了“坊”的上級單位,因此上這種制度也被稱為“廂坊制”,逐漸取代了唐朝和五代時期的“裡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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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宋會要輯稿·方域》記載:“至道元年,裡、外城(東京又稱新、舊城),合計八廂一百二十坊,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又在新城之外置八廂,共十二坊。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九日增置為九廂。”

東京的廂坊制度,形成了以東京府為中心的府、都廂、廂、坊四級行政管理機制,都廂、廂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每“廂”設有“廂典”、“書手”各一名,“所由”二至五人,“街子”二至六人,“行官”六至十四人。

至此,東京城外九廂和城内十廂相互關聯,構成了統一的治安管理體系,正是有了這一至關重要的體系,從而确保了東京城市的長治久安和百姓的安居樂業,廂坊制度的确立在加強東京治安管理、消防管理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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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軍巡制度

東京實行軍巡制度,它本身也是城市管理的一種,與廂坊制度相互配合,共同參與東京城的治安管理。它最早出現在北宋初期,為了确保京城的穩定,當時的東京城有大量的駐屯軍,後來按照廂、坊分别進行巡邏,取代了原來縣尉的一部分職責。

東京軍隊的巡邏,按四廂的形式設置廂巡檢、都巡檢進行日間和夜間的巡邏。巡檢統領鋪兵,執行報時、防火、防盜、解送公事等任務,同時還負責參與緝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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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立軍巡鋪

與此同時北宋政府還設立了軍巡鋪,作為東京基層的治安機構。關于軍巡鋪數量,《宋會要輯稿·兵》中記載:“宋神宗熙甯元年十二月九日,诏:‘新舊城裡都巡檢諸處巡鋪圖二面,如有可省罷,分明簽貼進入。’乃減罷八十六鋪,計五百四十六人。于是,京城巡鋪所占禁軍人數甚多,步軍兵士尤衆,不得番休,故量行裁省。其鋪分遠近不均者,委巡檢使移那焉。”

軍巡鋪除了負責東京的城市治安、夜間巡邏,還有一項重點工作,就是負責消防滅火工作,軍巡鋪的主要人員是鋪兵,全部由禁軍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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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京汴梁城的消防管理

随着京都的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建築物也越來越多,密度不斷增加,由于北宋時期的建築物多為土木結構,雖然在外形結構上非常古樸典雅,但是阻燃性非常差,這無疑就增加了火災發生的幾率。

俗話說“水火無情”,在北宋曆史上發生的大型火災很多,緻使大量人員傷亡,民宅和店鋪焚毀,甚至連皇宮大内也不能幸免,火災的發生,使人民的生命财産遭受重大損失,同時也威脅着北宋統治階級的根基,因此,從北宋建立的那天起,政府就非常重視消防,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消防”一詞應該是現代的詞彙,在中國古代稱之為“火政”。據《漢書·五行志》記載:“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由此可見,早在漢代時期就已經有了專門負責消防方面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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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立潛火隊

北宋時期在防火方面最為突出的就是出現了防火的專業隊伍——潛火隊,這個是其他的朝代所沒有的機構,“潛火”一詞最早出現在宋仁宗時期,“潛火”即為滅火之意。

當時東京城的潛火隊有數支,分别駐紮在城區各處,每隻潛火隊人數大概一百人,潛火隊員一般由廂軍來充任,潛火隊駐地一般設有一座望火樓,一旦發現火情,潛火隊立即出發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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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火隊一般按照轄區劃分職責,其中皇城被劃分十四個消防區,廓城為八個消防區,潛火隊隻負責本轄區内的滅火任務,當相鄰轄區出現重大火情時需要支援時,一般也會出動人員支援。

2、設立望火樓

說起望樓,去年熱播網劇《長安十二時辰》裡面的望樓,讓大家開了眼,功能強大,科技感強,雖說有些誇張,但是還是很符合當時的曆史背景,北宋時期的望樓和唐朝有些類似,但卻不是為了傳遞情報,而是為了觀察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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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宋代李誡著的《營造法式》記載:“望火樓有四柱,各高三十尺;上方五尺,下方一丈一尺。造作功,柱四條,共一十六功。棍三十六條,共二功八分八裡。梯腳兩條,共六分功。平伏兩條,共二分功。”

《東京夢華錄》中卷三防火篇中記載:“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收領公事。又于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駐屯軍兵百馀人,及有救火家事,謂如大小桶、灑子、麻搭、斧鋸、梯子、火叉、大索、鐵貓兒之類。”

東京城裡的望樓大約每隔三百步左右設置一個,用磚砌築,非常結實,設置專人值守,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白天用旗,晚上用燈傳遞信息,因為望樓位置很高,居高臨下,哪裡有火情第一時間就能發現,迅速傳遞給潛火隊,潛火隊一般駐紮在望樓下面,這些潛火隊一旦收到消息馬上出發,前往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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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火樓是北宋時期首創,它對宋代以後的城市建設有着重要的啟發作用,宋代以後的各個朝代均設有望火樓。

四、東京汴梁城的市容管理

加強城市管理,使之在治安、環境、建築等諸多方面更加優美、和諧,這是一個城市乃至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顯著特征,人類社會與生存環境之間既是對立的又是和諧的,人類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對環境的一種挑戰,因此,高度發達與高度文明永遠是一對孿生兄弟。

北宋時期的商業十分繁榮,東京汴梁城更是商賈雲集,店鋪林立,繁華的景象我們可以從《清明上河圖》上清楚的發現,街道上人來人往,摩肩接踵,道路兩旁的店鋪鱗次栉比,熱鬧非凡,因此,在城市治理方面就顯得比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重要,街道司的設置對城市道路的治理、街道衛生的清潔、城市交通的疏導、違章建築的處理和市場的管理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對促進北宋城市的發展意義重大,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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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台專門法令

商業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城市問題,繁榮下面隐藏的隐患也就顯現出來,街道兩側,商販“侵街占道”現象嚴重,盡管東京的主要街道十分寬敞,但很大一部分被侵占,再加上過往的人群,使得街道異常擁擠,甚至根本無法通行車馬,為此,北宋政府特出台法令,嚴令處罰“侵街占道”者。

據宋代窦儀著《宋刑統·侵巷街阡陌》中記載:“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種植墾食者,笞五十,其穿穴垣牆以出污穢之物于街巷,仗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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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專門機構

北宋政府為了加強對東京的城市管理,在宋太宗時期成立了專業的執法隊伍——街道司,主要負責維護市場秩序,維持街道的衛生、修治以及管理,處理和打擊“侵街占道”現象,此外還負責巡視街道、疏導交通等日常工作,從工作性質來看,有點像我們當今的城管,執法範圍甚至比現代的城管還要廣,權力也更大。

街道司成立于宋太宗時期,廢止于宋高宗時期,其間多次遭廢除和重新啟用,到宋高宗後期,街道司再次被廢除,其中的一部分職責劃歸工部,至此,街道司正式退出了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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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司自設立至嘉佑三年的八十一年裡,一直隸屬于三司河渠司,直到後來被廢除,前後存在了一百六十三年。據《事文類聚》記載:“宋初欲修水官,故專置都水監以代三司河渠司事,街道司隸焉。”

街道司并不是一個全國性管理機構,隻設置于北宋都城東京一地,這支隊伍定員人數為五百人,全部由軍隊的士兵充任,統一穿着青衫子的服飾,據清代徐松緝編著的《宋會要輯稿·職官》中記載:“诏置五百人為額,立充街道指揮例物沒人交錢二千,青衫子一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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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修治街道,疏導積水

當時的東京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超級城市,商業繁榮,人口稠密,因此街道和馬路不僅僅是商業的載體,更是人們出行的途徑之一,對街道的治理和管理至關重要,從大處講關系的都城的形象,從小處講關系到國計民生。

東京的街道在當時還算寬闊,但道路的破損情況時有發生,街道司除了負責街道的維修之外,還要負責雨水的排澇,如有遇阻之處就要及時清淤,以免造成城市内澇,當時的東京城内已經有了完善的排水系統,每年在春季雨季到來之前,街道司還要負責對排水溝進行疏浚清掏工作,主要清理排水溝裡面的淤泥和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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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東京城的排水溝渠縱橫交錯,四通八達,街道司的工作壓力非常大,經常出現人手不夠的情況,後來經朝廷批準,向民間招募勞工,用以解決街道司人手不夠的問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中記載:“街道司指揮功役更不立等杖,為本司招置少壯堪充功役之人。”,這些勞役的加入,壯大了街道司的隊伍,勞動強度得到緩解,效率大大提高。

b、打掃街道,保持衛生

城市的衛生狀況是一個城市生活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集中體現,更是城市進步和文明程度的基本要素,北宋時期的街道司的職責之一就是灑掃街道,保持街道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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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古代一般街道馬路都是以土路為主,除了一般的日常維護以外,還要定時灑水,這樣做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防止塵土飛揚,污染環境,另一個就是經常灑水有助于道路的壓實。

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公主出降,亦設仗義、行幕、步障,水路。凡親王公主出者有之。皆系街道司兵級數十人,各執掃具、鍍金銀水桶,前導灑之,名曰“水路”。”

在當時的東京城人口衆多,日常産生的生活垃圾也非常驚人,除此以外,還有牲畜産生的糞便,因為在古代沒有現代的交通工具,牲畜就成了代步工具或者運輸工具,騾馬成群,或聚或散,甚至還有牛驢,這個情景在東京也是一景,它們産生的大量糞便嚴重威脅着城市衛生環境,因此上加強京城的街道清掃,保持幹淨整潔的環境就顯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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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巡視街道,交通管理

關于北宋的公共交通法規,沿襲了唐朝的儀制令,宋太宗時期朝廷頒布法令:“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十二字交通規則。并刻成木牌,豎立在交通要害位置,提醒過往行人和車輛嚴格執行交通規則。

街道司的主要職責就是要依據這個交通規則,督導行人和車輛的交通行為,保證正常的交通秩序,如果遇到街道出現交通擁堵或者出現交通事故,就要積極疏導和妥善處理事故,嚴重的事故還要上報到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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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查處侵街店鋪,管理市場

随着坊市制的打破,商業經營活動不再受一定的限制,商業區和居住區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人們開始沿街設市,一時間店鋪林立,尤其是主要街道,街邊門市房開始變得搶手,随着商業活動越來越頻繁,城市的人口也在不斷增加,商販的生意也變得越來越好,其經營場地也就變得捉襟見肘。

為了繼續擴大經營場地,謀求更大的經濟利益,一些商販開始私自擴大自己的經營範圍,占用街道來蓋房屋或者搭棚子,原來本沒有經營場地的商販仿佛看到了希望,也加入“私搭爛建”的隊伍,東京城内的主要街道“侵街占道”現象嚴重,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坊無廣巷,市不通騎”,有時就連皇上的車馬銮駕都無法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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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朝廷曾經下旨要求重點整治“侵街占道”行為,但是卻遭到權貴們的抵制,因為有些王公貴族也加入了侵街隊伍,皇上無奈隻好收回成命,随着後期侵街現象過于嚴重,

當時的街道司主事謝德權堅決要求皇上下旨解決侵街占道問題,在朝廷的幹預下,那些王公貴族帶頭拆除了“侵街占道”的建築物,事情得到解決。

後來朝廷出台政策,劃定紅線,并在街道上豎立“表木”,用牌匾的形式标示出來,嚴禁建築物超出紅線範圍,街道司定期巡查,根據每一季度的情況如實上報,經上級核查清楚後,對“侵街占道”者嚴格治罪。在街道司的監督管理之下,“侵街占道”現象得到遏制,城市的道路暢通得到保證,市場得到了規範,對市民的出行和商業消費起到了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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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的各大城市間,“侵街占道”現象屢禁不止,盡管政府出台了法令,還有專職的執法隊伍,但是街道司與小商販之間的執法與反執法的鬥争持續存在,甚至貫穿整個北宋的城市發展史,所以說,城市執法者與違法的小商販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自古有之,并且會永遠存在。

五、東京汴梁城的戶籍管理

北宋都城東京,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超級大城市,據宋代官方統計,以人口鼎盛時期的崇甯元年為例,東京城的人口戶數達到了二十六萬戶,人口總數為一百三十多萬人,面對衆多的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對戶籍和人口的管理也在考量着北宋統治階級的施政能力。

“坊市制”被打破以後,再以原有的唐朝時期的以坊為單位進行人口管理的方法就行不通了,因此,北宋政府便以街巷為單位進行登記造冊進行管理,推行“戶牌制”,每戶門前挂置一個粉牌,牌上注明戶主、妻子、子女、奴仆、寄居新友等人的名稱、年齡、相貌特征等信息,每月定期廂巡檢派出值巡官入戶核查,有變化及時修改戶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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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戶牌制”就有點像我們今天的戶口本,而戶口本的載體就是我們居住的房屋建築,以固定的房屋居所來核定流動的人口,這一戶籍管理制度也是宋代之前所沒有的,開大城市戶籍管理之先河,為後世的戶籍管理提供了重要參考。

結語

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口的激增,都對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挑戰,需要對其實行有效的管理,城市管理更是統治階級管理能力的試金石,也是其執政能力的外在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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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城東京是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典範,也是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轉型的代表,随着坊市制的廢除,城市發展格局産生了新的變化,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商品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因此,城市管理職能便應運而生,從街道司對街道、市場的建設、管理,再到潛火隊對防火、滅火的管理,以及廂房制度對城市治安的管理,無不體現着北宋統治階級在城市治理上的良苦用心,這些管理體制,初步形成了近代城市管理的雛形,對後世影響深遠,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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