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通常認為是挽回一個國家頹勢的重要舉措，但是每一次變法都必将損害到原有統治階層的利益。正是如此，每一次變法都面臨着巨大的挑戰，而且大部分變法都是以失敗告終。在古代封建王朝當中，最著名的兩次變法當屬先秦時期的商鞅變法跟北宋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不同于商鞅變法的成功，王安石的變法最終是以失敗告終。

仔細觀察王安石變法的話，不難發現這場變法注定會以失敗告終。急功近利、對變法困難的預估不足，權力的鬥争導緻變法掌舵者的頻繁變更，變法陣營内部的重重矛盾，反對派的聲勢浩大以及民心的丢失，這些最終導緻變法失敗的結局。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在于急功近利，對變法困難的預估的不足。從熙甯二年七月六路 均輸法開始，到熙甯六年六月的短短四年間，共頒布了大小十一項新的立法，其中像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在宋王統治區都是全面推行。但凡是一個成熟的改革家，都知道變法需要的是循序漸進，試點進行。

王安石絲毫沒考慮到這一點，在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之後，便一股腦地在全國推行他的變法。這樣的後果便是這些變法措施在推行過程中困難重重，面對這些困難之時，王安石等變法家不是想着如何解決困難，而是一緻認為這是反對派在背後使絆子，将矛頭指向了反對派。兩派的權力鬥争最終依舊解決不了這些變法遇到的困難。

從宋神宗決定變法的那一刻起，作為變法的掌舵者王安石成為了大宋王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存在。但是也正是随着改革的不斷推進，宋神宗深感皇權受到王安石這個丞相的挑戰。熙甯7年，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失去了變法掌舵者的身份。

新上任的變法掌舵者呂惠卿雖然也是一個變法派，但是卻一心追逐權力，對變法之事不甚熱心。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宋神宗隻得請王安石重新出山，主持變法。但是二進宮的王安石卻成為了呂惠卿的眼中釘。為了權力呂惠卿不顧昔日恩師情分，一心扳倒王安石，最後導緻了這兩位變法派大佬兩敗俱傷。在沒有了掌舵者的情況下，宋神宗不得已隻得自己親自主持變法的大小事宜，而之前的變法派也因為王安石、呂惠卿的失勢而不敢貿然進言。單單憑借宋神宗一人的智慧，完全沒有辦法讓這場變法順利的開展下去。

在王安石晚年回顧這場變法自我總結時，他将變法失敗的原因歸咎于自己的用人不當。呂惠卿是王安石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王安石對他有“父師之義”。但是正是這樣一個人，卻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的時候，害怕王安石東山再起威脅到自己的丞相之位，便虛置冤案，欲陷害王安石于死地。昔日的師徒二人竟因權力而分道揚镳，随着呂惠卿被查出敲詐商人五百萬錢锒铛入獄，王安石重新拜相。心有不甘的呂惠卿，網羅王安石“隐瞞皇帝”、“對皇帝不忠”的陳年舊信，将恩師徹底打倒了。這場變法派一、二号人物的内鬥最終耗盡了變法派的變法決心，以緻于宋哲宗、宋徽宗時期上台的變法派人物蔡确、蔡京等人根本不在乎變法不變法，隻知道大肆排除異己。

每一場變法都會有反對派，面對反對派時，王安石想到的不是争取、化解矛盾。最終兩派變成非黑即白的陣營之争，蘇轼、司馬光等大佬雖然是反對派的主力，但是也并非一成不變的。比如蘇轼到了後期也認同了王安石變法的一些舉措。但是在王安石眼中隻有“非黑即白”，對于蘇轼、司馬光等有才之士隻知道一味的排擠，而那些口是心非的新人和小人卻得到了重用。最終不僅導緻了改革派的孱弱，還人為的樹立起強大的反對陣營。

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變法，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是否得到廣大老百姓的支持。王安石的變法注定是要傷害到地主階層的利益，如果能夠争取到變法的受益者底層老百姓的支持，那麼這場變法或許就成功了。想當初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但是到了最後這場變法不僅沒有給國家财政帶來收益，還造成了地方與民争利、橫奪暴斂，讓本應受益的底層老百姓成為了受害者。最終在兩邊都不讨好的情況下，這場聲勢浩大的變法走向了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