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消息，張茹終生所想的，莫過于有一個自己的孩子。此時，她正第二次懷着孕，雙胞胎。但她今年已經67歲，生下這兩個孩子可能會要了她的命。

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幾歲，卷曲的頭發是黑色的，仔細看，發根處的白發開始冒出來，一些皺紋穿插在她滄桑的臉上，額頭，眼角，嘴角。

無論如何，能看出來她是一個老人，懷孕的老人，年輕人的某些優越感消失殆盡。

進入花甲之年後，張茹經曆了失去獨子，領養孩子，做試管嬰兒，再度懷孕……漫長的痛苦和閃現的希望，她把生孩子視為個體選擇，未料随之而來的種種令她身處困境。

對一些人來說，她執着的生育意願有些自私和不計後果；而對張茹來說，這象征着“重生”。這是一個道德上的無人之地。

高齡産婦

9月16日，上午十點，咖啡廳。張茹輕輕啜飲着一杯菊花茶水。黑底碎花長裙蓋過她的膝蓋，懷孕的肚子微微凸起。

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堆産檢報告，好像帶有墨迹的一副紙牌。最近一次檢查，B超檢查單上顯示，一個胎心率144次每分，另一個150次每分，醫生說120到160是正常值。另一張是無創檢查的報告，排除胎兒患染色體疾病的可能。這讓她長舒一口氣。

因為孕前吃過激素，她的血壓有時升高。 時間往前走，一些負面影響在她身上顯露出來。在激素作用下，她的手臂和腿上冒出一塊塊豌豆大小的老年斑。“但其他指标都正常”，她加重語氣，補充了一句。

十點半，張茹從購物袋裡取出藥，幾粒白色鹽酸拉貝洛爾，送至口中，就着一杯白水咽了下去。間隔四五個小時再服用一次。懷孕以來，她每天服用的藥片數量從六片漲到八片，再漲到十片。

幾杯茶下肚後，張茹起身去衛生間，她從商場走廊的一頭穿到另一頭。從衛生間出來，她感覺有點累了，靠在一扇玻璃窗口旁邊透氣。

回去的路上，她額頭不斷滲出汗珠，“低血糖，茶水的緣故”，她警覺道。在一家飲品店門口，張茹順着椅子坐下去。

肚子裡的孩子已經十六周，随着肚子逐漸變大，負荷變重，她偶爾會感到吃力和疲憊，也總有路過行人的目光瞟向她的肚子，接着是她的臉。

張茹不在意投射來的目光，她也不躲避。“我不是怪物。”有時，她看起來像一個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一遍又一遍地講述她産檢的經曆。

“極高危”

今年6月，懷孕後，張茹在北京寶島婦産醫院進行了首次産檢，當時被醫生診斷出患有妊娠高血壓。随即被列為高危産婦，後由北京寶島婦産醫院轉診到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治療。

北京寶島婦産醫院主任醫師謝峰在接受央視采訪時回憶，他們發現張茹當時的血壓比較高，在妊娠期間，她出現一系列問題的風險非常高，比如說随時會出現腦血管意外，以及急性肝腎功能衰竭。按照北京市衛計委的要求，這樣的孕産婦在二級醫院繼續接診、産檢并不合适，所以當天就将她轉診到三級綜合醫院。

張茹轉去了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第一次各方面檢查還行，第二次去是7月23日，醫生就跟我說必須拿掉一個孩子，不然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不收。”

丈夫李威回憶，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醫生告訴他，“必須要做掉一個，隻要一針下去，孩子就可以流掉。”他模仿醫生的語氣重複那句話。

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公衆權益保障處處長姚鐵男告訴澎湃新聞，之前，他們掌握了張茹前期的情況，“67歲，對我們來說到超高齡産婦，并且懷的是雙胎，妊娠的合并高血壓到了170多。”之後，衛計委在8月8日召開了第一次全市的專家會議。“專家說她是極高危，極嚴重的高危孕産婦，在目前醫療條件下，不能保證其母嬰一定安全。醫生建議她減胎。”

北醫三院接診張茹的李詩蘭醫生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科室主任找到張茹談及終止妊娠，但張茹表示不同意進行引産。

張茹擔心的情況是，如果引去一個孩子，另一個孩子可能也保不住。她又去了北京市婦産醫院做産檢，醫生也提出了終止妊娠的建議。

姚鐵男說，第二次專家會診是在8月13号，“臨床和服務管理專家最後認為張某是極嚴重高危孕産婦，屬不宜妊娠，嚴重威脅到母嬰安全，但應尊重其妊娠的意願，适時科學引導。”

幾次之後，張茹不願再去這幾所醫院，不安的情緒像氣球越脹越大。9月初，張茹和丈夫去了五洲醫院，“開藥時被拒絕”。9月13号，張茹到北京寶島醫院進行懷孕以來第四次産檢。醫院通知她下午四點半之前過去，那天到了以後，張茹和丈夫在三樓等着，四點四十五，有人通知他們到地下一樓。

姚鐵男說，北京市有高危孕産婦的轉診網絡，懷孕後建檔時會評估孕婦的身體狀況，分成綠色、黃色、橙色、紅色和紫色，根據不同級别建議孕婦去相應的醫療機構就診，比如橙色要求在區級危重症孕産婦搶救指定醫院就診，紅色要在市級的危重孕産婦搶救指定醫院就診；紫色是合并傳染病，需要在專科醫院接診。

9月13号是第三次專家會診，張茹最想去的那家醫院不是她的對口醫院，“她堅持要去一個特别大的醫院，我們現在不好披露這家醫院的名字，但不是我們指定的整個網絡中那兩家。我們給她指定了兩家特别好的三級醫院，包括北醫三院，但是她說不去。”

張茹回憶，那天，圍着自己的有二十個人，繞着桌子一圈坐着，有人拿着攝像機拍攝。“說是專家會診，但還是建議我停止妊娠。”

“由于來多次就診，結果顯示孕婦的血壓很高，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專家會診的意見是患者目前狀态不易妊娠。”姚鐵男說。

“我的血壓已經降下去了。”張茹感覺自己好像站在審判席上。她始終認為，被剝奪的是她做母親的自由。“他們封殺我，你知道嗎？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謀殺我和孩子。”

一位知名産科專家告訴澎湃新聞，67歲的婦女，不管是生育機能還是其他器官都在退行性改變，流産、早産、胎兒功能發育遲緩、胎死宮内等情況較普通孕婦更易發生，能理解失獨家庭的願望，隻是以普遍認知來說，得到一個好結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此他不贊成，也不提倡這樣高齡生育。

這位産科專家也曾接到過張茹的求助，在他看來，盡管有前述問題，但張茹“有這麼強的決心，也已經（懷孕）這麼多周”，應該盡量給她提供幫助，她當下需要一個醫療團隊，給她提供生理和心理的支持和撫慰。

姚鐵男也表示，在張茹的生育願望前，“應該盡可能幫助産婦達成她的願望，但前提是不危及生命”。他稱，特别希望孕婦盡快回到寶島醫院，或者回到他們指定的三級醫院。

但眼下，張茹對指定的醫院失去了信任。

失獨

張茹曾經有過一個孩子。

她和李威1978年結婚，1980年生下一個兒子。兒子一歲半時，夫妻倆又有過一個孩子，彼時趕上計劃生育政策，他們打掉了肚子裡的孩子。李威“最愛孩子”，姐姐和同事家的孩子他都幫忙照看過。

李威是上世紀60年代機械專業的中專生，後來參加了北京市的統考，考上了職工大學。數學是他的強項，輔導兒子功課的任務落在他身上，“我教他數學，錯的題隻要講一次，第二遍他就會了。”

兒子喜歡遊泳，李威每天騎着老式自行車，後面馱着背數學乘法表的兒子，早上五點多，送他去遊泳館，從一年級持續到六年級。一家三口經常騎車去亞運村的遊泳館，張茹一次能遊五百米，李威遊三百米。

四年前，一切戛然而止。兒子34歲時，死于一場車禍。

那時，兒子在首都機場上班。2016年六月的一天，他跟朋友出去玩，午夜十二點還沒回家。夫妻倆習慣等到兒子回家才睡覺。十二點多，李威等來派出所的電話，說孩子出了車禍，送去了醫院。

夫妻倆立馬趕往醫院，“那時他（兒子）意識還很清醒，告訴警察我們的聯系方式，跟我們說他被車撞了。”接着，兒子被送進了急救室，他的肋骨被壓碎插入肺部，腹腔出血，外表卻看不出任何征兆。

淩晨四點，醫生通知夫妻倆，孩子搶救無效。張茹癱坐在醫院的地闆上，哭暈過去。李威記得，兒子最後說的一句話是，“看到我爸來了我就安心了。”

兩個月前，他剛見過親家，在回龍觀給孩子買了套120平方米的婚房。年底，他将看着兒子娶一個姑娘回家，應該很快就會有孫子或孫女。

夫妻二人從警察那裡得知，兒子在路邊攔出租車被撞，遭到二次碾壓，司機肇事逃逸。出事地點正在施工，四周漆黑，附近沒有攝像頭。

兒子驟然離世，沒有給張茹和李威留下任何喘息的空隙。兇手至今沒抓到，張茹連怨怼的對象都沒有，生活是無盡的無望，無盡的空虛。

時間越久，記憶似乎越清晰。“一切好像沒有發生過”，有時候李威夢到孩子，不知從哪裡突然出現在面前。隻要一睜眼，都是他的影像。

小時候，兒子是朝陽區遊泳隊的隊員，每天有一塊錢的工錢，發下來他都會交給李威。有段時間李威經常出差，去外地學習，兒子總跑去車站送他，哭得稀裡嘩啦。這個父親每次出差回來也總給兒子買小坦克，小禮物。“他跟我的感情很深…很深…”

李威停頓下來，陷入遙遠的追憶，聲音又開始哽咽。他在努力抑制眼淚。

“他兩歲多的時候，我們住在筒子樓，一層樓很多房間，多戶人家，有個同事給了他一塊糖吃，回來後他還記得是誰給他的，哪個房子他記得，那時候他還不會說話，但會用手指着那個方向……三歲的時候，他爸騎自行車帶他出去買菜，買了一大捆菠菜，車筐子放不下，他都知道把菜往下壓……真的太聰明了……”

當張茹說起她的兒子時，她的面部抽搐，聲音哽咽，眼睛變得濕潤，說話的音調更高了，突然間失控，啜泣起來。丈夫提醒她控制住情緒，不要影響到肚子裡的孩子。

兒子的戶口一直沒銷，在這個城市，“哪裡都有兒子的影子，他上學的地方，玩耍的地方”，他們試過旅行，去桂林，南海，雲南，韓國，但每次回來，心裡依舊“空落落的”。

任何一次長途旅行，都會有一種風景和時間的扭曲。每次出行，張茹都會背着兒子的書包，帶着兒子的三張照片，一張2014年，兩張中學時期的。照片中的男孩兒，寸頭，微胖，笑容憨厚。仿佛這樣，時間形同停滞，她似乎回到過去，和兒子相處的那些日子。

李威不敢看兒子的照片，他的房間也不敢踏進去，人在門外，腿就像被釘住似的邁不開，“失去孩子意味着什麼，你永遠不知道。”

出路

兒子去世半年後，張茹和丈夫商量，要麼領養一個孩子，要麼一起死。他們選擇了前者。

2014年，張茹距離六十四歲隻有三個月，兒子的後事還沒處理完，她和丈夫就去了民政局。對方告知，辦理收養原則上年齡限制到六十五歲，領養孩子需要登記排隊等待。

一年後，她再次去民政局，對方告訴她仍需排隊。根據《領養法》，收養人需具備撫養被收養人的能力，以及年滿三十周歲。

張茹提議把兒子的女友認作女兒，但丈夫擔心認的女兒将來要贍養四個老人，壓力太大，便放棄了這一想法。

2016年4月，張茹夫婦去了雲南，到當地福利院領養孩子，答複是“本省需要孩子都特别多”。5月，夫妻倆去了河北承德一家孤兒院，但孤兒院大門緊閉不讓進入，他們把買的水果衣物等擱下後離開了。7月，二人又去了北京的太陽村，那裡住着不少無人撫養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但不讓領養，最後兩人失望而歸。

有次在一家私人醫院，李威聽說可以找人代孕，五十萬元一個孩子。但權衡下來，覺得代孕是非法的，不能做。

漫長的跋涉後，試管嬰兒成了夫妻倆的最後選擇。

早在2015年底，張茹就考慮過做試管，她聯系上安徽合肥人盛海琳，後者在60歲時通過試管受孕生下一對雙胞胎。張茹想從她那裡打聽做試管嬰兒的途徑，但被對方拒絕了，隻告訴張茹做一個五萬塊錢左右。後來，張茹沒再聯系她。

如今，盛海琳已經不記得張茹曾找過她，前幾日她從新聞裡得知張茹懷孕的消息，并說自己給不了任何建議。

2016年10月，在北京的國際醫療展上，張茹認識了一個台灣醫生，并懇求醫生為自己做試管嬰兒。醫生說，以她的年紀做試管嬰兒有風險。張茹說自己接受任何風險。“當你生不如死時，所有看似危險的事情你都願意嘗試。”

2017年2月，張茹開始吃激素，直到月經回來。吃藥的同時，配合着身體上的鍛煉，打球，遊泳。但吃激素的第五個月，她的血壓開始升高，久坐後站立格外吃力。

7月，她去了北京婦産醫院看中醫，說自己想做試管嬰兒，醫生給她開了三十五天的藥調理身體，月經和身體恢複正常。

張茹曾在網上遍尋高齡産婦的案例。“東北64歲有個産婦，2016年12月28号生的； 2016年的9月份，杭州那人從美國回來生的；還有2017年有個52歲生孩子的。”她能清楚記得每一個高齡産婦的年齡，以及她們生下孩子的日期。

去台灣之前，張茹咨詢過北京的幾家大醫院，但回複都是她年齡太大，不能做試管嬰兒。張茹想不明白，“誰要失獨，誰還選擇年齡啊？”

今年6月，李威和妻子去了台灣。中介全程帶着他們，物色好卵子，找了律師事務所，辦理好手續，再去醫院交錢，身體做了全面檢查。一趟下來，夫妻倆花費二十多萬元。

那天是6月8日，醫生篩選出二十多個卵子，用精子配成八個胚胎，再從中篩選出四個，兩男兩女。張茹擔心成功率低，想放入三個胚胎，醫生告訴她不行，萬一三個都成活，要引産的話另外兩個也會受到影響。最後決定放入兩個胚胎。

張茹躺在床上，心裡想的全是去世的兒子。一直默念，讓兒子原諒她，保佑她成功生下孩子。三天後，夫妻倆返回北京，帶着僅剩的一千元錢。

從台灣回來後，6月19号，有了好消息。張茹到北京寶島婦産醫院驗血，檢查了三次，确定懷上了雙胞胎，兩個胚胎全部成活。她成了國内目前已知的年紀最大的孕婦。

張茹沒有想到兩個胚胎同時成活，“早知道這樣，我移植一個多好。”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夢到了去世的兒子，丈夫也做了同樣的夢。

張茹83歲的姐姐一直站在她那邊，姐姐是退休的軍醫，她曾告訴過張茹妊娠的風險，但無論結果如何，“最後做選擇的都是張茹自己。”

未來

回到咖啡廳，隔壁桌的四個年輕人已經離開，音樂聲越來越大。張茹坐在一張高腳椅上，确保她的腿能伸展開來。

張茹有微信，會上網，但這些新鮮事物不是她擅長的。網上的聲音通過親人的嘴巴斷斷續續傳到她耳邊，她自認有義無反顧的生育理由，方式更是“合理合法”，“我失去孩子時沒人管我，如今我想生孩子卻百般責難我？”這是她挂在嘴邊最多的話。

她在手機上翻看着盛海琳的新聞。“她當初也植入了三個，後來流産一個，還有兩個。”張茹嘴裡念叨着，目光轉向丈夫說，“你看盛海琳說不能讓孩子産生自卑的情緒，你以後跟教育兒子還不一樣，得用好多的辦法，不僅僅是鼓勵，該嚴的時候還是要嚴。”這些話快速而激烈地滾出，像一篇祈禱文。

李威身體前傾，仔細聽着妻子的話，“現在的生活真的枯燥無味。盛海琳說現在痛并快樂着，她有孩子所以還能有一些快樂。” 他戴着印有五角星的鴨舌帽，肩膀顯得臃腫，站起來給妻子倒水時，彎腰屈背，步履緩慢，皺紋像兵團一樣，将它的領地征服。

關于以後孩子的教育問題，張茹想過。兒子生前，從重點中學讀到重點大學，這讓她堅信自己能複制兒子“成功的教育模式”。她也擔心，和孩子年齡上的差距總會引來一些非議。“或許會遭到歧視，我要想法不讓他們留下陰影。”

張茹喜歡音樂，跳舞，會手風琴，電子琴，“教育孩子，我們是合格的。”她說自己曾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對将來如何撫養好這兩個孩子信心十足。“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不一樣，有的想法比較超前。”愛人守舊，她認為社會不斷發展變化，教育孩子的方式也要伺機而變。夫妻倆有積蓄，退休工資一萬多元，經濟上算富足，他對養育兩個孩子充滿信心。

懷孕後，張茹擺脫了長久的失眠。她依舊用着兒子的微信号，有時看看他大學同學群裡的信息，“看他們年輕人說話聊天，我感覺我兒子還活着。”

張茹在北京有三套房，其中一套是兒子生前住的。出事後，她把屋子裡的東西都搬走後出租，沒再去過。為了避開閑言碎語，夫妻倆搬離了原來的住所，另外租了一間房，相依為命，“我就是她的拐棍。”李威說。

張茹的目标是至少堅持到明年一月，胎兒滿七個月，醫生告訴她，孩子在她肚子裡多養一天，生下來的成功率越高。李威開玩笑說，不行買個輪椅。

“我們也知道有風險，實在不行還是保住大人。但現在情況還不錯，可以繼續往下走。” 李威每天給妻子量三次血壓，然後記錄在表裡。

從年輕時起，張茹就有鍛煉的習慣，每天遊泳，跑步，直到孕前。為了防止血稠，她每天按時吃幾粒阿司匹林，再喝杯溫水。

中午，張茹點了一份涼皮，有時候心裡感到燥熱，總想吃些涼涼的東西。“我沒那麼嬌弱，真的。”她會在身邊的人想照顧她時強調這句話。

在顧客進進出出的咖啡廳中，張茹和丈夫無疑是年紀最大的人。他們不喝咖啡，點了一壺菊花茶。說話的聲音偶爾蓋過了咖啡廳裡的音樂聲。

午飯後，李威倚靠在皮質沙發上睡着了，伴随着輕微的呼噜聲。這幾年，照顧妻子的責任落在他身上。他今年70歲，每天早上吃一粒維生素E和降血糖的藥。

妻子懷孕以後，他唯一的任務是讓日漸衰老的身體重新煥發活力，對抗這個年齡可能擁有的疾病。他甚至有種意念，自己絕不能早早死去。他必須活得更長久。

他和妻子的設想是，孩子順利生下來，請個保姆，等他/她大點，找人模拟一張全家福，把兒子也刻上去。

他們想，奔着活到八十多歲的目标，把孩子撫養到成年，一場告别後，再把他們托付給信任的親人。

如果沒要上孩子，他和妻子就去養老院，“孤獨終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