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俠歐陽春是《三俠五義》系列小說中比較神秘的角色，他作為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其背景來曆模糊，行為作風大異于常人。他是三俠之一，與南俠展昭并稱，卻極少在北方地區活動。小說中歐陽春多活動在江南，蘇杭一帶是經常出現的地方，到湖北和湖南的次數也不少。反倒是真正的北方大地，我們很難見到他的故事。他功夫高強，尤其是擅長氣功，被讀者譽為小說中的最強者。可是小說并沒有講述他的師門來曆，就連外貌形态也不似漢人，而是碧眼紫髯的番人形象。包公和開封府的俠客們多次招攬他，都被他堅持拒絕了。

從這些方面看，歐陽春身上的謎題很多，總是給人一種雲山霧罩的感覺。在以前剖析歐陽春的文章中，我提出這是作者以古典小說中北方俠客為原型創造的角色。當時認為主要參考人物有虬髯客張仲堅、紫髯伯皇甫端等等。其實從《水浒傳》的角度來看，原型集中在皇甫端身上的線索最多。古代的小說家們都将《水浒傳》作為綠林小說和俠客小說的開山鼻祖，《三俠五義》中也有不少仿照《水浒傳》的情節。所以作者石玉昆以皇甫端的形象來塑造歐陽春是非常可能的，而這樣的形象也符合小說中"北俠"的稱謂。

皇甫端是《水浒傳》中并沒有什麼存在感的角色，他是梁山泊一百單八将中最後一位加入的梁山好漢。他本是東昌府的獸醫，以養馬相馬聞名，與沒羽箭張清是好友。宋江帶兵攻下東昌府後，沒羽箭張清加入梁山好漢行列，同時也推薦了皇甫端。這位皇甫瑞在形象上與歐陽春高度雷同，幾乎是同一人。兩人都是碧眼虬髯，看起來像個番人，而且外号都叫紫髯伯。皇甫端在梁山大排名中為地煞五十七位，星位是"天獸星"，負責梁"山掌管專攻醫獸一應馬匹"。因此在角色内涵上與歐陽春差得很遠，角色定位方面完全不同。

可抛開武功和武林身份地位不談，歐陽春和皇甫端又是高度一緻的。比如歐陽春被成為北俠，卻多在江南蘇杭一帶行走的疑問。如果放在皇甫端身上，那就不是疑問了。皇甫瑞是幽州人，在東昌府當獸醫。無論是幽州還是東昌府，都是華北地面上的城市，說是北俠非常貼切。如果僅僅以歐陽春活動的蘇杭一帶來判斷，那歐陽春應該叫南俠，他比展昭的家鄉常州都還要往南。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石玉昆在創造歐陽春這個角色時，其實是大量參照皇甫端的。在人物出身和活動範圍上，也延用了幽州和東昌府這個兩個人設。

歐陽春和皇甫端的形象都不像漢人，小說中說他是貌若番人。如果放在皇甫端身上，那就直接是番人了。《水浒傳》的曆史背景是宋徽宗政和年間，當時的幽州是由遼國統治，是契丹和漢族人雜居的地方。這裡少數民族聚集，也有很多來自于北方草原和西域的客商長期定居，番人數量很大。皇甫端出生在這裡，父輩或母族中存在番人的可能性很大。甚至于他本身就是番人家族的後人，隻是按照遼國的漢化政策改了漢名而已。這種情況在當時很常見，現代的很多漢族同胞祖上也有不少外族血統。

如果按照上述兩點推測，那就能很好的解釋皇甫端拒絕包公邀請的原由了。因為在北宋末年，宋朝和遼國的軍事争端基本上平息，兩國在經濟上的交往遠遠大于軍事方面。其一是因為遼國實行了漢化政策，百年以來成果顯著，很多遼國的王公大臣都過上了漢族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是宋朝經濟上高度繁榮，東京汴梁城成為全球經濟的中心，各國外商經濟上對北宋的依賴度極高。遼國在這方面尤其顯著，他要保持軍事上對北宋的優勢，就得經濟上依賴北宋。因為遼國生産力水平低，經濟上難以自給自足，所以隻能靠和北宋貿易來增加收入，供給軍隊。

這是一種畸形的戰略平衡，一直保持到女真族的崛起。在這過程中大量的遼國商人南下，去汴梁、杭州、蘇州這樣的富庶的城市做生意，也加大了兩國民間的交流。這些南下的遼國商人中，有漢族，有契丹族，也有女真等其它少數民族，其中混血兒也是不少的。他們在形象上與南朝的漢人迥異，作風上有北方漢子的豪爽，與小說中歐陽春的性格特征一緻。因此皇甫端和歐陽春都是這些來自于遼國的北方漢子的縮影，作者通過文學手法将其塑造成了典型角色。由于這些人是出身于外族的，所以在官方行為上受到很多的限制。

《水浒傳》的結局中，皇甫端被宋徽宗留在東京汴梁，成為宮中養馬的官員，官職是禦馬監太使。這種情況在後來民族對抗比較激烈的明清兩朝卻不可能，因為明清兩朝對外族的限制比宋朝嚴酷。《三俠五義》的作者石玉昆是滿清漢軍旗人，在寫小說時是以明清兩朝的民俗民情為依據的。

明朝長期防範北方邊境的蒙古和女真族複興，而清朝則是滿清權貴防止反清複明，所以對身份不明的外來者都嚴密監視。開封府作為首都重要的行政機關，石玉昆在描寫時采用的是明清兩朝的順天府模式，所以在人員的招聘和社會人員引入上都需要嚴格甄選。

小說中展昭因為身家清白，被包公推薦加入了開封府。陷空島五鼠雖然有過複雜的過往，但一方面對朝廷有功，一方面又有包公推薦，自然能加入開封府。他們都是純正的漢族，在以漢族為核心的官僚體系上能夠如魚得水。而歐陽春則不同，他雖然武功高強，又有大破霸王莊的功勞，但畢竟是外族。有了包公推薦雖然能進入官府，但都會受到官僚體系的歧視。而歐陽春這個角色的定位又是那種直接豪爽的北方漢子，不喜歡拘束，不能看人白眼，那就與官場環境格格不入。在這種前提下，歐陽春多次拒絕開封府俠客的邀請，也就順理成章了。

《水浒傳》和《三俠五義》看似講了江湖上的忠人義士，其實也是反應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百姓生态。從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生活年代的社會情況，知道當時百姓生活的狀态和政治态勢。裡面的每個角色都是每類人物的縮影，都可以反映一些社會狀況。

普通人讀書常被跌宕起伏的劇情所迷惑，推崇裡面豪俠角色高強的武藝。可當我們細品這樣的小說時，才能揭開劇情的迷霧，看到作者告訴我們的東西。中國古典小說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一部社會史的再現，對人生和社會的發展極具指導意義。這些書籍的存在，比那些賣了千萬美元的暢銷書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