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航」欄目：

關于生活的自發性“實驗”

出走既定航道

記錄經曆思考

*本欄目歡迎投稿

“我是個廢物。”

這種自卑和焦慮情緒在每一個走出小鎮的小鎮青年身上蔓延着。從“98FIVE”、“小鎮做題家”、“殺馬特”、“打工人”這些流行的詞語可見一斑，小鎮青年們滿含着面對階級、工作、人生追求帶來的種種困苦與疑惑。

其中一個小鎮青年，叫龐麥郎。距離經紀人白曉，對外宣布龐麥郎住進精神病醫院已經過去兩個多月的時間。白曉的視頻發出來的那一天，朋友轉發給我，告訴我說：“龐麥郎居然住進精神病院了，Sad。我記得你們都是甯強的。”

我已經很久沒有聽過龐麥郎這個名字，沒想到再次聽說他竟然是因為這樣的契機，也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我的滑闆鞋，時尚時尚最時尚”響徹大街小巷已經是7年前的事了。在這個互聯網詞語快速形成風潮又快速消弭的當下，在媒體上形成一陣旋風式的讨論之後，不論是小鎮做題家，殺馬特，還是龐麥郎，都鮮再被人提及。但這種自嘲是“廢物”的情緒底下滲透的困苦與掙紮，卻并未消亡。

是的，我是來自甯強的一位小鎮青年。小學畢業之後，我以一種近乎是本能的執念選擇到西安讀書，并在之後的十年裡一直與自己的“小鎮青年”身份作着持久的鬥争，試圖與這種遊離感進行和解。小鎮青年為什麼不得不出逃？為什麼小鎮青年無法回到小鎮？小鎮青年有“務虛”的可能嗎？我帶着這些問題，和關于自己這些年的經曆、掙紮、思考進行了一場自我對話。

在寫下這篇文章之後，我似乎依然沒有對自己背負的雙重身份達成和解，但是仍舊希望這一份關于自我身份認同和生命經曆的思考與梳理，也可以對你有所啟發。

©《送我上青雲》

·01

想闖出去，

像是一個近乎本能的決定

我和龐麥郎來自同一個地方甯強，那是位于陝西南部的一個小縣城。2014年，龐麥郎的一首《我的滑闆鞋》火遍大街小巷，他接連收到了經紀公司的邀約，“走紅”成為了他“走出小鎮”的契機。對于出生在甯強的我來說，“出走”和“逃離”雖不是畢生所求，可也是一個人生的重要決定。

在我的記憶裡，甯強縣城分為城内和城外。在城内，從頭走到尾，隻需要花十多分鐘的時間。這裡的道路很窄，窄到有的地方兩輛車迎面碰上，要花五分鐘的時間緩慢錯開。小時候的我就生活在城裡，地勢比較高的地方，周内在城裡生活和上學，周末會去步行五分鐘的城外廣場或是公園遊蕩，城外可以看到一條河，當地人稱之為“玉帶河”。有水，就自然有山，曆史上，甯強屬于甯羌州的一部分，據明萬曆《甯羌州志》記載：“甯羌屬漢中，蓋葭萌舊壤。疊嶂回岩，襟隴帶蜀。”

河畔的三角洲公園裡有一個鋼筋水泥鑄的大象滑梯，離大象不遠處的平地上，有一圈十二生肖塑像。這個公園裡的物件和設施，在我有記憶前就存在了。老照片上，這些塑像是沒有色彩的金屬塑像，我也不清楚它們是在哪一年被漆上了顔色。在溫度、陽光都很合适的日子裡，我們相約以各種怪異的姿勢挂在、趴在這些塑像上聊天，或是将頭埋在旁邊的三葉草地裡尋找四葉草，一待就是一下午。不知道十二生肖塑像在這裡，托舉了幾代的小朋友，又目送了幾代人離開。這就是我所能記得的，平和乏味的童年。

小鎮就是這樣普普通通，日子沒什麼波瀾。除了08年的那場地震——當時甯強縣一度出現在新聞裡的重災區地圖上。聽說地震後，龐麥郎家的房子開始漏水。而地震的發生，讓當時小學三年級的我，在帳篷和闆房裡學習生活了大半年，後來也搬出了不再安全的家屬院。不幸中的萬幸是，這場地震在我們的生命裡，沒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創傷。我在小鎮裡的生活再沒有發生其它變化。

龐麥郎則來自與縣城有一些距離的的代家壩鎮南沙河村。那是一個更偏遠的地方。那首讓他紅極一時的歌曲《我的滑闆鞋》，唱的是一個孩子不斷尋找并最終獲得一雙滑闆鞋的寓言。他唱到，他想象中的滑闆鞋，整個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沒有。但是小鎮真的太小了，沒有龐麥郎想要的滑闆鞋。

©《我和我的家鄉》

小學畢業的時候，父親提出可以送我去“西安”讀書，并讓我自己選擇，是留下還是出去。我幾乎沒有猶豫地選擇：“我要去西安。”在此之前，西安是小時候綠皮火車要坐一晚，後來西漢高速通路要坐五個小時的大巴，穿越據說“亞洲第一長”的秦嶺隧道才可以到達的地方。西安意味着海洋館、動物園，出行必須要坐車，走路是無法到達目的地的城市，也意味着父親和周圍所有人都會念叨的“更好的教育”。

對于“小鎮做題家”來說，他們懂得“小鎮”的四角天空就那麼大，視野與資源閉塞的小鎮生活一眼就望得到頭，用教育實現階層躍升已經成為了一種慣性思維。如果依憑簡單地做題就可以解出答案來，那為什麼不呢？

我很難回憶起自己當時選擇出走的具體動機是什麼，也許是一種朦胧的“我想要去外面看一看”的心态，也許出于一種幼稚的攀比心理——比起那些在漢中市讀書的童年夥伴，我可以去更大更遠的城市。

那時的我，還沒怎麼挖掘和梳理過自己的欲望。選擇出走，也許是因為不想呆在一個十多分鐘就能從頭走到尾的地方，一個因為流言蜚語食鹽就售罄的地方，一個出門十分鐘就會碰見認識的人、缺乏“個人空間”與“隐私”的地方。我不知道這種抗拒是否是一種對生命異質的渴望。那時的我，還無法分析出來，選擇出走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父親對我的期待。

“我隻是想走出去”，這句話放在當時，更像是一個出于本能的決定。

我總說我要去北京，朋友形容我像顧長衛導演電影《立春》裡的王彩玲 ©電影《立春》

做出決定之後，父母表示尊重我的選擇，我非常喜愛的小學語文老師聽說之後為我感到開心，當然也有人表示不理解：“花那麼多錢，隻是為了去讀個書，太沒必要了吧，不知道她爸在想啥，我就覺得我們甯強挺好的。”

這樣的不理解，刺痛着小小的我那顆脆弱的自尊心，這種痛感催生出逆反心理——既然你覺得不值得，那我就要證明我會過得更好，也埋下一顆“我非要闖出點什麼”的種子。後來我為那時的自尊心獨自吞咽消化了一些苦頭，認識和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是一個漫長、分裂和痛苦的過程，但這是另一件事。

·02

走出小鎮，好像意味着“背叛”

我就此背負雙重身份，身處夾縫中

事實上，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聽人提起故鄉的名字了，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沒有跟人提起我其實來自甯強，并在那裡渡過了我的童年時光。面對：“你是哪兒的人？”這類的問題，我會回答道：“我現在在西安。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年了。”我會假裝自然地回避我來自哪裡的問題，貼心地認為這是在避免對方不知道“漢中甯強”在哪裡的尴尬，并且讓對話從我的現狀“我在西安”這裡展開。

這樣的回避其實就是隐瞞和羞于承認。我覺得這樣的我，和謊稱自己是台灣基隆人的龐麥郎很像，隐瞞真實家鄉背景是因為擔心别人看不起自己。在媒體的采訪過程中，他提到“不能讓他們看出來我是一個農民，我怕影響到我的形象”。當經紀人白曉讓龐麥郎真實一點，他反問道：“如果我說我是農民，還會有人找我做演出嗎？”從某種方面來看，這種否認與殺馬特做出誇張發型的防禦性姿态如出一轍。身處光怪陸離的城市之中，被不安感和自卑感包裹，這種時候，僞裝常常是自我保護的手段。

©電影《立春》

如果我說我來自小鎮，還會有人和“有點不一樣”的我交朋友嗎？我還可以被平等的對待嗎？記得初到西安，走進中學的第一天，我叽叽喳喳，開心地想要結交新的朋友。坐在我後面的女生說：“你聽起來不像是本地人诶。”我假裝不經意道：“是嗎？”卻把當時的尴尬和恥感記到如今。我會為這種尴尬而再次感到恥辱和自責。為什麼會這樣？難道是因為我不愛我的故鄉嗎？

也許可以用社會規則的影響來解釋這種羞于承認的恥感。即使生活在城市和小鎮裡的人都是人，但他們顯然有着不同的社會生活規範。城市的生活規範正是通過這種羞恥感深刻的印在每個人的意識裡——不符合這套規範的人（例如不屬于城市的人）自然會感到羞愧。否定或隐瞞出處，為真實的來處羞愧就是社會規範的結果。

一年後的暑假，我回鄉探親，想要和幼年好友親近。重拾鄉音時，我再次被說道：“你還是講普通話吧，你說甯強話好奇怪。”當熟悉的鄉音和朋友，真實地離我遠去時，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失落和恐懼，我感到自己正在失去一種生活和一部分自我——即使那可能是我并不那麼喜歡的生活和自我。

背負上雙重身份，是一種從此都身處在夾縫中的狀态，這種遊離感讓人十分别扭和尴尬。身在夾縫中，很難有歸屬感，甚至容易對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産生懷疑，難以自處。《綠皮書》裡，男主那句：“我不夠黑，也不夠白。我不夠男人，也不夠女人。我到底是誰？”一下子擊中了熒幕前的我。我不夠鄉土、不夠接地氣，也算不上城裡人，更算不上精英。那我到底是誰？我屬于哪裡？我還有家嗎？

©電影《綠皮書》

《回歸故裡》的作者迪迪埃·埃裡蓬在回顧自己的過去時提到：20歲的他選擇離開生長的地方并定居巴黎，代表着一次社會身份的逐漸蛻變。年僅12歲的我，當時深刻地感知到了這種蛻變：故鄉的朋友離我遠去，而那些生長在西安的朋友卻永遠無法理解我内心的某一個部分，至少無法理解我的尴尬和羞恥。

12歲的我哪裡能知道“社會身份”這樣的概念，我隻是感到一種隐秘的惆怅，也像是漂浮在水面上，耳邊響着夏日的蟬鳴，靜谧也讓人焦躁。我緩緩地向前漂着，卻想不起來自己從哪裡來，因為我知道不可能回去了，但也不知道自己要漂到哪裡去。

相比較通過“讀書、做題、考學”一步一步出走的我，對于龐麥郎而言，這種社會身份的轉變是更加劇烈的。25歲前不曾走出過大山的這個青年，經曆了一夜爆紅，那時就有人說：“他像是現代社會的闖入者，無法适應現實生活的規則。”如今，他已經不是成名前的那個龐明濤，在漢中的KTV裡切果盤，拿着微薄的收入。可他也不再是那個，走在上海的街道會被粉絲索要簽名，歌迷的歡呼聲蓋過自己聲音的龐麥郎了。

“是誰逼瘋了龐麥郎”，“是什麼逼瘋了龐麥郎”，大家好像都把龐麥郎當作具有獨特價值的研究對象，一個噱頭。可是剝離掉這些獵奇的審視眼光，他和我一樣是從同一個地方，想要走出小鎮，逃離小鎮的青年人。“我前進的方向路途遙遠，我感到困惑我感到乏味，我旋轉的雙翼我熾熱的心髒，我想自由自在但我負重累累”，我聽見了龐麥郎發出的呼喊和悲鳴，因為我們身上背負着一些同質的枷鎖。

©電影《燃燒》

·03逃離小鎮之後：小鎮青年有務虛的可能嗎？

在“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的信息爆出來之前，讓這個年輕人再次進入公衆視野的是去年他售賣滑闆鞋的新聞。

在當時的報道裡，我讀到：6年後，龐麥郎出門依然要帶上口罩，這符合他的藝人身份。6年後，“國際化”也依然是他的人生追求。邁克爾·傑克遜是龐麥郎的偶像，他依然想要成為邁克爾·傑克遜那樣的人。然而，出售滑闆鞋的直播間裡，有人苦口婆心地勸他：算了吧，去工廠找份工作吧。也有人譏諷道：“别出來丢人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也許一直以來都這樣，與小鎮身份更匹配的道路，是“踏實賺錢”這一項。在越來越多的人看來，農村出身的龐明濤，就應該踏踏實實打工賺錢，而不是做什麼音樂夢。成績優異的小鎮女孩，考上了北大，應該讀一個賺錢的專業，而不是學什麼考古，她應該更“懂事”一點。“務虛”的可能性，在一個普通的城市青年身上，已經略顯不入流，頂多得人稱贊一句：有理想挺好。而一個“沒有萬貫家财支持”，還想要務虛的小鎮青年就更加格格不入了。

我希望這個年輕人能有一個浪漫主義一點的結局，這是個有點自私的願望，以此來滿足我對自身可能性的想象。按照理性的邏輯，滿足這個願望需要一個概率極小的契機。

龐麥郎是一個有詩意的人，他寫的歌詞的确引起了千千萬萬人的共鳴。可作為小鎮出身的他，攜帶着“土氣”、“不入流”，以及和主流審美不一樣的思維習慣和生活習慣 —— 這種來自小鎮階層的教養和規訓，被世人歸結為“出身原因”，呈現出了一種無法接受、不可調和的差異。我想，一直追求國際化的他，也曾嘗試彌合這種差距。可是結果是詩意沒有聯結更多的共感，差異占了上風。《驚慌龐麥郎》的報道像是緻命一擊，擊碎了他的夢。這個黑格爾式的悲劇狠狠地刺痛了我，痛到我一直以來試圖規避和忽視這個話題。

©紀錄片《流行歌手龐麥郎》

一夜爆紅的龐麥郎，與通過漫長的學習、工作生涯一步步出走的我之間的差異，是令我感到羞愧的。聽起來有點虛僞，但的确是這樣。相比起龐麥郎，也許我更能理解的是雙重身份帶來的抽離感。可是能夠“務虛”，對于我這樣在所謂主流叙事之下“按部就班”出走的小鎮青年來說，還是需要太多的偶然性和契機——我深知其中的困境。

于是對于我來說，我最為穩妥的選擇，應該是畢業後，在西安找一份工作定下來，而不是繼續讀曆史，去做一個“務虛”的夢。可是這種泡沫般的晉升叙事，讓走進城市，變成走進另一種一眼看到底的殘酷生活，無非是從一個閉環跳到另一個閉環。這個枷鎖的約束是令人窒息的。

“我想要的都切實存在，隻要我敢去尋找……”珍妮特·溫特森這麼評價自己寫下的這句話：“這是一句常見的青春期那種帶點詩意的糟粕，是年輕人的煽情誇張，但這種态度起了保護作用。”這句詩意的糟粕，讓我得以喘口氣，繼續幼稚地相信，小鎮青年也可以擁有不入流的理想，和務虛的可能性。無論最終是否選擇妥協，小鎮青年的期待都是可以不被磨滅的。

在“理性戰勝荷爾蒙”的年代，我依然期待堅持學習曆史來實踐“務虛”的我，可以憑自己所愛達成行動與工作高度合一，過上一種體面正直，而非焦慮恐懼的生活。

©電影《燃燒》

最後。

當“逃離”成為小鎮青年生命中重要的叙事，“回歸”也就構成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主題。

選擇出走的小鎮青年似乎是難以真的回到那片土地的。這首先是出于一種自尊心上的不服輸。其次，在經曆過社會身份的蛻變，另一種價值規則的洗禮之後，小鎮生活成為了過去式。最終，你和過去總有一些無法彌合或是跨越的距離。

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學習認同自由、包容、平等價值觀和女性主義思想的你，也許很難在逢年過節的場合對女人不能與男人同桌吃飯的“約定”一笑置之，也很難在充斥着厭女與歧視的環境裡心平氣和。

精神上的回歸，則是每個人在生命中需要遲早處理的問題。無論我們如何忽視、反抗那一片社會空間，無論我們多麼極力地想要逃離小鎮，我們的故鄉永遠地構成了我們精神内核的一部分——不管你想不想承認。在《回歸故裡》一書中，迪迪埃提到了詹姆斯·鮑德溫的一句話：拒絕回歸，便是拒絕自己、拒絕“生命”本身。

賈樟柯在走出小鎮後，實現了自己的“文藝夢”。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斷地回望自己的故鄉，一次一次重新理解自己和故鄉的關系，以此達到這種身份的和解。他說：“不管我寫什麼故事，都是在寫開往呂梁的那一輛長途汽車。”

©電影《站台》

小鎮做題家面臨着“畢業即失業”的困境，本以為擠進高校人生從此平步青雲，卻不料自己泯然衆人。與來自大都市的精英同學相比，仍然有着懸殊的差距，競争之下更是精疲力竭。但他們不曾想回去，以一種“不甘”坐上那座自動扶梯，相信生活能就此往前。

龐麥郎與他們不同，偶然走出小鎮的他好像從沒能達成和解。去年年中，白曉替龐麥郎編輯了一條推薦滑闆鞋的微博，寫道：“自卑伴随着我成長，所以我才想要做的更好（即使經常出錯）……；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但是鞋子我用心做的。”他因為各種困境卡在了那個“國際化”的夢裡，需要請求粉絲的包涵來維持自己的體面。我們能看見的是，他的生活也因此分崩離析。

而我在一次又一次返鄉和離開的途中，不斷地反思故鄉在我的個人身份和生命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可惜的是，我從沒覺得真正接受了自己的來處，或是理解了自己的故鄉。我一度覺得，那種強烈的遊離感和抽離感會伴随自己漂泊一輩子，但覺得并沒什麼不好。這種感受不至于太割裂，亦不至于太緊密或太透徹，反而給我的鄉愁增添了一份朦胧的浪漫。

但也許，隻是和解的契機未到罷了。

撰文 | Janet

編輯 | Sharon

排版 | 小七

設計 | Sam

參考資料：

[1]《我的老闆龐麥郎》，真實故事計劃，2019年

[2]《龐麥郎 孤獨及其所創造的》，南方人物周刊，2021年

[3]《誰毀了龐麥郎？》，南方周末，2021年

[4]《在理性完勝荷爾蒙的時代，相信青年生命的可能》，不合時宜，2020年

[5]《年輕人真的很無力嗎？》，青年志，2020年

[6]《小鎮做題家：他們為什麼自稱“廢物”？》，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

[7] 《回歸故裡》，上海文化出版社，(法)迪迪埃·埃裡蓬，2020年

[8] 《我要快樂，不必正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英)珍妮特·溫特森，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