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查看鐘表、日曆或手機，我們知道了某一時刻的“時間”，并把它與事件、人物和地點建立聯系。這是人類自近代以來完成的統一時間、統一叙事。差别隻在于時區不同，“當地時間”亦有所不同。

古往今來，從神秘學說、哲學到現代物理學，每一種知識體系都先後在争奪解釋時間。在今天尤其被普遍信任的是現代物理學的理解。它幾乎打碎了關于時間的一切堅固的觀點。時間的流逝并非“人人平等”、并非隻有一個方向，更不存在唯一一個時間，而當刻度無限細化，時間中的“現在”甚至完全不存在。

時間的統一是現代理性化的産物。這一過程不隻是被現代物理學解構，更重要的是，它始終無法統一人對時間的感受。也可以說，相對于統一時間、統一叙事，這些用身體去感受的時間，便是一種“次文體”，它是瑣碎的、非連續性的、私人化的。

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間流逝不分晝夜，而人們對時間流逝的感受也不分古今。唐人李白說“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過往即為古，當下即為今，隻是這從古到今的時間長度，又哪裡是一個人的生命周期能衡量的。所以人們在藝術中創造時間、在史書中記載時間，由此才完成對大範圍時間的衡量。

在現代生活中，有時，我們會覺得時間快得如白駒過隙，能自主掌控的時間越來越少；有時，我們又可能覺得度日如年；有時，深夜加班白天補覺醒來，渾然不知“今夕是何年”。常聽人們感歎，“多年”過去，物是人非，而這“多年”究竟有多長，在經曆并進行審思前是無法衡量的。年齡、事件、生活環境和性格都會影響衡量。

并不平凡的2020年已經結束。2021年已經到來。在本年第一期，我們一道進入“時間”範疇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時間為什麼不夠用，睡夢中又如何知道、如何理解時間的流逝，以及鐘表刻度是怎樣成為衡量時間的法則。（導語撰文：羅東）

1月8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B01版～B05版

「主題」B01| 時間：在鐘表内外

「主題」B02-B03丨生活時間：與标準“逆行“

「主題」B04丨夢境時間：夢裡的時間和現實中的一樣快嗎？

「主題」B05 | 鐘表時間：操控時間的幻夢

撰文丨劉亞光

1922年，一場有關時間的著名争論，在哲學家亨利·柏格森與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之間展開。

柏格森一方面肯定了愛因斯坦有關時間研究的成就，也同時尖銳地指出了物理學家時間觀的不足。在他看來，“時間”絕不能僅僅作為一個可以被機械測量、可以化作方程的客觀對象來看待。比起測量時間來說，為什麼時間的測量工具與時間的對應關系，對于人來說是有意義的？這一問題更為關鍵。

而在愛因斯坦看來，哲學家和物理學家有着心理學的和物理學的兩種對時間的理解，前者側重于人内心對時間的感知，而後者則重視時間的測量。

在這次争論後，兩人的曆史地位發生了某種倒轉：原本聲望如日中天的柏格森雖然直至如今仍然是重要的思想家，但其受到關注的程度與愛因斯坦相比無疑相形見绌——後者已經幾乎成為物理學界最重要的象征，這也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地位發展的某種縮影。與之相類似的是，人們對時間的理解同樣逐漸籠罩在科學的陰影下，人們絕少追問時間之于自己意味着什麼，而僅僅是将其作為用來高效安排生産生活的一個參照物。

社會學家索羅金和莫頓就曾疑惑，為何人們常常忘記時間的社會建構的一面，而隻記得其物理的一面。或許，是因為借助鐘表組織行動的時序，從而高效有秩序地生活，已經成為現代人最大的一種“美德”。

不過，柏格森式對時間的人文主義思考并非沒有同道。從胡塞爾、海德格爾等哲學家，到埃利亞斯、羅薩等社會學家，還有心理學者、傳播學者，都逐漸将目光或是投向人類對時間的感知與體驗，或是技術條件、社會結構對人類時間安排的影響。時間不止存在于鐘表之中，更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感受與觀念裡。

這裡無意貶低物理學對時間的貢獻，隻是對于現代人來說，我們已經深深習慣于物理學構建的秩序，找回這種更為深刻的時間感受，顯得彌足珍貴。

古老的傳統：“我在等靈魂追上我！”

中世紀的哲學家奧古斯丁曾在名作《忏悔錄》中留下這樣一句名言：“什麼是時間？如果沒有人問我，我知道。如果我要向發問者解釋，我則一無所知。”

意大利物理學家卡洛·羅韋利則在《時間的秩序》中寫道：“我停下來，什麼也不做。什麼也沒有發生。我什麼也不去想。我聆聽時間的流逝。這就是時間，熟悉又親密。我們任它帶領。秒、時、年的洪流将我們投向生命，我們栖居于時間之中，就如魚在水中。我們的存在，就是在時間中存在”。

時間就是這樣一個神奇的存在：我們與它仿佛融為一體，卻又形同陌路。我們常常談論時間，但似乎每一個人都能給出不同的答案。

而如果把目光放大到人類曆史的尺度，我們會發現，不同文明之間對時間曾經也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這些理解植根于各自文明的土壤中，并型塑着文明發展的軌迹。

布魯斯·查特文在《歌之版圖》中講過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一名來非洲部落觀光探險的歐洲白人聘請了一位當地向導。白人有自己預定的行程，走得快，以至于向導一時跟不上。然而，無論白人多付多少錢，也無法說服向導調整自己的步伐，向導說，他“在等自己的靈魂追上自己”。

而在科幻小說家特德·姜的短篇小說《雙面真相》中，一支來自西方的探險隊也來到一個原始部落，他們發現這裡的人們彼此信仰不同的祖先，因為他們沒有文字，缺乏有記錄的統一曆史，每個人都活在各自版本的曆史時間之中。

這兩個故事講述了文明的相遇，也講述了時間感的沖突。“原始部落”作為共同的主角，代表了一種前現代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間感知。這裡的人們有着自己的時間節律，這種節律與當地的物候、文化相呼應，它們因地而異，各地之間無法通約。

英國畫家約翰·埃·密萊于1856年創作的油畫作品《盲女》。女孩通過聲音、風和氣味感受自然，還有自然中的時間流逝。

與之對應的，則是“受制于行程表”的标準化時間感知，這種感知依賴鐘表等外部的時間刻度。這些刻度斬斷了人在進行時間感知時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聯系，但卻能夠讓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人們按照一套統一的秩序行動。

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一種“脫域”機制的誕生，是現代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征。這種機制将社會關系從特定場所的控制中強行解脫出來，對生産生活的時空進行重組。

成熟時鐘機械的誕生對現代文明非同小可，自此，人們可以擺脫不同地區感知時間模式的差異，通過統一的時間刻度協調彼此的行動，大規模工業化生産、跨國貿易這些孕育現代社會的重要活動才得以開展。

這種基于時鐘的時間感知的關鍵，其實并不在于一個外在的刻度是否存在，而在于這種刻度是否能夠将時間看作一個純粹而抽象的客體。

例如，古代中國其實也有自己的曆法和計時工具，但中國人并沒有真正提煉出純粹的時間概念，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古代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科技的一個原因。

古代中國人最愛講的時間概念可能是“時”，司馬遷就在《史記》中記載項羽之死是“時不利兮骓不逝”。“時”是一個十分豐富的概念，它連接着物理意義上的自然，也連接着道德、命運維度中的天地。講究“民胞物與”的中國人對時間的理解，往往關乎具體的“情勢”，時間在這裡遠遠不僅是鐘表上空洞而抽象的數字。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前現代的時間感知。

匆忙的現代人：“我沒空！”

“我快沒時間了！”“我沒空！”這是勞碌的現代人常常發出的感歎。甚至于現如今，時間稀缺成為了某種另類的勳章，“大忙人”常常能掙得一個事業有成、人生赢家的印象。簡單的三個字背後，是一套标準化的嚴格時間安排，和對效率的極緻追求。這是被時鐘帶入現代文明時人的煩惱。一個等待靈魂追上自己的部落人，是不可能發出“我沒空”的喟歎的。

時鐘帶來的标準化時間将對秩序和效率的追求，施加給現代社會的各個方面。福特為現代汽車工業留下的流水線，就基于對時間序列的精密控制。新式的陸軍訓練也詳細分割了每一項訓練的時間周期，便步和正步的每分鐘步伐數都可以被精确地安排，用以尋找最能提升隊伍紀律和作戰效率的方案。

在交通領域更是如此，為了滿足越來越頻繁和大體量的貿易需求，現代社會的航船告别了葉聖陶在《三種船》中寫的那種遊船式的悠閑，坐船的人“遲到了些實在不算事兒，就算不到又何妨”，而是在海關、碼頭處矗立的鐘樓精準的鐘聲中，滿載着按時集中前來坐船的大批乘客離岸。火車的誕生，更是宣告着人類通勤速度的一次飛越。1935年，中國《鐵道》雜志的一篇文章就寫道，“鐵道員工，應特别注意時間”。

《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作者：湛曉白。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6月。

不過，時間感的現代化也是一個我們熟悉的弗蘭肯斯坦式的故事：人們将主宰時間的秩序交給了自己造出來的鐘表，卻從此踏上了成為時間奴隸的旅程。

剛剛提到的火車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火車大大縮短了人們對抵達行程目的地所做的時間預期，然而，對風馳電掣一般速度的歆享同時也伴随着時間壓縮過程中劇烈的眩暈：火車剛剛發明時就有醫學家提出證據，稱人們處于時速25-30公裡的火車中時，看向窗外飛速掠過的景觀會帶來巨大的不适，甚至可能損傷人的大腦。盡管人類最後無疑适應了這樣的速度，但因此習得的一種名為“全景觀看”的技巧，卻使得我們與風景日漸疏離。

在頗受好評的《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一書中，德國學者希弗爾布施就指出，人們為了規避高速帶來的不适感而訓練出的“全景式”感覺，“徹底有别于靜态的、尤其是包含着與所觀察對象之間存在緊密關系的傳統感覺”。

除了鐵路旅行，城市裡的百貨商店、越建越多的高速路立交橋，這些現代性的标志物，都助長了全景視覺的發展。曾經人們在低速中凝視窗外的風景，時間仿佛停滞。希弗爾布施認為，這種朝聖一般的旅遊體驗就此被鐵路摧毀。從此，我們經過的每一個地點都不再是“具有空間性的實體”，而隻是交通中的一個點——我們唯一的目的，是穿過它，就像穿越那空洞的時間。待到飛機問世，人類學家馬克·歐傑更是将飛機場稱為“非地點”（non-place），它存在的價值，僅僅是幫助我們離開和抵達。

火車象征着速度，而彼得·康納德則說“現代性的象征就是時間的加速”。而當鐵軌變成了光纖，時速一百碼的轟鳴成為轉瞬即達的信息，時間加速的效應給我們施加的力量就變得越來越顯著和無可逃避。

當代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曾做過一個調查，結果顯示，許多發達國家的人都承認“我們幾乎找不到時間去做他們真正想做的事情”，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普遍認為能找得到三個小時以上的時間來上網，更詭異的是，他們認為這些不是他們“真的想做”的事，獲得的愉悅感很低。

羅薩認為這體現出現代社會的一種有些病态的主導意識——“你應該去做”，每個人心中都有無窮的“to do list”，每晚睡下時，人們都常常因為自己沒有做完足夠多的事情而心懷愧疚。這種時間的壓迫使得“提速”甚至取代了每一件事情本身，成為了人們做事的目的。

“你應該去做”的意識是如何形成的？許多哲學家們，可能會認為這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态有關，傳媒學者會提及社交媒體等新技術的效應——總之，成因是複雜的，但鐘表代表的标準化時間秩序的強化，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19世紀末20世紀初，早在福特采用流水線之前，斯威夫特的工廠主管提出了一個提高工廠産出效率的方案：不是鼓勵工人們更勤奮，而是通過提高機器的速度，讓流水線上的工人們的工作節奏變快。時至今日，這個人适應“系統”的模型終于來到了它的巅峰版本。

高喊着“我沒空！”的現代人在越來越快的時間節奏中失去了對時間的掌控，也失去了對自我的掌控，逐漸徹底地服從于一個外在于人的秩序。當他們聽到哲學家齊奧朗的這句話，恐怕會頗為心有戚戚：“發明這些引擎，真的是為了節省時間嗎？我抓住一個東西，沾沾自喜，卻以為自己是它的主人”。

《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作者：[德]沃爾夫岡·希弗爾布施，譯者：金毅。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

加速與悖論：“我在倒時差！”

如今每到年底，最受歡迎的一項朋友圈活動應該是轉發各大社交媒體平台的“年度報告”。支付寶是我們的吃穿用度，豆瓣是我們的精神角落，網易雲承包了我們每一個負能量的夜晚——它們就像《哈利·波特》裡的魂器，儲存着不同的“我”的碎片。我們用它們來定義我們一年的時間，還年複一年地用它們來構建自我。

看了齊奧朗的話，不難發現這其實是一件細思極恐的事情。這也是不少學者的擔心，擔心人們在效率與秩序的現代性鐵籠中不斷被均質化，被那些個屏幕上跳動的數字所定義。不過，在密不透風的鐵籠上，也有縫隙，而它恰恰孕育于這個籠子内部。

這是一種充滿着悖論的時間體驗——時差。“我在倒時差！”可能是一句比“我沒空！”更現代的話——它至少說明兩件事：全球時區體系業已建立；用于客運的飛機已經有了足夠快的速度和相當的普及率。

1884年，國際子午線會議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舉辦，旨在确定國際标準計時所依據的本初子午線，會上誕生了格林尼治标準時間（GMT）。此後，協調世界時（UTC）又在1960年取代了格林尼治标準時間并沿用至今。全球時區标準的設立是标準化時間秩序抵達的又一高峰，鐘表時間，第一次有了校準世界的可能。

然而，時差的存在卻成為意外而可貴的雜音。

美國曆史學者克裡斯托弗·李化用馬克思的名句，稱時差體現了某種“時間消滅空間的不徹底性”。因為跨越時區而産生的不适感，挑戰了标準化時間企圖協調一切的烏托邦幻想。這是個人内在生理節律與外部時間的沖突，在海德格爾看來，“在世存在自身，就是時鐘”。

而早在1950年，明尼蘇達大學的一項研究就首次證明了人體的“晝夜節律”，印證了海德格爾的說法。克裡斯托弗在《時差：晝夜節律與藍調》裡也指出，無論外在世界設定了怎樣的時間标準，各類研究都顯示了人體“内在時間”與之存在的不一緻性——“與機械時鐘相比，我們的身體是不完美的時鐘，但也正因此可以回應多變的社會變遷，不會在劇烈的變動中過快衰老”。

“時間霸權”這樣的修辭其實頗為危險，因為它讓許多行動者感到自己不必擔負起責任，一切都是“時間的錯”。在時間霸權建立的過程裡，各類政治、經濟主體扮演着積極的行動者。

《時差：晝夜節律與藍調》，作者：[美]克裡斯托弗·李，譯者：田可耘，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11月。

早年是日光燈的大規模普及，使得工廠夜班出現，也改造了人們的生理節律，使晝伏夜出的“内在時間”成為可能。如今，消滅睡眠的技術獲得了指數級的疊代升級。

美國技術史研究者喬納森·克拉裡在他的著作《24/7》中就提到，美國國防部曾經投入大量資源用于研究一種可以在遷徙過程中七天不睡的候鳥，為的隻是希望能訓練出不眠不休的士兵。而克拉裡也認為，這種技術創新從軍事轉為商業用途是遲早的事情，無眠的戰士之後，是無眠的勞動者和無眠的消費者。

召喚“我”的時間

太陽底下無新事。當時間來到2020，我們見證了許多類似的事情在我們身邊發生：互聯網大廠的廁所開始計時；外賣平台制定騎手間的“趕工遊戲”，讓他們用肉身超速逆行。這是标準化時間對人體節律的内在時間的征服，也是效率至上的現代社會的縮影——在這裡，系統的時間高于人自己的時間。

人們突然間開始有些懷念那個“等着靈魂追上自己”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的時間感來自于頭頂的星空和腳下的大地，勞動的時間，即是生活本身。也難怪這一年的年度彈幕是常常滿屏刷過的“爺青回”，這種大面積的懷舊，又如博伊姆在《懷舊的未來》中所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對現代時間概念和進步時間觀念的叛逆”。

這就是“時差”為何如此有價值的原因。正是因為時差造成的嚴重不适，才使其成為一個現代人無可回避的隐喻：它提示着我們外部時間的霸權已經讓我們陷入各類生存的危機，召喚我們努力地找回系統之外，屬于自己、屬于人的那個時間。

這是現代性在各個領域的宿命，也是人性的宿命。人們在一片混亂中懷着對秩序和效率的狂熱出發，又在成為秩序與效率的奴隸時姗姗返鄉。

人類與時間之間，是一個《最後一片藤葉》式的故事。老畫家貝爾門給患上肺炎不久于人世的窮學生瓊西畫上了最後一片藤葉，幫助“數完葉子就離開人世”的瓊西創造了生命的奇迹。人類也曾經給自己畫上了一片藤葉，用時鐘的滴答來代替自我對時間的感知。徹底靠藤葉維系的生命終是風中之燭，小說結尾，真相揭開，瓊西告别善意的謊言，走出了病房，她真正獲得了又一次的新生。

參考文獻：

《時間的觀念》 吳國盛 著 商務印書館 2019年5月

《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 湛曉白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6月

《時差：晝夜節律與藍調》 [美]克裡斯托弗·李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11

《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 [德]沃爾夫岡·希弗爾布施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7月

《愛因斯坦與柏格森之辯：改變我們時間觀念的跨學科交鋒》 [美]吉梅納·卡納萊斯 著 漓江出版社 2019年6月

《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 [德]哈特穆特·羅薩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12月

《社會的時間：形成、變遷與問題》 鄭作彧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10月

撰文｜劉亞光

編輯｜羅東、劉亞光、李永博

校對｜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