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密碼》是美國作家丹·布朗創作的長篇小說，2003年該小說上市以後，迅速以750萬本的銷量打破美國小說銷售記錄，其受歡迎程度堪與同年出版的《哈利波特與鳳凰社》相比肩。

基于龐大的讀者受衆以及引人入勝的故事内容，《達·芬奇密碼》小說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由朗·霍華德執導，湯姆·漢克斯、奧黛麗·塔圖、伊恩·麥克萊恩主演，于2006年上映，最終全球票房收入7億5670萬美元，居2006年全球電影票房第二名。

小說也好，電影也罷，其核心吸引力還是在于故事内容本身。故事從盧浮宮的一樁殺人案開始講起，盧浮宮館長被殺害，警察在他身邊發現了關鍵性的密碼指示，符号學專家蘭登作為案件關鍵人物被卷入其中。與此同時，死者孫女索菲——一位密碼破譯專家登場，與蘭登組團破案，通過逐步調查，驚奇的發現所有的線索居然隐藏在達芬奇的藝術作品中，在進一步的行動過程中，二人更是發現了關于耶稣的驚天秘密。

比起羅琳利用龐大想象力所虛構出來的霍格沃茲魔法學校來吸引讀者，丹·布朗另辟蹊徑，通過大膽假設颠覆西方基礎認知觀的故事沖突、非傳統線性虛構叙事手法以及以符号學為核心的情節刻畫和設置等幾種方式，來吸引住讀者的目光，來重構讀者的世界觀。

本文将從故事沖突、叙事手法和細節刻畫三個面，去解讀小說《達·芬奇密碼》的成功之處，同時在文末，将會結合暢銷書《達·芬奇密碼》的成功之處，提出對現代小說創作的兩點思考。

關于《達·芬奇密碼》故事沖突設置，丹布朗的步子邁的非常大，将故事沖突的矛盾指向西方精神世界的母體——耶稣，他大膽的構設出一個新的基督故事，沖擊着讀者的精神世界。

在這裡有必要簡單陳述一下西方世界裡傳統的基督故事：耶路撒冷城外，耶稣被釘在十字架上遇難，耶稣受難後第三天，一衆門徒打算去為耶稣安葬，發現耶稣屍首不見，天使告訴他們，耶稣已經複活。從那一天起，陸續有受衆表示見過複活過的耶稣，當越來越多的受衆明白耶稣複活的真相，他們對于這個事實得出的解釋是：耶稣是上帝的兒子。

在小說《達·芬奇密碼》中，作者用一個十分緊湊的節奏，描述了一個新的耶稣故事：耶稣娶了一個平凡的女人抹大拉瑪利亞，并且還在法國降生了一個耶稣的後代，而四世紀天主會壓制了這個事實真相，而守護這個秘密的人創建了一個秘密組織，将聖杯這個符号指代耶稣後人，某一任守護者達芬奇，将這一事實化成各條線索隐藏在名畫《最後的晚餐》之中。

對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來說，這個故事相當之驚悚了。因為在傳統耶稣故事中，耶稣是被賦予了神性的，他重生了，去了天堂。而新故事卻賦予了耶稣人性，他娶妻生子，留下血脈，那麼耶稣是上帝兒子這一個說法便是無中生有。

可是作者所講述的這個新故事，卻并沒有被所有讀者一票否決，相反有許多讀者因為看了這本書，對耶稣的故事提出了質疑。

從創作者的角度來看，一個完全有悖于常理的故事，卻能夠讓人接受并産生質疑，不得不說這是這本小說的第一個成功之處。如若我們在深一步思考，為何作者能夠将一個并沒有證實過新的故事講的讓人信服呢？答案是，作者在細節做足了功夫，詳解見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挑戰人們的認知底線制造沖突的故事構建手法，并非《達·芬奇密碼》小說創作首創。但如《達·芬奇密碼》這般，通過一本小說讓現實人們對已接收的宗教信仰産生質疑，幾乎也就隻有它能做到而已。

為什麼？

因為運用了大量的真實事件、物體，作為關鍵邏輯的串聯物，這些細節構建出一條關于新故事的新的邏輯鍊，讓虛構中包含真實，這樣就消除了虛構和真實之間的界限，漸漸的融為一體。

作者對每一個人們熟悉的符号做出了新的定義，并且在意義指向上巧妙的處理好了高雅與通俗的關系，用一個通俗的說法去解釋高雅，讓新的定義存在雙重功能。

舉個例子：開篇盧浮宮館長的死亡慘狀與達芬奇著名畫作《維特魯威人》不謀而合。館長身上用鮮血描繪出了一個五角星，留下了巨大的懸念，男主人作為一個擁有符号學教授身份的解密者。這使得解碼線索與名人達·芬奇密切相連，随着案情的層層深入發展，更多的符号魚貫而出，有與達·芬奇相關的名畫以及他所屬的神秘團體，有各種建築符号以及各種自然物象符号、抽象符号等，這些符号因案件而相互聯系在一起。

而事實上，維特魯威人的真正創作目的是為了向世人展示“黃金分割與完美比例”這一概念。作者通過一種陌生化的闡述手法，借助一個真實存在的東西，來承載自己的新定義。

就好比作為一個讀者，當你沒有接觸過達芬奇的這副畫，當從符号學教授男主角的口中說出這個闡述的時候，你由于不熟悉這個藝術作品，就會在男主設定的權威身份下，選擇相信這個解釋，落入作者的邏輯圈套——對故事内容更加的感興趣，更想去尋找到一個關于達芬奇的新線索。

而這樣的符号文學反轉，在整本小說中層出不窮，例如對《最後的晚餐》的重構，耶稣旁邊的不是門徒而是他的妻子——抹大拉瑪利亞，整幅畫重點實際上是在暗示耶稣與抹大拉瑪利亞的夫妻關系，而并非人們常識中所認為的那樣。

正是這樣一個又一個的細節反轉，讓整個故事更具有可看性，更加的隐忍深入。而将這些細節串聯和編織的手法，又是作者另一個高明之處。

作為偵探懸疑小說，設置懸念必然是驅動讀者繼續閱讀的重要手段。傳統偵探的情節模式大緻都遵循：由案件的發生到偵探介入案情調查，通過提出問題、收集證據、排除懷疑對象，最終将與案情無瓜葛者一一排除在外，最終揭示案情真相，找到真正的殺人兇手。

但是丹布朗雖然也在某一程度沿用了這樣的模式，但是他的叙事方式則更加的高明。從案件一開始“盧浮宮殺人案”是确立的兇殺案，作為引子，引起作者的探索欲，埋下解謎謎題。但在解謎的過程中，作者巧妙的通過精密的細節描寫，将“探索耶稣的故事”作為殺人案解謎中的另一個懸念。

雙重懸念的設置無疑讓整本書的價值和影響力産生了巨大的改變。如若隻是一個單純的殺人案件，那麼突出的隻是破案者的智慧，以及案件背後的價值。但“耶稣的故事”則是将故事價值上升到了一個普遍性層次上，大膽颠覆了西方宗家思想中的常規，從而引發巨大的社會思考。

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通常不僅能夠滿足讀者對故事的索求，還能夠從更深層次的啟迪讀者的心靈與智慧。無論是從讀者角度還是從創作角度，《達·芬奇密碼》都是一本傑作的小說。

拆解好的故事，是寫出好故事的第一步。分析《達·芬奇密碼》講故事的成功之處，讓我對于寫故事有了以下兩個啟發：

第一，故事的内核需要寫作者豐富的知識作為重要支撐。

作者丹布朗的知識體系、人生閱曆是他創作的寶庫。在《達·芬奇密碼》中，對各項符号文化的重新定義，都充分闡述了作者本人豐富的藝術素養以及哲學思考能力。因此，要想寫出好故事，需要更努力的充實自身的知識庫、素材庫。

第二，叙事不妨細緻。

大數據時代，每個人所接觸到的數據都是海量的，這為寫作者寫出十分有新意的故事提高了難度。能讓寫作者突出重圍的不再是知識方面的獵奇和稀缺，而是一種細緻的叙事模式。通過細緻的描寫，才能夠讓故事真實、令人信服，讓人有代入感。

《達芬奇密碼》盛行風靡，經久不衰。15年後的今天，能夠稱得上真正超越這本偵探小說的同類型作品，屬實不多。它不僅是丹·布朗個人創作的裡程碑，也是目前文學創作實踐難以超越的高峰。

它的成功之處值得想要寫好故事的創作者好好借鑒，當然，從一個偵探小說迷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本值得推薦、值得細品的小說。

《達·芬奇密碼》的成功是難以複制的，對于一個普通創作者，要想創作出如此高度的作品是很有難度的。但我們可以通過總結它創作的成功之處，作為一個努力的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