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循環需要經曆幾個階段?資本項開放應有一個“時間表”——，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資本循環需要經曆幾個階段?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資本循環需要經曆幾個階段

資本項開放應有一個“時間表”——

8月19日，“以史為鑒——亞洲金融危機25周年的回顧與啟示國際研讨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據财新網報道，針對發展中國家對資本項開放應持何種态度這一問題，多位曾親曆這場危機的前政策制定者、學者在是次研讨會上表達了略顯不同的看法。

如财政部原部長樓繼偉表示，國際組織和經濟界不顧客觀條件是否成熟，向發展中國家力推資本項下可兌換，是造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他認為資本項下完全開放一般來說對成熟市場經濟大國和處于金融中心地位的經濟體才會利大于弊，允許熱錢快速跨境流動，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好處。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也認為，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當時對資本項下可兌換的政策應對和建議存在問題，令危機變得更嚴重，短期資金的自由進出讓多國面臨嚴重的貨币錯配。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亦回顧稱，若資本賬戶過早開放，資本一下子湧入金融體系尚不健全的國家，會誘發危機，現今絕大多數國家和包括IMF在内的國際金融機構都開始讨論宏觀審慎監管，不再力推發展中國家立即放開資本賬戶。

從報道的介紹看，與會的專家學者似大多認同上述觀點，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的看法略有不同。他指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中國受跨境資本流動沖擊較小，的确主要是由于資本賬戶開放程度不高，客觀上起到了隔離外部沖擊和避免金融風險向中國蔓延的作用，但他強調不能由此否認開放的重要性。他指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及時推進外彙管理體制改革，國際收支水平得到明顯改善，更重要的是，積極推進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以更開放、更積極的方式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為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競争力創造了條件。王一鳴認為，不能因為資本項下未開放、未受直接沖擊而否定開放必要性。中金公司原CEO朱雲來也表示，“一個開放聯通的世界，也許會有各種風險暴露，甚至導緻危機的可能，但挑戰與機遇總是共存的。”

筆者浏覽這些專家的說法，覺得雖然從大道理看無疑都是對的，但似乎并沒有直面一個現實問題：吾國改開至今已有四十多年，早就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很多人預計不久以後可能将超越美國，從“硬實力”來看無疑已具備開放資本項的條件；但另一方面，吾國的金融體制從“軟實力”來看仍未“成熟”，金融改革已相對滞後。那麼，到什麼時候、在怎樣的情況下才可以開放資本項呢？

筆者認為，在市場經濟中，一般而言風險和收益是成正比的，資本賬戶開放也是如此。專家們認為開放資本賬戶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發展中國家應該慎行，這當然沒錯；然而反過來說，倘若要想等到“萬事俱備”時才行此改革，恐怕也是一種“空想主義”，因為即使成為了發達國家，對外開放仍存在市場風險，沒人能确保條件具備後再開放就會“萬無一失”。總不能如王一鳴所指出的，為了躲避風險，“說資本項下以後都别開放了”。

這一點可以從兩方面舉例證之：一是歐美發達國家，按說它們早已具備條件實際上也開放已久，然而這些年來卻仍然難免金融危機的發生；二是俄羅斯，它的經濟發達程度遠不及吾國，但它早在多年前就已放開資本賬戶，實現了盧布的可自由兌換，盡管後來也多次遭遇風浪起伏，但其市場并沒有“崩潰”。更讓人驚歎的是，此次俄烏沖突後俄方遭到美西方的全面封鎖和制裁，但它硬是通過宏觀調控殺出一條“血路”，現今盧布對美元的彙率反而高于戰前。

當然這是由于俄羅斯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但也說明，并非隻有成為發達國家才能對外開放，關鍵是開放之後如何進行有效的管理。譬如劉遵義就同時認為，長期資本的流入當然應該被鼓勵、被歡迎，短期的資本湧入的确會造成問題，對此可以開征托賓稅來應對，以提高短期資本進出的成本。筆者覺得遇到特殊的情勢還可以實施臨時性的資本管控，這次俄羅斯就是這麼做的。這也許可以稱之為“有管理的開放”，或者借用一個新詞語，叫作“自主限關”。

筆者在此想強調兩點：其一，要摒棄“無風險開放”的思維，否則我們永遠也邁不出這“驚險的一躍”；其二，應該制定一個合适的明确的“時間表”，以此來倒逼金融改革的推進，不然就會永遠隻是在“紙上談兵”。竊以為2035年似可作為開放的最後期限，因為按規劃吾國将在這一年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發達國家，到彼時若再不開放資本項，那就說不過去了。（未名日記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