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朔的最終結局合集?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德州市陵城區神頭鎮）人，西漢詞賦家，官至太中大夫漢武帝初即位時，征天下方正賢良文學才力之士，東方朔應征至長安公車上書朝廷，共計三千奏牍，兩個人剛能擡得動，漢武帝兩個多月才閱完上書高自稱譽，武帝壯其言，令待诏公車，後又待诏金馬門東方朔博學多才，文武兼具，且善辭令，诙諧滑稽，雖公卿大臣，也傲視戲弄武帝以其多才，頗愛幸，常侍左右曆授常侍郎、太中大夫、給事中他常在武帝面前借诙諧調笑的話題，伺機進谏，曾上書勸阻武帝修造上林苑但武帝始終把他視為俳優，在政治上并不重用他，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東方朔的最終結局合集?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東方朔的最終結局合集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德州市陵城區神頭鎮）人，西漢詞賦家，官至太中大夫。漢武帝初即位時，征天下方正賢良文學才力之士，東方朔應征至長安公車上書朝廷，共計三千奏牍，兩個人剛能擡得動，漢武帝兩個多月才閱完。上書高自稱譽，武帝壯其言，令待诏公車，後又待诏金馬門。東方朔博學多才，文武兼具，且善辭令，诙諧滑稽，雖公卿大臣，也傲視戲弄。武帝以其多才，頗愛幸，常侍左右。曆授常侍郎、太中大夫、給事中。他常在武帝面前借诙諧調笑的話題，伺機進谏，曾上書勸阻武帝修造上林苑。但武帝始終把他視為俳優，在政治上并不重用他。

東方朔雖然官位不高，位不顯，權不重，但從《史記》以來，曆朝史志俱立其傳，書其事，載其文，在宋代被封為“智辯侯”，故事不絕後世，傳說神乎其神，被後人尊為“智聖”。

東方朔作品流傳概述

漢代對東方朔作品著錄的主要是《史記·滑稽列傳》卷一二六、《漢書·東方朔傳》卷六十五、《漢書·藝文志》卷三十：“東方朔二十篇”。由于年代久遠，東方朔的作品在《漢書·藝文志》和漢朝劉向所集東方朔作品于隋前已失。

《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五：“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這是對東方朔作品再一次的收集。這一集子流傳時間較久，宋初還有傳本，之後漸佚。《新唐書·漢記》《新唐書·藝文志》均收錄其作品。對東方朔作品作出全面輯佚的主要有明人呂兆禧、張溥、康王揚，清人嚴可均等。呂兆禧有輯本《東方朔集》，但此輯本今已佚，隻存其目。其所輯《東方朔集》一卷，共收二十六篇作品，從存目可見該書的一個缺點是對所收作品考辨不精。部分作品如《伯夷叔齊對》《善哉瞿所對》等更像是東方朔的逸聞瑣事，而不像是他的作品。

明人張溥輯有《東方太中集》十五篇，後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共收東方朔作品十五篇。除《十洲記序》學術界公認為僞作外，相比而言，其餘作品是收錄較精的，是今存質量較高的輯本。另外，康丕揚有《東方先生文集》，見于《漢魏叢書》。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六朝文》卷二十五收其文十七篇，并附《東方朔占》九條。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輯其詩四首，其《六言》《七言》為殘句。清康熙版《陵縣志·藝文志》共載其文八篇。

東方朔作品的思想内容

東方朔作品文體多樣。包括書、難等文體，包含了豐富多彩的内容。近代對東方朔作品的深入研究漸多，人們也逐漸意識到東方朔作品的的思想藝術和現實價值。

一、思想兼容，博取衆長

《漢書·藝文志》把東方朔歸為雜家，其雜家為：“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東方朔在《應诏上書》中自述：“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钲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 ”

《史記·滑稽列傳》褚少孫補：“東方朔好古傳書，愛經術。 ”但又“多所博觀外家之語”“外家之語”，司馬貞索隐：“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夕非正經，即史傳雜說之書也。 ”東方朔行為怪異，如恐吓侏儒、伏日拔劍割肉、射覆謗舍人、歲更娶妻、小遺殿上等等行為，都不合正統的儒家行為規範。而在文章中，提到的一系列的戰國人士蘇秦、張儀等，似都是與“外家之語”聯系密切。可見“博觀”“外家之語”即“雜說之書”。正是這樣的學習過程，使他博聞廣志，狂放不羁，思

想豐富，行為怪異。

東方朔“好古傳書，愛經術。”受儒家

傳統教育的影響，懷有學以緻用、建功立

業之理想，故汲汲求用于朝廷。從東方朔

一生的谏诤内容看，有反奢侈擾民的内

容，如在《化民有道對》中：“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臼，以韋帶劍，

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缊無文，集上書

囊以為殿帷。”勸谏君主節用愛民；在《谏

起上林苑》中反對土地“規以為苑，絕陂

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 ”以防止

造成“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

成功，就敗事損耗五谷”“且盛荊棘之林，

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

以給百姓利益優先考慮。有他反對淫亂

非禮，阻止董偃入宣室的内容。上書陳農

戰強國之計，臨終谏天子遠奸佞等等，主

要都是儒家仁政民本和美俗化民思想的

表現。其中，暗含着墨家節儉樸素、強本

節用的思想。

武帝妹隆慮公主之子、武帝女夷安

公主之夫昭平君醉殺主傅，漢武帝忍痛

殺之，并“為之垂泣歎息，哀不能自止。 ”

“左右盡悲”，惟獨東方朔向前奉酒上壽

再拜稱萬歲。這體現了他法家思想之精

要：法不分别親疏，不疏貴賤，一切以法

為準則。

自古士人在仕與隐之間都存在一個

時機與時宜的問題，當他們入仕的時機

不利或不成熟時，就毫不猶豫地選擇道

家的“隐”。《後漢書·逸民傳》稱逸民“不

侍王侯，高尚其事”“或隐居以求其志，或

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

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桑，或疵物以激

其清。 ”

當東方朔一生的奮鬥目标不能實現時，他從思想上和感情上開始傾向于道家也是順其自然的事，他的《據地歌》《與友人書》《誡子詩》和《嗟伯夷》所反映的就是道家的處事哲學。

東方朔所選擇的隐的方式不是完全照搬古人的隐居于山林、田園之間，而尋找一種适應時代主流特有的方式“朝隐”，即他所謂的“避世金馬門”。晉代夏侯湛在《東方朔畫贊》中稱朔：“染迹朝隐，和而不同。 ”是隐于朝廷之上。《誡子詩》中寫道：“明者處事，莫尚于中，優哉遊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在仕代農。依隐玩世，詭時不逢。 ”

孟祥才《東方朔簡論》認為《誡子詩》一文實際上是怕兒子陷于同自己一樣的矛盾惶遽狀态，并不表明他悟出了自己的失誤，僅僅顯示他對失意的麻醉和自我安慰的心态。這種方式，正是在現實的環境與自身理想不能和諧統一時，選擇既堅持自己的人格操守又不消極避世的保全方式。《據地歌》曰：“陸沉于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可見東方朔更是在有意或無意中把儒道以更加完美的方式結合起來，取用于自己的人生态度。

同樣，在《答客難》中從“故綏之則安”至“安知前後”一段，淋漓盡緻地說出了在封建帝王的淫威下，知識分子被任意擺布受盡壓抑的情景，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東方朔在自己人生道路的不同時期，意識到根據所面臨的不同實事情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兼收各家之長，并将其有機地結合起來，将其消化為自己思想體系的營養成分，使各家的優勢成為自己思想體系不可缺少的血肉。可以說正是東方朔能夠兼容各家思想精華，從而構建了具有開放性，有着多種思想内涵、靈活的思想體系。他“詞鋒競起，以蘇、張為輸攻，以荀、鄒為墨守。 ”

可見，東方朔兼融各家思想，智辯多能，“實命奇偉”。

二、以民為本，忠君尚功

從漢初開始，亡秦一直是漢代人的一面鏡子，總結亡秦經驗一直沒有停止過。

漢高祖剛剛立國，便急不可待地讓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 ”（《史記·賈生列傳》）自此以後，“過秦”“劇秦”遂成為漢代思想長談。西漢賈山《至言》，晁錯《賢良文學對策》，劉向的《谏營昌陵書》等等，都深刻認識到了無止境的享受追求帶來的嚴重後果。

正因為兩漢思想家們對于奢侈與節儉的十分重視，将秦所以亡的教訓歸于奢靡過度，所以兩漢思想界倡儉之風極盛，節儉之君備受贊揚。在如此社會風氣下，加之東方朔出身于平民家庭，對下層百姓的疾苦有着真切的體驗和感受，更加賦予了他對節儉愛民思想的深刻認識。

他“喜為庸人誦說”“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化民有道對》向漢武帝提出如何以德化統治國家、崇尚節儉、反對驕奢淫逸。

在《谏起上林苑疏》中，他首先強有力地提出擴建上林苑的“三不可”，這三個不可中有兩個是從危害百姓的利益為出發點而不可為之的。其一，“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谷。 ”從百姓的生存基礎土地出發，占用土地則危害農業。其二，“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從百姓的風俗思想上出發，占用土地不能讓百姓在精神層面安居樂業。由“奢侈越制，天為之變”到“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 ”

可以看出，在東方朔看來，要想使國強民富就必須以“民利”為核心，不要逞一己之私欲，疲天下之民力，驕奢淫逸，奢靡無度。東方朔一心出仕，為的是“民”之利益。他看到了“民”在國家治亂興衰中起着關鍵的作用，君主的行為必須符合民心，這種儒家的仁義觀中已帶有強烈的民本主義色彩。

盡管在漢武帝時期是漢代社會的上升時期，但并不是每個人的理想都能夠實現，于是賢人失志之作時有出現，“士不遇”成為漢代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這是在皇權高度專制下發出的回應之聲，也是當時文人的普遍心聲。

作品如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惜誓》，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相如的《美人賦》，司馬遷《悲仕不遇賦》，楊雄的《解嘲》《逐貧賦》等，均成為這一主題的名著。東方朔的《七谏》《非有先生論》《答客難》也是這類作品。這是在盛世之下文人心态的另一種表現。他們渴望在盛世之下施展自己的才能，但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實現，失望随之而來，因而常常以不同的方式排解由于不遇而帶來的心靈上的痛苦和壯志難酬的悲憤。

東方朔在大一統的政治下，認為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發揮自己的才能，于是滿懷希望，精神飽滿，表現出積極向上的情懷。而當社會矛盾和個人理想不相統一時，難免把自己的情感寫在文章中為自己的心靈尋找出路。

在《答客難》的開頭一段，他用與人對答、自我嘲解的方式來闡述自己懷才不遇的深層原因。作者分析了政治形勢變化對士人的影響，深切發出“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感慨。在這種“時異而事異”的背後隐藏的是不得志的無奈。

東方朔作品的藝術特征

東方朔現存的作品有多種文體，劉勰在《文心雕龍》的《辨騷》《論賦》《祝盟》《雜文》《論說》《诏策》《書記》等篇中，論及他的各種文體近十種之多，并充分肯定了他在這些文體創作上的傑出成就。張溥的《東方大中集》收錄其作品十五篇，就分騷、疏、書、序、論、設難、頌、銘、詩九種文體。可以說，東方朔運用多種文體進行創作，并在許多文體的創作上取得了藝術成就。

一、文體多樣，句式靈活

1、首創“設論”文體

東方朔是武帝時有名的賦家，其賦作的成就較高，對漢賦文體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答客難》首開賦體中的設論文體，在藝術成就上很突出。它繼承宋玉《對楚王問》，也有重要發展創新。在表達方式上先設客難己，而後加以答辯，巧妙地寓正與反，寓沉痛的控訴與滑稽風趣之中，往往能發人深省。這篇文章博得後世許多知識分子的認同，影響十分深遠。後來，楊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張衡的《應間》、蔡邕的《釋誨》，以至唐代韓愈的《進學解》等等，都是受其影響的模拟之作。

從内容上看，《答客難》就漢賦而言，不同于以司馬相如《子虛賦》為代表的對統治者表示規谏的散體賦，也不同于正面抒發遭世不遇的騷體賦，而是以散文筆法通過反話正說、對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進行耐人尋味的發洩和嘲諷，名為“客難”己，實則為獨出心裁地“難”皇帝。和賈誼《吊屈原賦》以來的騷體士不遇賦相比，前者沉郁悲慨，後者則辛辣尖刻，從而更加豐富了漢賦的的藝術表現力，對後世産生了很大影響。

2、書信類文章别具一格

其《上書自薦》開創了一代上書文體。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朔此篇幹進而似勿屑乞憐，大言不慚；後世遊士自炫自媒，或遙師，或暗合，遂成上書中一體。”唐李白《與韓荊州書》《上安州裴長史書》、韓熙載《上睿皇帝行止狀》等皆所謂“高自稱譽”者，朔《書》之遺意也。

3、詩歌創作體裁多樣

逯欽立先生首肯其六言詩殘句：“計策粜捐不收”“合蹲促席相娛”和“計策棄捐不收”，這是有文獻記載最早的六言詩。其《誡子詩》是一首典型的四言詩，而《據地歌》詩兼有四言、五言、六言、九言，是一首雜言詩。《漢書·東方朔傳》記載其作品還有《八言》《七言》（上、下）。七言詩至今留有殘句，即“折羽翼兮摩蒼天”和“迫窘話屈幾窮哉”。他還有八言詩《嗟伯夷》:“窮隐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随佞而得志兮，不若從孤竹于首陽。 ”

由以上論述可以得知，東方朔詩歌形式創作多樣，四言、六言、七言、八言以及雜言，這在漢代作家中極為少見。東方朔在詩歌創作方面做出的努力是不可以忽視的。

二、言語諧谑，直切不遜

曆來都把東方朔看成是一個诙諧滑稽的人，《史記》褚先生，于《滑稽列傳》補文六章，其中就有東方朔一章，說是可以讓“後世好事者讀之，以遊心駭目。”《漢書》專為東方朔列傳，其中引劉向語說東方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 ”

《漢書·東方朔傳》載：“朔雖诙笑，然時觀察顔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 ”就在董仲舒已經以《賢良對策》提倡醇儒之風後，東方朔在《上書自谏》中仍以遊談之士的口吻盡力鋪排己能，并不理會那種謙謙君子的典雅含蓄：“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贲，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語言恣意，毫無謙虛之意，自信的樣子淋漓盡緻地表現出來。這種自我表現的的心态與文學風格可以說是承繼戰國餘風，具有縱橫家的氣魄。在《答客難》中利用主客問答的形式，自我嘲解的方式表現不遇的感情，文章中充滿了诙諧幽默的氣氛。

東方朔借客之口，自我表明德才兼備、忠于國君，卻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用自己的才智和官位對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更加烘托出自己不遇的悲慘的現實處境。這種反差充滿了自我的嘲諷，尤其是“唇腐齒落”一語，更淋漓盡緻地展現出一幅懷才不遇、狼狽不堪之像。

正如東方朔自己所說，是“避世于朝廷間者也”，他是“以仕易農”“依隐玩世，詭不逢時”，而所以如此，他對士這一階層地位有着透徹的認識，并由此認識到自己所處的時代、所處的位置、所面臨的選擇。他們的命運不過面對如此境遇，是握在掌權者手中，“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在《據地歌》中他說“避世金馬門”，表示甘于朝隐，同樣也是無奈的自嘲，正是這種自嘲，卻使東方朔頗具有幽默的諧谑。

作為文學侍從，他的文章大都有諷谏之意旨，而且他完全沒有婉言之詞，凡是關系到百姓疾苦，涉及到朝廷的大事，他會就事論事，直截了當，表現出獨特的風格。其文的應用性較強的，當屬《谏起上林苑》及《化民有道對》。這兩篇議論文在内容上與漢賦的頌聖以谏完全不同，直陳谏止之意，而在筆法上全為漢賦的的鋪張揚厲，文勢滔滔，氣象磅礴，旨意直率而析論透徹，具有泰山壓頂之勢，如《谏起上林苑》中直谏“三不可”。面對漢武帝這樣的一世雄主，如此切直毫無顧及地從政治、民生等方面剖析利害，指陳弊端，最後還以“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台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直言警告，其膽識過人，言辭不遜，震撼之重，前所未有。

《史記·孝武本紀》引《漢武故事》雲：“東方朔言方士栾大無狀，上發怒，乃斬之。 ”東方朔勸皇上不要逾制對待以色求榮的董偃，不要不肯誅殺恣意妄為的昭平君，都表現了他不畏權貴、直言正谏的品質。

總之，他的作品富有人民性。從内容上看，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暴露封建統治階級的黑暗殘酷，以玩世不恭的滑稽言辭與封建社會的現實相對抗；從形式上看，他不僅在數量上是一個多産的作家，而且善于運用多種文體，多種形式創作；從影響上看，他的作品和傳說在人民群衆中有着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他“引于衆庶”，喜為“庸人俗夫”誦說，為廣大底層人民群衆所喜聞樂見。這一切都使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特别是散文史上理所當然地占有一席之地。讓我們去僞存真，去粕留精，讓東方朔先生的仁愛、正氣、曠達、智辯的品格和形象，在新的曆史時期重新放射出奇光異彩！

德州東方朔文化研究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