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宋楚泓之戰爆發的前因後果（一）

結論：宋襄公“合諸侯”的舉動與春秋中後期宋國所主導的兩次“弭兵會盟”是一脈相承的，是宋國對于國際事務的積極态度所産生的必然結果。宋國這種國民性格的形成，既受到文化傳統的影響，也受到地緣政治的制約。

從地緣政治角度上講，周公為了防止商人後裔造反，将他們封到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的平原地帶，這就使得他們面臨來自于楚國的威脅時，必須要依靠中原聯盟作為後盾才能維持國家的安全。當中原各國都無法肩負起統領諸侯的重任時，宋國人就隻能積極奔走，試圖重建齊桓公所創立的霸業秩序。

而當這種願望落空的時候，以宋國的地勢和國力都無法阻擋楚國的進攻，就算是在一兩次的戰争中僥幸打敗了楚國，最後也難免會招來滅國的命運。因此，泓水之戰的失敗，從短期來看，是消減了宋國的國力，但從長期來看，卻是保存了宋國國祚。從這個角度上分析，宋襄公不聽從旁人的建議反而是正确的選擇。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宋楚泓之戰爆發的前因後果@AalizzWell逸川

曆史上對于宋襄公的評價一般有兩個極端：在儒家統治天下的時代裡，宋襄公的仁義之名可以說是深入人心，尤其是他提出的幾條作戰原則長期被一些理想主義者視為金科玉律，更加深化了人們對于有着君子之風的美好時代的想象，因此很多人都情願把這個并沒有建立什麼功業的失敗者列入“春秋五霸”的行列中去。

而在美好事物的對立面，總有人能看到史料中提到的那些陰暗面，因而認定了宋襄公哪裡是什麼仁義，他那根本就是蠢嘛！在弱肉強食的黑暗森林中，拳頭才是硬道理，你一個二流諸侯國沒事湊熱鬧，那不是自讨沒趣嘛！

但我要說了，人們對于宋襄公的評價，無論是說他仁義還是說他愚蠢，實際上都被《左傳》的叙述給限制住了思維。也就是說，宋襄公一系列決策的對錯與否，是有一個參照系的，這個參照系就是他的哥哥子魚（目夷）的評價。人們不加甄别地就認為子魚的觀點更加切合當時的實際，如果宋襄公能夠聽取這些中肯的建議，最終的結果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可問題是，所有未經驗證的觀點都隻是假設，對待子魚的建議，我們同樣要持有審慎的态度。因此，對于宋襄公的決策是否真的不靠譜，我們還必須回到曆史現場，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去尋找問題的答案。

宋國人的國民性格是怎麼形成的？

從宏觀上來看，如果要問，放眼整個春秋時代，最熱衷于參與國際事務的國家是哪個？毫無疑問，這個國家就是宋國。春秋初年，霸業版圖未定的時候，四方大國晉、楚、齊、秦為了争奪霸權打得不可開交，被圍在中間的中原大國都隻有看戲的份兒，沒有上場的膽兒，可唯獨宋國是個例外，這我們就不提了。

到了春秋中後期，晉楚兩大強國互掐了多半個世紀，到最後誰也掐不動了，就想要弭兵議和，這個時候誰出頭最為積極？還是宋國。宋國大夫華元、向戌為了國際和會四處奔走，先後促成了兩次弭兵會盟，為國際和平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反觀鄭國、魯國那些大夫，卻隻會在一旁說風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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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國的這種國家性格，說好聽點是有道義感，鐵肩擔道義，敢為天下先，說不好聽點就是帶軸犯二，還愛管閑事。對于這一點，楚國人就有一個很貼切的評價，說“鄭昭宋聾”，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鄭國人的外交策略比較靈活，看到楚國人強盛了，他們就跟楚國，看到晉國人強盛了，他們就跟晉國。他們一般不會認死理，也沒有什麼責任感，反正隻要保證了我的安全，你國際政治風向怎麼轉變我也管不着。

而宋國人就不同了，宋國人特别喜歡認死理，齊國強盛了，我可以跟齊國，晉國強盛了，我可以跟晉國；但如果你楚國也想來插一杠子——對不起，咱們關系沒那麼好——他就死活不從，這種堅持幾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非要等楚國人把他們打得滿地找牙實在沒辦法了才認慫，你别以為隻有宋襄公才會這樣。

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就很喜歡拿宋國人開地圖炮，在那些廣為流傳的寓言故事中，比如野人獻曝，比如智子疑鄰，比如揠苗助長……宋國人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呆萌蠢，還特别自以為是。造成宋國這種國民性格的因素有很多，我們不可能都列舉出來，這裡撿重點從兩個角度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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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因素是文化傳統。宋國人在周朝的身份很特殊，他們是殷商後裔，在周王朝興起的過程中先後被滅了兩次國。一次是武王克商，商纣王被周武王革了命，其子武庚受封成了周朝的一個普通諸侯。後來武庚聯合三監叛亂，又被周公革了命，這才把纣王的兄長微子封到商丘接續商朝祭祀，建立了宋國。

這兩次的革命可以說是把這些商朝後裔打得心服口服，還在他們心裡種下了一個特殊的觀念：“天命不再受”。就是說，上天已經把自己的天命奪了給了周人，就不可能再次授予自己，所以就順應天命，老老實實地接受周朝統治就好了。

與此同時，周王朝對他們還特别客氣，把他們封為“三恪”之一，在爵位上算是公爵，比其他的那些侯爵、伯爵的諸侯地位都要高。這種特殊的地位就讓他們産生了一種特殊的情懷，就是說，我們盡管現在已經失去天命了，可畢竟也有過輝煌的過去，也曾治理過天下，而且現在還是諸侯中的老大哥，因此就有義務幫助周人治理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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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笃信天命，另一方面呢又有着特殊的責任感，這就讓宋國人對周王室的統治擁護得特别起勁。因此說，如果要在春秋時期選擇保存周禮最為完善的國家，能夠跟魯國媲美的也就隻有宋國了。你還别忘了，到春秋末年以複興周禮為己任的孔老夫子，他的祖上可是宋國人。

地緣政治因素對于宋國人國家性格形成所産生的影響

第二方面的因素，我們要從地緣政治上看。宋國的核心區域在商丘，地處河南、山東、安徽、江蘇交界地帶，向東可以連接齊、魯，向西可以抵達周、鄭，向北又可直通晉、衛，向南則是隔着陳、蔡與楚國相望，可以說是整個中原版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春秋時期，晉楚兩國圍繞鄭國的歸屬來回拉鋸，大體上都不會影響霸業的歸屬，可一旦宋國的歸屬出現了變化，這對于中原政治版圖所産生的影響就會是革命性的。晉楚邲之戰後，因晉國無法提供保護導緻宋國淪陷，楚國大軍一路北上橫掃中原就是這個原因。

到了大争之世的戰國時期，中原各國互相侵奪已成常态，以往的一些傳統國家都被相繼吞并。在這種政治格局下，你要把鄭國、魯國滅掉不會引起國際政治的地震，可要有誰敢把宋國滅了，那絕對讓你吃不了兜着走，齊國人就是吃了這個虧。從這裡面也就可以看出，宋國在國際地緣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這種特殊地位為什麼會造就宋國的特殊性格呢？這我們就要對當時的國際環境進行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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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況下，人們都願意把中原的争霸戰争理解成一場競技比賽，有實力角逐霸主地位的國家，如晉、楚、齊、秦就是最有競争力的選手，誰的拳頭硬，誰自然就應該當霸主。但實際上，如果要站在中原諸侯的立場上看，他們争奪霸主實際上是有目的的，那就是抵禦楚國的入侵。晉楚争霸戰争的實質，實際上就是一場侵略與反侵略、滲透與反滲透的戰争。

之所以會形成這樣一種格局，是因為在西周的政治環境下，中原諸侯因為處于周王室控制範圍之内，被天子壓榨得最狠，早年都得不到發展。隻有當平王東遷、天子權威喪失之後，他們才漸漸發展了起來。而楚國則不受此限制，早在西周末年，他們就已經開始擴張疆土了，當中原諸侯經過一系列的兼并戰争發展起來的時候，楚國早就已經成長成了一個超級巨無霸，那個體量是中原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拟的。

特别要強調的是，楚國文化特性與中原迥異，且自西周開始就與王室對抗，其進取中原的目标一直以來都是要取代周朝，而不是要玩什麼霸主的遊戲。

在這種情況下，中原諸侯單打獨鬥肯定是誰也打不過楚國的，到最後都免不了會被楚國吞并，成為他們王族治下的一個縣。為了抵抗這股潮流，避免成為楚國戰車下的犧牲品，他們就隻好團結起來一緻對外，這也是齊桓公得以稱霸的外部條件。

也就是說，中原霸主所統領的這個聯盟，實際上就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假想敵，那就是楚國。這個聯盟有一個很重要的職責，或者說是霸主的職責，就是要維護世界和平，最終的目的就是要維持中原地區的太平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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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宋國來說也是一樣，這個諸侯聯盟就是他最大的依靠，霸主就是他們最大的保護傘，一旦這個保護傘倒了，他們即刻就會感受到來自楚國的威脅。

因為對于楚國來說，宋國的地理位置實在太優越了，一旦掌握了宋國，就可以掐斷中原各國物資交流、文化交往的交通線，癱瘓各國的經濟命脈。一旦宋國淪陷，其餘各國就可以不攻自破，剩下的晉、齊、秦也就不再是威脅，楚國統一中原、取代王室的夢想就會更近一步。

所謂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時刻被楚國這樣一個巨無霸惦記的感覺，恐怕不會太好受。正因為如此，宋國人才特别希望有一個和平安定的外部環境，讓他們可以背靠中原霸主的大樹有恃無恐，不必整日裡擔心那個被稱為“蠻夷”的楚國會把自己怎麼樣，這也是為什麼宋國會對國際事務特别上心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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