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維舟，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自1992年以後，随着社會的開放和逐漸富裕，消費主義在中國社會一度是某種解放的力量，是對以往保守的社會價值觀的沖擊，象征着一種可欲的更好生活——至少你可以通過錢，買到一種以前無法過上的生活。但現在，在衆人眼裡，它開始變得可笑和虛僞，而最能體現這一點的，就是最新出現的流行詞“拼單名媛”。

所謂“拼單名媛”，源于前一陣網上曝光的“上海名媛群”的微信聊天記錄，暴露出一些外表光鮮、出入高端場所的“名媛”，其實是“拼單”的，如“15個人在麗思卡爾頓拼單一個房間，每個人隻需要200，就能住上每晚3000的魔都頂級酒店”。消費主義的虛榮本質在其中表露無疑。然而，社會的觀感難道一直是這樣嗎？

▌小資：一種褒貶交織的話語

換作以前，在“拼單名媛”這個詞還未出現的年代，這樣的行為很有可能被說成是“小資”。很多人可能已經不記得，就在多年前，這個詞還曾盛行一時，被廣泛用于指一種并不大富、但盡量追求品質和情調的生活方式，隻不過與現在這樣更注重物質奢華的取向相比，那時的“小資”更講究“文藝範”和“格調”，但其基底無疑也是消費主義的。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這是一個含義複雜、評價不一的标簽。所謂“小資”，就是“小資産階級”（petty bourgeoisie）的簡稱，有時也音譯為“小布爾喬亞”。在革命年代，這可絕不是什麼值得羨慕的身份，因為被歸為這一類的文藝青年、知識分子、小市民，大多被視為不堅定的分子，偏好溫婉、傷感、浪漫的愛情，對生活品質的追求超過對革命理想的堅守。在一些人看來，知識分子天生具有小資屬性，要想融入革命潮流就必須時刻自我分析，以期實現自我改造。在秧歌舞流行的年代，交際舞也被斥為堕落的小資情調。

直到1980年代初，整個社會的氛圍仍然如此。後來聲名鵲起的作家賈平凹，因為寫的小說有唯美傾向，偏重主觀情緒，被當時文學雜志的編輯退稿，理由就是他小資思想很嚴重，以至于在偏重現實主義文學的北方根本發不出作品，但上海評論界卻很快接受了他，進而将他當作大作家來看待了。

1992年後，中國在“下海”的全民賺錢熱潮中，第一次開始正眼看待“小資味”。人們開始意識到，這并不隻是“矯情”的，也代表着一種更高的、市民化的生活品質，那甚至和一系列形象相關：體面、整潔、舉止文雅，有别于以往那種粗粝的生活。畢竟，當家裡有了點錢之後，誰不想過上好日子呢？

“小資”男女們的悠閑生活。© 法國電影《女友的男友》劇照

起初，那是一種遮遮掩掩的新生活，有時還出以一種小心翼翼的自嘲，大抵也隻有大城市裡新潮的年輕人付諸生活實踐；随後，它逐漸得到羨慕、肯定和追随，尤其是那些從小地方進城的新市民，對他們來說，那就是他們進城的主要的内在動力之一。一個原本帶有貶義的詞，一點點變為集自嘲與自炫于一身，進而又在一些人眼裡成了褒獎。曆史學者海青2010年在他的著作中說：“在革命過程中被反複批判的‘市儈’、‘小資産階級意識’，今天已成為普遍的精神形态。”

毫無疑問，在當時的一些人看來，“小資”也沾染着虛榮的氣息，有時嘲諷那些剛剛洗腳上岸沒多久的農村孩子也裝模作樣地端起一杯咖啡故作深沉，但與現在有所不同的是，那大抵并不尖刻，更不是全盤否定，常常不過是無傷大雅的戲谑。更大的區别在于：在那個剛剛從革命的緊身衣裡掙脫出來的時代，像這樣的消費主義場景還帶着一點解放自我的快感，象征着令人興奮的向上階層流動，以及一種對未來的樂觀預期。

▌新時代的自我認知

僅僅不過十年時間，這一切就已翻轉了。“拼單名媛”一詞透露着強烈的譏刺意味，恐怕誰也不會以此自居，甚至都未必會以此自嘲。這并不是孤立的現象，因為另一個新流行語“凡學”（凡爾賽學）同樣指向這種刻意炫富、誇張做作的人設。雖然仍然有許多人追逐、渴望着那些象征更好生活方式的東西，但如今人們并不肯定這種消費主義所指向的可欲生活方式，而是譏諷這種追求本身就是虛榮可笑的。

流行詞的盛衰，往往折射出社會心态的深層次變動，這正是最好的例子之一。2009年問世的《蟻族》一書讓一個社會現象進入公衆視野：大學擴招後進入職場的新一撥人才，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是精英選拔出來的“天之驕子”，而變成了大學普及教育下的工具人。這個機制一方面讓原本邊緣的年輕人得到上大學的機會，另一方面卻讓他們在職場上面臨更激烈的競争和更少的向上流動機會，更何況還要面對大城市裡日益望而生畏的房價，這不可能不影響到他們的價值光譜和自我認知。

現在很多人說到的“小鎮青年”，也是在那之後才作為一個群體現身的。那很像19世紀歐洲（尤其法國）現實主義小說中寫到的“外省青年”——他們野心勃勃地努力奮鬥，就為了進入大城市，改變自己的命運，因為那也是他們唯一的機會。巴爾紮克《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中有一段話：“巴黎就像一座蠱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準備向它進攻……在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較量中，有着三十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也許是因為近代中國的中心城市原本就不像西歐那樣發達，直到現在，中國急驟的城市化進程才催生了像當初歐洲那樣的社會現象和群體。

這是經受艱難拼搏與内心幻滅的新一代人，“美好生活”已不再像以前那樣觸手可及，漂泊的年輕人更難真正融入大城市，找到家的安定感覺，但他們又很難回到死水微瀾的老家，像盆栽植物那樣空耗生命。在這種情況下，憤世嫉俗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解壓手段，他們放棄了進入所謂上流社會的夢想，而自嘲是“loser”和“小鎮青年”，并對那些還抱有幻想的人予以無情的嘲笑，因為那有着嗅得出來的虛榮和虛僞。

不難想見，在這樣的氛圍下，精英主義帶有不接地氣的可疑味道，一種讓人不舒服的優越感。這可能也是為什麼沈誕琦寫到的“波士頓人”在2015年受到網上群嘲，不僅僅是因為那種風格，也因為這背後流露出來的對上流社會的認同、向往，撥動了人們敏感的神經。

實際上，像“拼單名媛”這樣的現象，如果按照以往上海人最推崇的“實惠”理念，可能相當正常：既然想消費又沒那麼多錢，那麼拼單也并不丢人。隻不過“實惠”更講求物有所值，通常也不那麼炫耀。更重要的是，上海自近代以來就是一個陌生人社會，一條破舊的弄堂裡可能走出一個西裝革履的人，沒人知道你的底細，因而“表面文章”不僅有必要，也有用。這樣，你可以在這裡自由地造一個人設（上海話說“拗造型”），維持自己的體面，進而擁有一份不同的生活與自我形象。

然而，“拼單名媛”和“凡學”話語的邏輯則不是這樣，那倒不如說是熟人社會對虛僞的反應，因為那背後透露的意思是：盡管你費盡心思想變成另一個人，但拆穿了看，你的底細其實就那樣——可笑之處也正在于這種落差之中。所謂“熟悉産生鄙夷”，一個人無論具有什麼樣的身份地位，在和他一起穿開裆褲長大的朋友面前，是很難産生什麼距離感的。就算是耶稣，老家的村民們一旦得知他是在馬槽裡出生的木匠之子，他頭頂上的光環也就一下子消失了。

在這裡，對消費主義的敵視、對“做更好自己”的攻擊，以及隐約可見的厭女症，都透露出某種程度上的保守意識，而這也與近些年來社會的整體變動一緻；不過，從另一面來說，這又體現出一種強烈的後現代意識，那是對“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強烈關注，要求人們“做自己”，而不是妄圖通過不必要的粉飾“變成另一個人”。在這一點上，它發出了時代的強音，表明新的一代将更清醒地認同自我身份，并将更自信地面對外部世界：不管怎樣，我，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