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辭》和《文言》
《系辭》和《文言》就是在總結這種陰陽的哲理,它們認為天地、日月、四時、晝夜、男女等
等都是一對對陰與陽範疇,屬于陽的具有剛健、運動、熱、明亮、在上的性質,屬于陰的具有
柔弱、靜止、冷、暗昧、在下等性質,宇宙一切都由這兩種彼此對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事物構
成,所以《系辭》一開頭就說: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
分,吉兇生矣。
就是說宇宙、天地、社會、人類都是一對一對的,它們各自具有尊卑高下動靜剛柔的性質,這
種對立依存的事物各安其位才形成了穩定的結構。同時人們又覺得,這些對立的現象又處在不
斷變化之中,有循環、有衍生、有反複、有依存,就像日月交替、晝夜循回一樣,就像男女結
六十四卦方圓圖
“有無”
其次,我們來談談“有無”。戰國以後,關于宇宙、社會、人類的起源與結構的哲理日益發
達,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但是陰陽五行學說對“本原”的解說還不精密
深入。要說宇宙由陰陽組成,那麼陰陽又從哪裡來的?要說世界不外金、木、水、火、土五
行,那麼五行又從哪裡生成?郭店楚簡有《太一生水》,說一切本原是“太一”,老子也
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生萬物”。就算“一”是“氣”,“二”是“陰
陽”,“三”是“天地人”,那麼生“一”的“道”又是什麼?
這個問題在漢末魏晉時代受到特别的關注是有它的思想背景的。當時人尤其是知識界在動蕩的
社會環境中産生了一種渺茫惆怅感,他們開始對生死也就是對生存産生了懷疑。“生存”看上
去是個不起眼的語詞,但它卻常是哲思的主題。
因為這個語詞中包括了很多人生的重大問題:
第一,人為什麼生存,或者說人生存的意義何在?
第二,人生存是什麼樣的,是不是活着就是生存?
第三,人能不能永恒生存、如果能,那麼怎樣才算永恒?這些問題引起了人們的焦慮不安,也
引發了各種各樣的哲理讨論,其中關于“有”、“無”的讨論看上去很哲學、很抽象,但實際
上靶子卻正是這個具體的“生存”問題。
伏羲八卦次序圖
王弼通過對《周易》的注解來談“無”
在這場關于“有”無”問題的讨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弼所作的《周易注》,王弼是通過對
《周易》的注解來談“無”的。中國古代有很多思想很奇怪,它不是直截了當說出來,而是借
助對古代經典的解釋來闡發。這當然不算好現象,因為這說明人們不得不依傍聖人或經典的權
威來證明自己的正确,也使得很多話不得不轉彎抹角兜圈子;但是它也有些好處,一來是使思
想闡發有連續性,可以讓人看清前後的繼承變化,二來是可以拉大旗做虎皮,說話有人聽。王
弼也不例外,《周易》本是占筮之書,漢代被劃歸儒家經典,可他卻用了《老子》等思想來解
釋它,“借屍還魂”使它成就了自己思想的基礎。在《周易注》裡有幾段話集中表現了他關
于“無”的看法,我們不妨來看一看。在《易·系辭》“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下王弼是這樣解
釋的:
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陰陽雖
殊,無一以待之,在陰為無陰,陰以之生,在陽為無陽,陽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
把這段話譯成白話就是說:什麼是“道”呢?“道”是“無”的名稱。“無”無處不在,無處
不通,一切都從“無”中生出,把它叫做“道”,但它寂然空曠沒有形體,不能描述。陰、陽雖然不同,但在“無”的狀态下卻是一樣的,在“無”的狀态中,陰還不具有陰的性質,但陰
又要從無中生出,陽也不具有陽的性質,但陽也是從無中産生,所以說一陰一陽是“道”,是
因為陰陽從“無”而生。
文王八卦次序圖
《周易·乾卦》的彖辭下面王弼又說:
形也者,物之累也。
這句話譯成白話,就是說一切事物的形體,就是使它不能永恒的累贅。
伏羲八卦方位圖
《易·系辭》“易,無思也,無為也”一段下面王弼又注:
夫非忘象者則無以制象,非遺數者無以極數,至精者無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
周,至神者寂然而無不應。
這段話譯成白話就是說,隻有忘掉形象的,才能控制形象;不能忘掉數字的,不能達到數字的
極限;最精明的人雖沒有占筮的算策,但沒有事情會使他混亂;最懂得變化的人雖然隻體驗至
道,但能顧及到一切;最神靈的人心中雖然片虛空,但卻能回應外在一切問題。
文王八卦方位圖
這裡大概包含了三層意思:
第一,“無”就是“道”,就是宇宙本體,切事物包括陰、陽兩大基本元素都是從“無”中來
的。“無”既是無又是有,“無”中能生“有”,“有”卻不能生“無”,因此“無”并不是
一無所有而是一種暫時靜止潛伏的無象無形狀态,隻有在這種狀态中才含蘊了永恒的生命力,
而“有”則處在不斷變化狀态中,終将歸于消亡。
第二,“有”則有了形有了象,但有形則恰恰是生命的累贅,它使事物(包括人)不能永恒,一
旦從無到有,這“有”就處于變化中從生走向死亡,人有形就仿佛俗話說的有了“臭皮囊”,
就會有生死流轉,物有形則将物體放在時間之中,石會風化、樹會枯死、滄海會變桑田。所以
應當擺脫外在軀殼的束縛,超越時間的裹挾,抛開世俗事務,回到時間尚未開始、形體尚未形
成的“無”中,這樣就可以永恒地保持生存。而人生中的“無”并不是指真的回歸到嬰兒狀
态,而是指回歸心靈中一片“寂然無體”的感受,人不應當畏懼這種超越的空寂,而應當投入
這種空寂的超越之中,在心靈的“無”中體驗永恒境界。
第三,既然“無”是生存的水恒狀态,那麼人們對生死也不必看得過重,生是從無到有,死是
從有歸無,生死隻是人生旅途中的驿站,從這一站到那一站,隻是普遍的事,關鍵在于人能
否“處有而常無”,就像王弼說的“忘象”、“忘形”、“遺數”,就是生存在世,卻不為生
存、世事所束縛,永保心靈的恬淡與滿足。如果真能如此,生存問題就已解決,有形而忘形,
有物而不累于物,有生死而不被生死所苦,有世俗之事而不以世俗之事為念,于是生存與超越
便在心靈中達到了統。這一思想對魏晉以後人的影響非常之深,所謂魏晉的“名士風度”——
魏晉名士的潇灑透脫和不負責任、曠達飄逸和随心所欲、清通豁朗和無所事事,都和這種思想
有關。它還和佛教般若學的“空”逐漸合流,在中國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心中留下了極深的痕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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