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求西方的宗教，同樣首先要對西方的社會曆史發展有一個大緻的了解。政治上，西歐實行封君封臣制，經濟上，依靠領主經濟和逐漸興盛的城市。

西歐的整個封建社會，曆時一千年，被稱為“中世紀”。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時間跨度裡，盡管階段性特征明顯，我們還是能夠找到一些共性來說明孕育宗教的這片土壤。

公元三世紀以來，羅馬帝國盛極則衰，由于羅馬城被攻破，羅馬被蠻族侵擾，羅馬帝國的實力不斷被削弱，農民、農奴的生活水深火熱。

随着蠻族的侵略而來的，還有各種宗教，人們脫離了之前重視集體社會的狀态，開始“發現”個人的悲喜。這樣，包括基督教在内的神秘宗教因此出現。

從埃及傳入太陽神教，從波斯傳來崇拜米特拉斯神的宗教，從巴勒斯坦傳來基督教……

并不是說羅馬之前就沒有宗教，區别在于，羅馬傳統的神明保衛的是社會和政治團體的集體利益；而新的神秘教派則旨在解決個人的疾苦，滿足個人的願望。

傳統宗教是重視現實的，新的宗教則指引人們寄希望于來世。在極度的混亂與痛苦中，古典人文主義的希望化為泡沫，人們對現世的興趣漸漸消失，轉而關心來世生活。

基督教最初起源于猶太運動，而不管怎麼說，基督教在當時是外來宗教，要在羅馬立足，可以打擊傳統宗教，但必須重視融合當地的希臘—羅馬文化。

起初，羅馬實行宗教寬容政策，猶太教因此傳入，猶太教衆自由發展。之後，在對待羅馬帝國統治和民族起義的态度上，基督教最終與猶太教分道揚镳，也可以說，基督教是更為寬容、普世了的猶太教。

二者的區别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猶太教注重民族性，基督教注重普世性。更為寬容的宗教認同使基督教能夠迅速傳播，成為重要的宗教力量。

猶太教信奉一神，基督教供養多神，更為溫和的聖父、聖母、聖子、聖靈顯然比強調民族的孤狼英雄更為可親。另外，猶太教僅僅是期望彌賽亞的到來，但他們認為人類犯下的罪過太大，彌賽亞不會快速來到人世，人們應該繼續等待。

而基督教則認為真正的彌賽亞已經來到了人世，他就是耶稣基督。盡管耶稣其人在曆史上莫須有，但通過這樣的宣傳，确實能夠給信衆帶來希望。

另外，君士坦丁的支持成為了最大的助力。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發布米蘭敕令，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在此之前，基督教一直是主流社會的索取者和不确定因素，在與主流的交流中時不時出現沖突、殉難，而現在，基督教終于反逼皇帝承認了他們——在信衆已經滲透到上層社會的情況下。

其結果是，羅馬基督化，從理論上說，教權高于皇權。

這樣，在各種神秘宗教的鬥争中，基督教最終成為獲勝者，并在以後的發展中分裂、專制，在思想上統治了歐羅巴近一千年。

當然，最初的基督教在羅馬城是異類，他們之所以能夠最終成功，離不開内部王權旁落，人民擁護的事實，也需要他們自身迎合實權人物，團結富裕階層。最後，和蠻族的合作也是重要的一環。

在羅馬帝國勢微之後，蠻族分裂了富饒的土地。基督教的發展需要在控制最多數下層民衆的基礎上，争取各個蠻族的支持。

對于蠻族來說，皈依基督教就成為了在思想文化上接管這片土地的阻力最小的方式，能夠因此得到日漸強大的基督教的承認和支持，這在當時是順應曆史趨勢的。

如果僅僅這樣，還并不能維持基督教的霸權。

首先在政治上，随着時間的發展，羅馬城的宗主教成為了“教皇”，使無法在地域上完成統一的西歐完成了宗教的統一。“丕平獻土”等一系列行為已經說明王權與教權處于合作狀态，教權的認可對王權來說十分重要。

在經濟上，教皇和教會貴族同時也是富裕的封建剝削者，被納入“封君封臣制”這樣一個基本的體系。而思想文化上的霸權是以上這些權力的源頭。

在羅馬失敗以後，聖奧古斯都編寫《上帝之城》，以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鬥争為核心的世界從此侵蝕了古典文化的理性，為基督教構建了完善的世界觀。進而發展出思想理論——當然——為神學服務。

最為關鍵的是，中世紀封建社會，人們的識字率不高，知識分子較為集中地出現在教會人員之中。教會取得了合法地位，掌握了人們的思想，壟斷了人們的發聲，侵蝕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于是在事實上統治着四分五裂的西歐。

此後，盡管有教權與皇權的鬥争，各國王室也始終沒有放棄對王權的争奪，但政治上的強弱并不能影響對社會的強烈控制。

西歐貴族内部的秩序——封君封臣制隐藏着巨大的分裂割據隐患，因此，要維持王權對地方的統治，不僅需要國王本人的強硬手段，還需要倚重基督教在宗教上的控制和号召力。

與初期的百花齊放不同，基督教取得統治地位後，迅速排斥異己，從最初的阿裡烏斯派到後來的阿維尼翁之囚，東西教會分裂，十字軍東征，無不體現了宗教過度參與政治之後的負面影響和政治鬥争的複雜殘酷。

竊以為，在宗教發展的最初，原始宗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雖然它們的信仰可能不同，它們的宗教禮儀五花八門，可是作為巫術的原始宗教思想在萌芽狀态中相差不大。但西方的宗教卻成為淩駕于王權的力量，甚至有“教皇是太陽，世俗國王是月亮”的說法。

要理解這個問題，需要聚焦還沒有産生宗教和王權的時刻。

不同于中國過早地出現國家這一形态，在西方，遠古的傳奇散落成遊吟詩人的詩篇，我們隻能猜測最初也一定出現了王室，然而王權并沒有最終發展為無上權威，貴族積極鬥争，平民積極鬥争，于是産生了奴隸制民主社會。

在進入封建的過程中，蠻族侵入，破壞了原本的發展，于是在地域上四分五裂，王權的強大沒有土地作為後盾。

兩種文明的不同發展，現在看來甚至隻是一念之差。西歐沒有在最初形成權力中心，而采取松散的民主制，在思想上也并沒有一個核心正統，進而就沒有強大的民族認同和凝聚力。

人數上，由于西歐的政治傳統過度強調公民與奴隸的區别，帝國兵源出現危機，周邊民族以雇傭兵的形式侵蝕進來，最終形成覆滅羅馬的力量。

此後，他們放棄了強調集體的傳統宗教，信奉起重視個人的新宗教，推翻了最後一個能夠統一的權威而沒有形成一統的意識，他們在軍事上嚴重依賴蠻族雇傭兵，不能有力的抵抗侵略，在人數上沒有壓制性優勢，在文化上又不存在同化的優勢……宗教于是趁虛而入。

總之，在西歐，教權與王權采取合作，在鬥争中互有勝負，宗教滲透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君主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鞏固統治，甚至不得不忍受教權高于皇權的狀态，将神化王權的“神與主”這一稱号拱手相讓，賦予一個虛幻的宗教領袖。

從中世紀以後的曆史來看，民族認同和族群的凝聚力相當重要，中國早在成熟的宗教出現之前，就已經擁有早期的民族和國家意識，而當西歐的民族國家覺醒之後，基督教也迎來了沉重打擊。當然，每一種文明的發展都“自有國情在此”，我們要尊重、欣賞多元的文化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