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金文書法：鐘鼎千年，風華萬代

【編者按】銘文，指的是古人在青銅禮器上加鑄銘文以記鑄造該器的原由、所紀念或祭祀的人物等。中國古代的商周時期，是中國青銅器極為發達的年代，在這兩個時代，誕生了諸多著名的青銅器。與此同時，青銅器上的銘文也不再僅僅用于紀錄，還衍生出了豐富的書法藝術内涵。

壹

文字的發明，是人類步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符号

中華民族與世界上許多古國一樣，很早以前就創造發明了文字。關于漢字起源，從近年考古發現的實物資料考察，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陶器上，已經有了刻畫符号，這些符号雖簡單，但從總體分析，它們反映了漢字萌芽階段的多層次的表象，有的結構甚至很進步了，為以後漢字的完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司母戊方鼎銘文

我國曆史進入商周青銅時代以後，文字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升華。商周時代發現最多的是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金文則是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因商周時代把銅稱“金”，所以後人就将銅器上的文字稱為“金文”。古人又稱“鐘鼎文”或“彜器款識”的，款是鑄在銅器上凹入的陰文，識為鼓起的陽文，現在許多人又稱它為“青銅器銘文”。金文内容豐富，保存了大量商周時代的重要史料，主要有祭典、訓诰、征伐紀功、賞賜策命、契約盟誓，等等。

司母戊方鼎，商代晚期，公元前12世紀末，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金文的字體構造，完全可以用古代造字方法的“六書”來解釋，按照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所雲，六書即象形、指示、會意、形聲、轉注、假借。金文字體稱作大篆。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因而又稱大篆為籀文。大篆早于秦代的小篆，是漢字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金文書體豐富多彩，優美喜人，有着極強的藝術魅力，是今天研習書法藝術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相當重要的價值。

貳

金文的出現約在殷商前期（約公元前16世紀-前14世紀），但這時僅僅是萌芽，河南鄭州白家莊出土的銅罍的頸上有三個龜形圖案，即象形字的表徵。傳世的“亘”銘銅鬲（該器今存中國國家博物館），雙線筆畫勾出文字，稚樸和諧。以上之例，均屬族徽文字。

大盂鼎，西周前期，公元前10世紀初，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文化的發展有其繼承性和連續性。殷商後期（約公元前14世紀-前11世紀）金文，除有古樸自然的圖形文字（又可稱圖畫文字）外，與甲骨文一樣，又出現了許多形聲字，表明它沖破和超越了象形與會意字的局限性，使漢字的創造更加方便、豐富和實用。一件銅器上，不單純有幾個字了，有些較長的内容，可達到四、五十字。這時金文書體雄勁有力，宏放恣肆，常作首尾尖，中間粗的“波磔體”。有名重器“司母戊”鼎和近年新出土的“司母辛”鼎上的銘文，“司母戊”“司母辛”幾個字宏偉雄健，凝重有力，不失為商代後期金文典型代表作品。其（銘）所作3件銅卣是目前所見殷商後期重要長篇金文之一，書體秀麗古樸，安陽後崗出土的戍嗣子鼎銘，筆勢優美灑脫，遒勁有力。小臣缶方鼎銘、宰甫卣銘，特别注意到金文章法的排列，行款整齊。毓祖丁卣書體，雖顯急就草率，但高古自然，新穎獨特。

司母辛鼎及銘文

叁

西周時代由于對禮樂的加強，對青銅器更加重視。各級貴族将大事“書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盤盂”（《墨子·非命》）。以“紀功”“稱揚先祖之美”。傳世與近年出土的西周青銅器，許多均具長篇文字，最長的金文，現藏台灣的宣王時代的毛公鼎497字，相當于《尚書》一篇。這時的金文不但有着重要史料價值，同時許多也是書法藝術的佳作。

大盂鼎銘，金文，19行291字。

1976年，陝西臨潼發現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内容簡潔地說明伐商這一曆史事件，字體仍沿襲商後期的波磔體，雄偉有力。4行，32字，行款整齊，豎行每行8字。聞名遐迩之重器周康王時的大盂鼎，腹内壁鑄銘291字，不但其内容相當于《尚書·酒诰》，而且書法藝術也極高超，字體凝重蒼勁、雄渾偉麗，書家字字認真，絲毫無苟且之作風。超卓的書法，不但是西周前期金文的典型作品，而且也是金文中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

史牆盤銘文

1975年，陝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匜，金文字體诘奇，纖細妩媚。史牆盤内底銘文284字，用言簡意赅的語句，記載了周初文、武、成、康、昭、穆各王的功業。銘文行款舒展，字體高古典美。清道光山西寶雞出土的，今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虢季子白盤，是目前所見最大的青銅盤，盤内底有金文111字，記器主虢季子白率領軍隊與少數族猃狁之戰。虢盤銘文書法，結體圓潤靈秀，亮麗優美，昭示出小篆韻味，開辟了大篆向小篆發展演變的先導。更值得一提的是，銘文有韻，讀起來朗朗上口，铿锵有力。

與虢盤接近的書體，是師虎簋銘，該書體清秀柔和。西周後期金文書法，趨于嚴謹精到，達到了書法與鑄造術空前成熟的水平。字的豎筆常呈上下等粗的柱狀，稱為“玉柱體”。為了使每字大小均勻和橫行、豎行整齊，有的還采用方格，再在方格内填字。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小克鼎和近年在陝西出土的周厲王簋銘文書法就具玉柱體風格。大克鼎和1978年陝西扶風出土的鐘等器物上則将銘文填在網格内，使銘文整體格外整齊均勻，每字也清晰鮮明。還應說到的是，現存在台灣的西周後期人盤，盤内金文375字，其字體方正有力，在金文中獨具特點，為書家所重視。

史牆盤

肆

東周（包括春秋、戰國，約公元前8世紀-前3世紀）時代金文，書法上豐富多彩，變化多端。這是因為商周時代王室王臣鑄器多，而進入東周以後則各諸侯國普遍鑄造青銅器，不僅晉、齊、秦、楚、吳、越等大國鑄器，即使一些小國如：紀、黃、鄧等國也鑄造青銅器。各諸侯國文化共性雖是主要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各自的個性，在金文書藝上也不例外。

春秋金文有作瘦體的，如河南淅川出土的王子午鼎銘、安徽壽縣出土的吳王光鑒銘，這種瘦體書法，除筆畫較細外，其主要特征是每字結體修長，長度大于寬度，顯得銘文整體清秀旖旎。有的金文字作肥體，如傳世的魯大司徒鋪、山東黃縣出土的㠱伯盨。這些肥體字，如魯大司徒鋪銘，更顯蒼勁有力。有的器物書法，還有意模仿商周時代的波磔體，在求工基礎上，加強字體的裝飾和風采，如武漢市文物商店收藏的蔡太史钴（金 和，此字無法打出）銘、山東出土的陳侯方壺銘，等等。但它們較真正商周波磔體要滞澀許多了。秦公簋銘文，據學者研究，已用活字模型，分字連續印制。字體大而方正，鮮明自如，有着濃郁的大篆風格。在晉國銅器中，如智君子鑒，少虞劍銘，還出現了稱為“蝌蚪”的字體，這種字體細分析實際上是波磔體的一種變化，是将筆畫的首尾尖，變成僅一頭尖，因而形似蝌蚪”。

吳王光鑒銘文

最值得稱道的一種書體是江淮一帶的鳥蟲書，主要流行在吳、越、蔡、楚等國。鳥蟲書的特點是，将文字上加以圖繪成盤旋曲折的鳥蟲形，實際上就是一種美術字。大多飾在鋒利精美的武器劍、戈上。近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劍，劍身滿飾菱形格紋，劍格兩面以藍色琉璃鑲嵌花紋。劍身靠近劍格處有“越王鸠（句）淺（踐）自作用劍”八字鳥篆銘文。字體精緻典麗，優雅玲珑，是鳥蟲書中的代表作品。

越王勾踐劍銘文

春秋時由于青銅制作工藝錯金術的發展，這時不少青銅容器和武器上，常見有錯金書，前舉的少虞劍即如此。1980年，湖北江陵馬山出土的吳王夫差矛上，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晉國栾書缶和今藏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的晉器子作弄鳥，均有富麗靈秀的錯金銘文。青銅器上的錯金字大大増強了文字的瑰麗感，使文字更加熠熠奪目，亮麗鮮明。

曾侯乙鼎及銘文

戰國金文内容，一般較為簡略，常在容器和武器上“物勒工名”，在青銅制品上記制造機構、職官名和生産者的名字，等等。有的還記載器物的重量和容量。器物上多刻銘，因而在書體風格上顯得瘦硬呆闆。但并非均如此，安徽壽縣丘家花園出土的錯銀卧牛，腹下的“太膺之器”4字，湖北随縣曾侯乙鼎的銘文，等等，字的筆畫則圓轉靈活。這時大量兵器上的刻銘，許多都極潦草急就，字的結構簡省或變化也常見。

中山王方壺銘文

戰國時南方有的地區，還仍沿襲着“鳥蟲書”，說明這一傑出的書法藝術其生命力之旺盛。近年在河南洛陽一座戰國古墓内發現的“戊王者旨子旸”矛，其上金文即錯金鳥篆書。戰國時代難以見到銅器上的長篇銘文了，但1974年河北平山戰國中山王墓出土的器物上，打破了世人傳統的看法，有的器物上甚至有幾百字的金文，如中山王鼎469字，中山王壺450字。器物銘文布滿器身，文字排列均勻整齊，刀法娴熟。從書體特點看，每字豎筆常常引長下垂，尾端尖銳，其書體與魏晉印章和魏正始石經上的稱作“懸針篆”的書法相若，應是懸針篆書法的先聲。中山王器書法是先秦書法藝苑中的撷英。

中山王鼎銘文

秦漢時代的金文書體，一改大篆為小篆和隸書。

綜上所論，商周金文内涵博深，卓越璀璨，不但是研究曆史和漢字發展演變的資料，而且也呈現出書法藝術之美，在鑒賞和研習中可以使人爽心悅目，陶冶情操，得到無窮的興味。(本文作者杜迺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故宮博物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