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的人生經曆就如同過山車——起起伏伏、落差極大還速度飛快。他被貶谪到惠州,官職從知州降為了節度副使,官級由正四品降至正八品,落差不可謂不大。
然而,就是身在偏遠鄉鎮的這麼一個毫無實權的小官,依然讓身在京城裡的高官忌憚不已,非要再度貶谪蘇轼。
被發配至嶺南的蘇轼是戴罪之身,到惠州算是來進行“改造”的,不可能安排他住什麼正規官邸。因此,當他初到惠州,在當地的高級驿館“合江樓”裡稍事休整了半個月後,便被安排到了嘉祐寺裡居住。
但惠州的太守詹範非常欣賞蘇轼的才華和品德,得知蘇轼在嘉祐寺裡過得十分清貧時,特别邀請他再次入住合江樓,并且時不時給他一些生活上的支持。在合江樓的日子自然是舒适而暢快的,蘇轼忍不住要寫詩讴歌一下他當時的生活狀态:
海上蔥昽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
蓬萊方丈應不遠,肯為蘇子浮江來。
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
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
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
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
這首《寓居合江樓》十分符合蘇轼當時的心境,生活美好得有種如在夢境般的不真實感。畢竟以他當時“罪臣”的身份,入住有如“國賓館”級别的合江樓,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違背情理的事情。因此,蘇轼住在這裡,雖然心情開闊愉悅,卻也有一絲絲愧疚,很是矛盾。不過這種愁緒,随着他手中的一杯“羅浮春”酒,都煙消雲散了。
惠州離京城山長水遠,如果蘇轼就這麼不問世事地閑居下去,或者就不會有後面那麼多波折了。但蘇轼注定閑不住,即使他手裡沒有一點實權,卻還是處處關心地方百姓的疾苦。博羅發生大火災,蘇轼四處奔走,督促官府維持市場秩序,管好物價,不準強奪民脂民膏。廣州發生瘟疫,蘇轼将自己在杭州處理疫情的經驗傳授給廣州太守,并協助解決醫院建設、水源引入、孤兒院開辦等事項。
蘇轼的這一番操作,又成功引起京城朝堂裡敵對勢力的注意,宰相章惇得知蘇轼在惠州的日子過得如此自在,實在是無法忍受,便勒令惠州太守詹範把蘇轼從合江樓趕出去,并且警告他不要與蘇轼“同流合污”。不得已,詹範隻能讓蘇轼再度住進了嘉祐寺。
二、蘇轼随遇而安,田園詩裡的生活惬意無比
數經大起大落的蘇轼自然不會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富貴生活他安然享受,貧苦日子他也能怡然自得。
在嘉祐寺裡,蘇轼過起了田園生活。他向當地朋友借了一小塊地種菜,雖然面積不足半畝,但産量足夠他和家人全年食用了。有時候,蘇轼喝酒到深夜,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解酒,便到菜地裡摘幾棵菜煮來吃,這些菜土生土長,在自然條件下栽培出來非常有風味,口感鮮美甚至可以媲美肉食。為此,蘇轼還專門寫了一首詩《撷菜》來歌頌自己的這塊菜地: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
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這首詩寥寥幾句,卻把一個欣欣向榮的菜園描繪得意趣盎然,“蘆菔生兒芥有孫”一句生動體現了蘇轼對菜園裡的感情,這些蔬果都是他自己親手栽培,看着它們茁壯成長,心中很是得意和滿足。另外,這個菜園解決了他們一家生活溫飽問題,蘇轼心中更是滿懷感激。
打理并欣賞菜園是蘇轼這個時期的主要樂趣之一,好天氣時在菜園裡耕作,他的心情自然舒暢,而雨後遊菜園又是别有一番情趣。這在蘇轼的一首《雨後行菜圃》詩中體現得淋漓盡緻: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
平明江路濕,并岸飛兩槳。
天公真富有,膏乳瀉黃壤。
霜根一蕃滋,風葉漸俯仰。
未任筐筥載,已作杯案想。
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飨。
小摘飯山僧,清安寄真賞。
芥藍如菌蕈,脆美牙頰響。
白菘類羔豚,冒土出蹯掌。
誰能視火候,小竈當自養。
雨後的菜園裡更是一片生機勃勃,青翠的瓜果帶着雨露讓人格外的憐愛,作為資深吃貨的蘇轼看着這些鮮嫩的食材,心中早已在盤算着怎樣烹煮了,喜不自勝的感情洋溢在字裡行間,并且空氣中似乎飄蕩着一縷誘人的飯菜香氣,讓人看了都忍不住要吞口水。
這時,朝廷下诏赦免之前被降職的官員,但蘇轼偏偏不在赦免之列。感覺到自己調回北方的希望渺茫,蘇轼卻也不在意,反倒打算起在嶺南養老的籌劃。
蘇轼在白鶴峰買了一塊地,當地的朋友知道後,都來幫他搭建房屋。新房子與林行婆和翟秀才毗鄰,鄰裡間關系十分融洽,經常互相關照。林行婆家裡以售賣自釀酒為生,這正合了嗜酒如命的蘇轼的意,他經常到林行婆家沽酒,偶爾沒有現錢賒賬,林行婆也不計較。這種和睦而安逸的日子,蘇轼提筆記錄下來: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
連娟缺月黃昏後,缥缈新居紫翠間。
擊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
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舂自往還。
這首詩述說了蘇轼知道自己北歸中原的希望已經破滅,在嶺南的一個小村落裡修建了新房定居下來的情形,他心中雖然有一丢丢的失落,但詩詞間卻流露出對左鄰右裡質樸感情的眷戀和贊美,讓人内心倍感溫暖。
三、蘇轼描寫閑适生活的詩詞,引發朝中敵對高官的嫉恨
蘇轼在惠州過得十分舒暢,雖然貧窮,但好在沒有什麼壓力,遠離了官場的争鬥,他的生活充滿了詩和遠方。而且,他的大兒子蘇邁和二兒子蘇迨,都紛紛攜家帶口地來惠州跟他團聚,一大家子其樂融融,這種日子好不惬意。
這種詩情畫意的氛圍,作為大文豪的蘇轼怎麼可能不用自己的才情歌頌一番,于是精妙詩句一首接着一首地湧現出來。其中有幾首在當時被人廣為流傳,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其一:
南嶺過雲開紫翠,北江飛雨送凄涼。
酒醒夢回春盡日,閉門隐幾坐燒香。
其二:
門外橘花猶的皪,牆頭荔子已斓斑。
樹暗草深人靜處,卷簾欹枕卧看山。
還有一首《縱筆》: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這三首詩可以說是同一類型的,有點類似小女子的閨閣詩,借景吟情,幾許哀怨幾許愁腸,但總的大基調無外乎三個字“閑得慌”!一般寫這種幽怨詩的人,大抵生活上已經比較滿足,沒有太多瑣事需要操心,于是将自己大部分都情感都寄托在悲春傷秋這些閑極無聊的事情上,這也是蘇轼當時生活狀态的真實寫照。
或者這種恬淡寫意、與世無争的生活正是常年在名利場中打滾人所向往的,蘇轼的這些詩詞一面世,便在民間廣為流傳,甚至飄進了京城高高的宮闱裡。
讀着蘇轼閑情逸緻的詩詞,章惇恨得牙癢癢地。章惇原本以為将蘇轼貶谪到了南蠻之地,貧困的生活會徹底摧毀這個政敵,沒想到他卻過得很逍遙自在,這使得章惇心中嫉恨不已。
于是,章惇又奏請皇上下了一紙诏書,将蘇轼再次貶谪到了生活更為艱辛的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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