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鎮的酒店格局，和别處不同：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台，櫃裡面放着碩大的啤酒桶，桶上裝有水龍頭，可以随時倒啤酒。

做工的人，晌午傍晚散了工，三三倆倆地聚一桌，每每花上百來塊，一條魚，一盤肉，再加上幾碟小菜，熱熱地吃了休息。

倘若肯花上五塊錢，買一大碗酒，就着飯菜喝下去，打個飽嗝，空氣中都有麥芽的香味，甭提有多滿足。

現在的小工一天兩百塊，大師傅能拿到三五百，許多人每頓都要喝上兩大碗酒。

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鹹亨酒店裡當夥計，老闆娘說我樣子太傻，就在外面做點跑腿的事罷。

雖然沒什麼失職，但總覺得有點單調和無聊。老闆娘一股潑辣勁，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隻有老包到店，才可以笑幾聲。

老包是個老師，身材高大，神色疲倦，鼻子上的眼鏡片每年都要厚一圈，牛仔褲洗得發白，腳上的運動鞋大約是五六年前的款式，破舊的公文包鼓鼓囊囊，裝的都是作業和試卷。

聽人背地裡談論，老包曾經是村裡唯一的大學生，不知道怎生淪落到這般光景。旁人問起名字，他一概不應答。

據說除了教書，他還要下鄉扶貧、控綴保學、入戶走訪、信息錄入、防艾宣傳、文明創建、雙高雙普、稭稈焚燒、防止溺水、關注App、做各種調查、造各種檔案、填各種資料，迎各種檢查……仿佛無所不能無所不包，我們便把他喚作“老包”。

做工的人對老包有點敬畏，因為他是讀過大學的人。但又對他有些輕視，他們的收入是老包兩倍。

倘若有長舌婦說什麼“老師一天上兩節課，紅包收到手軟，補課一年買套房”，他們照例是要哄笑一番的。

老包是戴着眼鏡喝酒不點葷菜的唯一的人。

老包一到店，所有人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老包，聽說你又犯事了！”他不回答，對櫃裡說，“一碗酒，一盤青椒豆腐”。

有人故意高聲嚷道，“你一定又體罰學生了！”老包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

“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賠何家三萬塊，因為打了孩子一戒尺。”

老包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争辯道，“用戒尺不能算體罰！……何家小子抽煙，老師教育學生，能算體罰麼？”

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什麼“成才先成人”之類，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店内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老包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複了原，旁人便又問道，“老包，你當真讀過大學麼？”老包看着問他的人，隻是不說話。

他們便接着說道，“你怎的連套房都買不起呢？”

老包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了一層灰色，嘴裡說些話；這回可全都是“教師收入不低于公務員”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衆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内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老包就是這樣地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别人也覺得無所謂，反正想當老師的大有人在。連鎮子東方那個辦培訓班的賴皮俞，都覺得自己比老包要教得好。

有一天，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老闆娘正在慢慢地結賬，取下粉闆，忽然說，“老包長久沒有來了。我一個月都買不了幾次豆腐了！”我才也覺得他的确長久沒有來了。

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被開除了呢。”

老闆娘說，“哦！”

“他總仍舊去管教學生。這一回，是自己發昏，丁家兒子夥同别人欺淩同學，他竟然拿笤帚抽打。丁家的孩子，能管教得麼？”

“後來怎麼樣？”

“怎麼樣？先登門道歉，接着停職反省，再就是通報批評。”

“後來呢？”

“後來丁家仍然不滿意，學校索性把他開除了事。”

“開除了怎樣呢？”

“怎樣？……誰曉得？許是流浪去了，他不當老師，還能做什麼？”

旁邊一個人接話，“是啊，他那樣的傻子，真是讀書讀傻了罷。丁家豈是好惹，孩子讀幼兒園告幼兒園，讀小學告小學，聽說有個親戚是記者，連教育局都怕他們三分哩。”

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地算她的賬。

冬天來了，北風一天涼過一天，我裹緊衣服，靠在火爐邊，昏昏欲睡。

大家漸漸忘了老包。老包讓人快活，但沒有他，日子也照樣過。

直到某天中午，大約是“大雪”前後，一個從外面打工的人回來，神神秘秘地說道，“你們知道嗎？老包去了沿海一所私立學校，年薪二十萬，足足是他以前四五倍哩。那裡的家長挺客氣，還送了他一根戒尺，說什麼孩子不聽話隻管打。”

一個人立馬跳将出來，痛心疾首地說：“外面人怎能這麼頑固不化？孩子要用愛心去感化，沒有教不好的學生，隻有不會教的老師。用戒尺來管教學生，都是老師無能的表現。”

幾個人大聲叫好，“如果有老師敢打罵我孩子，我定要叫他傾家蕩産，生不如死。孩子長大後自然會懂事，隻有被愛包裹的孩子，才能健康地成長。”

大家照例又是哄笑一番，店内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不遠處幾個學生在抽煙喝酒鬥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