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孫海洋夫婦帶着兒子孫卓自駕800多公裡來到山東省聊城市陽谷縣。在湖北老家經曆短暫團聚後，他們把被拐14年的孫卓送回養父母家，繼續上學。

孫卓和家人的重逢，與陽谷縣另一被拐少年符建濤不無關系。今年9月，18歲的符建濤通過警方DNA比對成功認親。他記得4歲被拐的經曆，并指認出孫卓被拐時的監控視頻中疑犯吳某龍正是其“三叔”。

在吳某龍老家，村民們對他印象很少，隻知道他從小習武，沒讀過幾年書，十幾歲就去外地“看大門”，極少回老家。新京報記者了解到，吳某龍作案後一直生活在廣東，并在當地入贅，育有一兒一女。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兩個被吳某龍拐騙的少年的戶籍地址都很蹊跷：孫卓的戶口落在黑龍江某市；符建濤的戶口落在聊城陽谷縣牛吳村一戶吳姓人家住址，戶主已經去世十幾年，沒有後代，房屋早已成為一片廢墟。該戶主的一位親戚告訴記者，已故戶主不認識符建濤，更不知道符建濤的戶口落在了017号。

兩個被拐的孩子，是如何在身份不明的情況下落戶的？這起拐賣案背後，仍有重重問題待解。

12月10日，清晨的牛吳村。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被拐走的兩個男孩

2007年10月9日，在深圳一家商場當保安的吳某龍通過糖果和玩具車拐走了三歲半的孫卓。幾天前，湖北人孫海洋和妻子來到深圳，在白石洲開起了一家包子店，他才把兒子孫卓接到身邊上幼兒園沒多久。

據央視新聞援引警方消息稱，吳某龍發現，孫海洋的兒子孫卓經常獨自一人在路邊玩耍，于是就産生了拐賣孫卓的念頭。

孫卓走失六天後，孫海洋從附近的監控視頻中發現，穿白色襯衣黑色西褲的吳某龍身後跟着的，正是蹦蹦跳跳的孫卓，他們消失在路口左邊的拐角。

兩個多月後，彭冬英的孩子也被吳某龍盯上。彭冬英一家住在距離白石洲5.5公裡的蛇口，小兒子符建濤就讀于深圳市第四幼兒園，吳某龍經常牽一隻小狗，引誘符建濤去逗小狗。

符建濤至今仍保留着4歲時的記憶：他從小喜歡小動物，吳某龍便牽了條小狗去和他套近乎。他記得吳某龍提出要帶他去外面看更多的小狗，他同意了，由吳某龍背着自己翻出了牆外。

一位知情人告訴新京報記者，兩個孩子從深圳被拐到了一千多公裡外的山東聊城陽谷縣，一前一後來到過吳某龍二哥吳某玉家。符建濤留在吳某玉家長大，孫卓被送到了國莊村國某立家。

國莊村是陽谷縣下轄的另一個村，“國”在本地方言裡讀guī。國莊村盛産粉條，是一個有着100多年粉條生産曆史的專業村，全村年産粉條120餘萬斤。國姓是個稀有姓氏，在國莊村卻是大姓。

2017年，國某立一家買下村頭兩個相鄰的門面，開了一家百貨商店，生意普普通通，他們還會給周邊餐館配送消毒餐具。村裡的老房子常年失修，雜草有一米多高，一家人常年在門面的二層小樓裡居住。這些天，孫卓被找回的消息在村裡傳開，國某立家店鋪也大門緊閉。

據一位村民介紹說，很多當地人都有過闖關東的曆史，後來不少村民又回到了山東。他告訴新京報記者，國某立的爺爺輩就去了黑龍江，國某立從小在東北長大，并和當地人結了婚，國莊村分土地，國某立又和妻子回到了國莊村裡。

國某立和妻子李某霞先後生了兩個女兒。沒過幾年，夫妻倆領回一個小男孩。那些年兩口子經常外出，村民們以為是他們在外打工時生下的兒子，并沒有多想。

在國莊村村民看來，國某立兩口子對這個小兒子寵愛得有些過頭，“要什麼給什麼。”一位村民說，國某立的二女兒僅比孫卓大一點，但家裡好東西都盡着小兒子，國某立在街上買了什麼好吃的，都隻買給孫卓，“二閨女在一邊看着”。

李某霞稱，她當時并不知道孫卓是被拐賣的，隻是聽吳某龍說，是夫妻離異無人領養，她向新京報記者強調是“領養”。

符建濤留在了吳某玉家。對于這個小兒子的情況，吳家對外的表述也與孫卓類似。吳某玉所在村的一位村民告訴新京報記者，吳某龍最早把符建濤帶回家時，對外宣稱是自己離婚了，把兒子領回家了，由于二哥吳某玉隻有女兒沒有兒子，就把符建濤過繼給了吳某玉。符建濤改口稱吳某龍為“三叔”，村民對這個說法并沒有起疑。

12月9日，國某立家在村頭開的百貨用品店，大門緊閉。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人販子”在外打工多年

據知情者描述，拐走孫卓和符建濤的吳某龍，發際線很高，面容精瘦，眼眶凹陷。

吳某龍并非本名，他的原名叫吳某山，沒讀過幾年書，小時候練過武術。十幾歲的時候，吳某龍就南下打工，村裡人對他的印象很少，隻知道他在外地“看大門”，“一年到頭也見不到個人。”

吳某龍的老家是一個東西走向的村落，距離陽谷縣城十餘公裡。村裡以種植玉米、小麥為主，一人能分到一畝多地。這些年，随着年輕人外出打工，越來越多人搬到了縣城居住，村裡逐漸“空心化”，隻剩下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留守。

吳某龍祖祖輩輩都是村裡的莊稼人，吳家一共三個兄弟，他排行老三，上面還有兩個哥哥，大哥吳某明和二哥吳某玉。吳某明家有兩個兒子，吳某玉家生了三個女兒。

一位村民告訴新京報記者，當地重男輕女觀念嚴重，很多人認為家裡一定要有兒子，沒有兒子的家庭被認為是“絕戶”，受到排擠和歧視。按照當地習俗，辦喪事必須由男丁操辦，如果家裡沒有兒子，“連守靈上墳都沒人”。新京報記者走訪發現，當地農村對喪事很是看重，附近村裡有老人過世十周年，家人仍會搭戲台子操辦。

村裡人說，吳某玉的三個女兒都已出嫁，他和妻子也常年在廣東打工，“為了掙錢給孩子（符建濤）蓋房子、尋媳婦”，隻剩下一個耳背的老母親和符建濤留守在家裡。

知情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背井離鄉的吳某龍早年就住在深圳白石洲，他當過很多年保安，還在廣東結了婚，入贅了當地一戶人家，有了一兒一女。但他從來沒有把妻子帶回過山東老家，吳某龍的母親至今沒有見過這個兒媳婦，并且“吳某龍沒有給家裡拿過一分錢，也不負責贍養老人”。

今年“團圓”行動開展以來，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對曆年兒童失蹤被拐案事件進行全面清理，專案組于今年9月至11月期間，先後發現并确認2名山東籍男子和1名湖北籍男子，系當年被拐的符某濤、孫某和楊某弟。

發現相關線索後，專案組迅速派員赴山東、湖北開展順線追蹤、破案解救工作。在掌握相關犯罪事實和證據基礎上，公安機關成功将吳某龍等9名犯罪嫌疑人抓獲歸案。

新京報記者從可靠渠道獲悉，吳某龍落網之後供述堅稱自己偷來小孩隻是“送人”，并沒有賣錢。據了解，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符建濤戶籍地址牛吳村17号，是一所廢棄多年的房屋。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落戶地早已抛荒

兩個被拐孩子是如何改名換姓成功上戶，其中部分環節是否出現程序漏洞，相關人員是否涉及違規違紀違法問題？一系列問題引發輿論關注。

12月9日，陽谷縣公安局發布通報稱，已于第一時間成立專案組對被拐孩子戶口辦理問題展開調查，初步查明：孫卓，即孫海洋之子，現用名為國某，戶籍地在黑龍江某市。報道中涉及的另一名被拐兒童符建濤，現用姓名為吳某某，戶籍地在本縣。有關情況正在進一步調查中，凡涉及違規違紀違法問題，将嚴肅處理。

據孫海洋稱，孫卓的戶口落在了黑龍江佳木斯的一個縣城，并且年齡被改小了兩歲，今年實際年齡18歲的孫卓一直以為自己是16歲，他的學籍在山東，目前在陽谷當地一所高中讀高一。孫海洋很想盡快将孫卓的戶籍轉到深圳，把兒子接到身邊，但他現在還沒有頭緒，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這件事。

符建濤的戶籍信息則顯示是在陽谷縣牛吳村017-1号。然而新京報記者實地調查了解到，符建濤此前從未在牛吳村生活過。

公開資料顯示，牛吳村是陽谷縣下轄的一個行政村，由牛莊和吳樓兩個自然村組成村委會。牛莊和吳樓相連，牛莊的村民以張姓居多，吳樓的村民大多姓吳。

新京報記者走訪發現，當地門牌号大多年久遺失，且當地村民的戶籍地址号碼大多為“0XX”格式，未發現有“0XX-X”格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規定，“戶口登記以戶為單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處的立為一戶，以主管人為戶主。”一位戶籍民警解釋稱， “-1”意味着原來的一戶可能分成為多戶，幾戶共用17号。

而更為蹊跷的是，符建濤落戶的017号住宅已經成為一片廢墟荒地。在一間廢棄的住宅裡，記者見到了一扇被丢在院落裡的破敗房門，撥開雜草枝蔓，上面挂着“吳樓村17号”的老舊門牌，據村民說，這裡正是合并後的牛吳村017号。

當地一位村民告訴新京報記者，這戶民宅原是自己親戚家的房子，戶主姓吳，老兩口已經去世十幾年，如果他們還健在，應該有八九十歲的年紀了，夫妻倆膝下無兒無女，沒人打理的房子也就荒廢了。

該吳姓村民稱，她和亡故的親戚都不認識符建濤，也從未聽過吳某玉和吳某龍，更不知道已經荒廢的017号下還挂靠着一個不認識的人的戶口。

牛吳村17号院裡保留着老舊的門牌号，合并行政村之前這裡叫做吳樓村。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牛吳村前任村書記張建忠告訴新京報記者，他曾在12月8日晚接受當地公安機關詢問戶口事宜，公安機關出具了他任期内的蓋着牛吳村村委會公章的落戶介紹信讓其辨認。他感到非常震驚疑惑，他說介紹信上的手寫字并非自己的字迹，他也從來不知道這封介紹信的存在，“連稿紙都不是咱們村的稿紙。”

張建忠說，介紹信上蓋的公章的确是牛吳村村委會的公章，平時公章歸他和村裡的老會計管理，如今老會計已經去世多年，但他很确定，“字迹也不是老會計的字迹。”

12月13日，針對此案，陽谷縣公安局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案件正在調查中，具體内容暫不便透露。

符建濤的戶口地址為何會出現在一個去世多年且絕戶的人家，目前仍沒有一個答案。

正在堵上的漏洞

具有多年打拐經驗的志願者上官正義介紹，對于被拐賣的來路不明的孩子，社會上流傳着多種洗白身份的手段，從而讓他們改名換姓擁有新的身份。以前最常見的就是買賣戶口和出生證明。

上官正義舉例說，販賣戶口就是某些非法中介人員和個别戶籍管理人員“合作”，不需要提供任何證件和資料，隻提供孩子的基本信息。很多買家之所以買孩子就是為了“傳承香火”，因此，他們會讓戶籍管理人員尋找同姓的戶主，将孩子的戶口“挂靠”到其名下，但戶主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名下多出一個孩子。

一位參與打拐多年的戶籍民警告訴新京報記者，符建濤的戶口落在一個從未生活過的村莊，屬于典型的“空挂戶”。所謂空挂戶是上世紀90年代買賣戶口的一個現象，有人花錢買城市戶口，但在當地并沒有住房和可以落戶的地方，戶籍管理人員就編一個虛假地址，将其戶口落在那個地址上。

此外，出生醫學證明往往也是拐賣鍊條上容易“失守”的一環。根據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新生兒出生後，申領的出生醫學證明是孩子身份的唯一證明，且出生證是申報戶籍的重要憑證。新京報記者從可靠渠道獲悉，符建濤的出生醫學證明系外省一家醫院開具。

符建濤的戶籍地址與當地村民的戶籍地址對比。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上官正義說，非法中介拉攏醫院内部人員“合作”販賣出生證也是洗白方式之一，買家提供父母和孩子的基本信息，利用管理漏洞，醫院為孩子提供出生證明，每份售價在幾千至10萬元不等，這其中既有公立醫院，也有私營醫院。

2016年，上官正義調查發現福建省有人購買孩子後憑借非法獲得的出生證明上戶，其中相當一部分出生證來自河南商丘市婦幼保健院，共有4885份。該案十年未破，近日已由商丘市副市長牽頭部署要求徹查。

一位多年從事戶籍管理的民警告訴新京報記者，根據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新生兒出生落戶需要向公安機關提交父母雙方的戶口簿、身份證、結婚證以及出生醫學證明，早些年管理不太嚴格，存在審核不嚴的情況。

至于孫卓的戶口為何會落在黑龍江，前述戶籍民警分析認為，這也許與孫卓“養父母”早年在黑龍江的經曆有關，以前全國戶籍沒有聯網，的确存在“收養”的父母有兩個戶口的情況，被拐來的孩子會被帶到養父母另一個戶口地落戶。另一種可能的情況則是，養父母的戶口沒有問題，他們通過購買戶口或其他方式在異地非法上戶。但随着全國戶籍信息聯網與公安内部整頓，這種情況近年來已經相當少見。

另一位南方某地的戶籍民警告訴新京報記者，如今他所在的城市針對沒有醫學出生證明的孩子，比如棄養、收養的情況，需要民警實地走訪，完成筆錄。收養者和孩子拍照存檔，對情況進行公告，并且還需要采血錄入DNA數據庫，從而杜絕非法上戶口的情況。

新京報記者 李照 黃啟鵬（新京報記者楊東昊、李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編輯 袁國禮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