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西遊記》是我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關于《西遊記》的作者一直衆說紛纭，大緻算下來，至少有吳承恩、李春芳、陳元之、全真道士等六種之多。

當然，學界一般認為《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這種觀點最先由清代學者吳玉搢在《山陽志遺》中提出，随後阮葵生、丁晏響應。根據清人的線索，魯迅查找多方資料，從天啟年間的《淮安府志》找到有關記載，并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中進行了肯定。當時胡适正在進行《西遊記》的研究，在其後的《西遊記考證》中，胡适也持此觀點，并對魯迅考證有關資料進行了轉錄，“天啟《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又同書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卷；《春秋列傳序》《西遊記》。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與《天啟志》悉同。”兩位大師肯定後，“吳承恩說”逐步得到了世人的認可，遂成為認識主流。

其實，除了“吳承恩說”外，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内，人們認為西遊記的作者是元朝的道士丘長春做的。

丘長春即丘處機，道号長春子，是道教全真道掌教。自元末明初學者陶宗儀在《辍耕錄·丘真人》中将《西遊記》歸于丘處機名下後，清初道士汪象旭以及陳士斌、張書紳等學者都持此說，“丘處機說”在清時成為主流。

據《元史》記載，1219年冬，成吉思汗遣侍臣傳旨，敦請丘處機赴西域相見。丘處機欣然接受，次年正月，丘處機率領門徒十八人從山東萊州啟程，曆時兩年零四個月，行程萬餘裡，到達雪山行宮與成吉思汗論道。1221年春，丘處機等人東還。後來，丘處機的弟子李志常将丘處機的這段經曆寫成《長春真人西遊記》。最初，《長春真人西遊記》隻是内部流傳，名氣并不是很大，到了清代時才開始廣為人知。

這裡面其實有個過渡，那就是在明朝。在明朝版本的《西遊記》中，人們将《長春真人西遊記》寫的序放在了最前面，于是這兩個西遊故事便有了交融，到了最後人們難分彼此。

其實，這種說法隻有西遊之名，而無西遊之實。首先，《長春真人西遊記》側重于遊記，主要講述所經山川道裡及沿途所見風俗人情；其次，西遊記中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而且注入了現實社會的人情世态，丘處機是道家人，如何才能融合，想必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即便是融合，也多有後人托詞之嫌。

《西遊記》的作者之所以說法衆多，主要是明刊百回本《西遊記》均無作者署名，即便是最早的金陵世德堂本也隻有“華陽洞天主人校”而已。如此，才給後人考證《西遊記》作者提供了發揮的空間。

盡管《西遊記》的作者存在争議，但并不妨礙這是一部偉大的小說，更不能否認他對後世的巨大影響。畢竟，對于普羅大衆來說，相對于考證作者，小說本身才是魅力無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