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愛情處于極為尴尬的境地。“關關雎鸠，在河之洲。”《詩經》中尚有較多描寫自由戀愛的詩歌，但從儒家推崇忠孝之道開始，古人的愛情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綁架，淪為封建社會家長制的犧牲品。從梁祝、焦仲卿與劉蘭芝、牛郎織女、陸遊與唐琬等愛情故 事，直至元朝以來的愛情戲劇，無不如此。

鄭光祖的《倩女離魂》以浪漫主義手法歌頌了倩女對愛情的勇敢追求，但整部作品卻處處籠罩着封建社會的陰霾。作者試圖通過塑造一個義無反顧追求愛情的女性形象來歌頌愛情的偉大，卻處處受到封建禮教和社會現實的桎梏。

因而這部作品對封建社會的反叛并不純粹，在反叛中蘊含對封建禮教的認同與順從，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小說的浪漫主義在帶給人們憧憬和希望的同時，亦暴露出封建社會的殘酷現實。分析該作品，并與古代其他愛情故事對比，探究古代愛情故事的時 代烙印。

古代人的愛情處于極為尴尬的境地。

鄭光祖的《倩女離魂》以浪漫主義手法歌頌了倩女對愛情的勇敢追求，但整部作品卻處處籠罩着封建社會的陰霾。作者試圖通過塑造一個義無反顧追求愛情的女性形象來歌頌愛情的偉大，卻處處受到封建禮教和社會現實的桎梏。

因而這部作品對封建社會的反叛并不純粹，在反叛中蘊含對封建禮教的認同與順從，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

小說的浪漫主義在帶給人們憧憬和希望的同時，亦暴露出封建社會的殘酷現實。分析該作品，并與古代其他愛情故事對比，探究古代愛情故事的時 代烙印。

王文舉和倩女是指腹為婚，得到了“父母之命”的許可，符合封建社會的禮教規範，不該再有阻礙。但王文舉去拜見李氏時，李氏卻“繡房中請出小姐來，拜哥哥者”。王文舉問他“拜哥哥”的原因，李氏說：“俺家三輩兒不招白衣秀士。想你學成滿腹文章，未曾進取功名。你如今上京師，但得一官半職，回來成此親事，有何不可？”

要求王文舉考取官職體現了封建家長常有的矛盾心理。“老身也曾數次寄書去”，說明李氏有意促成這門親事。至于“拜哥哥”和要求王文舉考取官職則是出于愛護女兒的考慮。李氏希望以此激勵王文舉，讓其考取一官半職，讓女兒婚後過得更好。

另一方面，亦可能因為王文舉“不幸父母雙亡”。王父為“同知”，曾是官宦之家。但父母雙亡後的王文舉一無所有，李氏可能因此悔婚。

“父母之命”的弊端在于父母意願和子女意願的矛盾。父母希望女兒嫁給功名富貴之人，女兒則追求真正的愛情。李氏要求王文舉考取官職，倩女卻對王文舉說：“你若不中呵，妾身荊钗裙布，願同甘苦”。李氏表面上為女兒考慮，事實上卻成了女兒愛情的扼殺者。

在古代，考取官職并非易事。曆代讀書人，即使是大詩人或大文學家，亦有屢試不第的案例。《儒林外史》中“周進撞闆”“範進發瘋”等情節真實地表現出科舉之難。

假如王文舉落第，李氏還會不會把女兒嫁給他，難以預料。從李氏重視功名和為女兒終身考慮這兩點來看，她很難将女兒嫁給一個沒有功名的窮書生。

因此，古代的愛情故事中，除門當戶對的婚姻外，父母意願與子女意願的沖突是一大主題。其根源在于“父母之命”的封建教條。

《孔雀東南飛》的焦仲卿與劉蘭芝一個“自挂東南枝”，一個“舉身赴清池”，是因為焦母“吾意久懷忿”；梁祝的愛情之所以成為悲劇，是因為祝英台被迫另字馬氏；牛郎織女因王母而被銀河阻隔；陸遊的妻子唐琬是被陸遊母親趕出家門；

《西廂記》的主要戲劇沖突即老夫人與莺莺、張生、紅娘的對抗；《牡丹亭》的杜麗娘之所以因相思而死，其原因除了程朱理學對女性的禁锢，亦有父親杜寶對女兒感情需求的忽視：“女兒點點年紀，知道個什麼呢？”（《牡丹亭》第十六出《诘病》）；《紅樓夢》的愛情悲劇同樣源于賈母和王熙鳳的幹涉。王熙鳳說：“依我想，這件事隻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

《倩女離魂》的愛情故事源于“指腹為婚”，并以“考取官職”構建主體情節。兩者均為作品對“父母之命”的封建禮教的順從。從儒家“忠孝之道”引申而出的“父母之命”教條，成為愛情産生和發展的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