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中國的人口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短短六十年的時間裡，人口數量增加了一倍，到了乾隆晚年，數量已經突破三億人。或許這個數字放在今天不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可是在封建小農經濟時代，三億人就是三億張嘴，要養活這麼多人，顯然是無法想象的。

乾隆皇帝批閱奏疏

​提到吃飯問題，最繞不開的就是糧食産量和糧食儲備。那麼，乾隆時期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一，糧食産量

封建社會曆朝曆代都沒有留下過全國糧食産量的數目，主要是當時的統計手段有限，無法得到确切的數字。不過，我們可以從全國耕地面積來進行一個大緻的估算。而關于耕地面積方面，留下的史料還是很豐富的，乾隆時期這個數字在大約在10.5億畝。

不少專家學者對清代糧食的單位面積産量作了深入的研究，大體來說，江南省份單位面積産量高，而耕地面積小；華北等省份單位面積産量小，而耕地面積大。

如江浙為高産地區，據蘇州織造李煦向康熙彙報的情況來看，蘇州、揚州的畝産量可達到四石（每石120市斤），雙季稻畝産量可高達五六石。但需要說明的是，這是條件較好的實驗田，一般農家達不到這個标準。

在《欽定授時通考》中也有記載，說“江南水田，畝多二三石，次一二石”。方苞說：南京的土地一般畝産三石，但也有更高的。南方其他省區，農業種植條件較江浙稍差，以江西為例，中田三石，下田二石。

清代的糧倉

​南方種植多以稻米為主，品種較為單一，估測起來比較容易。而北方多種雜糧，有麥、豆、谷子、高粱、玉米、甘薯，品種不一，産量懸殊，因此估算較難。以河南為例，上田畝産兩石，下田畝産不及一石，少的隻有三四鬥。至于高寒地、鹽堿地，其産量更低，估計全國這類低産地不在少數。

如果把全國的10.5億畝耕地，除去種植棉、麻、煙、蔗等經濟作物約5000萬畝以外，糧田總數約為10億畝。按其産量，分成四等，其中一等的僅占一億畝，産量為3.5石，二、三、四等地各三億畝，産量分别為2.5石、1.5石與1石。以此估算，則糧食産量共為17億石。以每石折合120市斤，共為2040億斤，此數大緻就是乾隆晚期全國糧食的總産量。

如此算來，全國3億人口，人均糧食為680斤，這個數字就是乾隆盛世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不過，以上算法都是按正常年景估測，但當時旱澇蟲等自然災害，幾乎每年都有，十分頻繁且嚴重。如果考慮因自然災害而減産，則糧食産量還要降低。在減去飼料、釀酒、制醬等附屬農産品，每人每年的平均口糧則低于600斤。

對于農民來說，每人有600斤口糧确實不算少，但還有一個大頭沒有計算在内，那就是須上繳的賦稅，正常情況下，賦稅要占到一半，而且這還是對于自耕農而言。若是地主的佃戶，即便是豐年，恐怕也得喝粥度日了。

上面的糧食産量是根據乾隆晚期的耕地面積和糧食生産的情況作出的推算，由于缺乏詳細精确的數據，其誤差難以避免。但基本上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乾隆盛世階段，溫飽依然是最高統治者面臨的最大難題。

乾隆出巡圖

​二，糧食儲備及應對措施

1，設立常平倉、社倉、義倉

廣大農民能不能吃飽飯，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饑餓的民衆，是威脅統治權最可怕的力量。清政府非常重視這一點，它的許多有關糧食的政策，都可以歸結為利用有限的糧食資源，調劑餘缺，努力保證口糧必須，以求得統治的穩固。

為了防止饑荒，清朝繼承古代的傳統，設立常平倉、社倉、義倉，在全國範圍内建立其貯藏和調劑糧食的倉貯系統。常平倉設于各州縣，為政府所建，倉糧由官民捐輸、撥帑采購或贖罪罰俸所得；社倉設于鄉村，義倉設于市鎮，均為民辦，由紳商士民集資興建，自行管理，實為紳辦官督。

倉貯的作用，平常年份，青黃不接之時，出貸糧食，收獲季節，糧食豐盈之時，買補還倉。若遇災荒之年，則開倉放赈，抵禦饑荒，以免饑民慌亂引起社會騷亂。

倉貯系統在清初即已建立，但規模和作用還不大，至雍正、乾隆時規制完善，積谷大量增加。康熙時，常平倉初建，“直省常平倉所貯米谷，康熙年間未經定額，或定額無多”。雍正時已增加很多，全國常平倉積谷2000多萬石。乾隆帝對貯備糧食更為重視，他認為：“朕實代天以子民，督撫大臣又代朕以子民，均有父母斯民之任也”。

清代的義倉

​乾隆即位後對糧食貯備抓的很緊，國庫也有充裕的财力，一度庫存糧谷達4400萬石。這個數字雖然隻占到全年糧食産量的2.5%，相對而言，數量不大，不會引起糧食的連年漲價。

乾隆十三年（1748年），朝廷為了平抑糧價，決定減少采購量、降低常平倉的貯存量，此後，常平倉額保持在3370萬石左右，加上社倉、義倉的積谷，估計約為4000萬石，合50億斤左右。

常平倉、社倉、義倉在抗災備荒、防止饑民騷動，穩定社會秩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乾隆時，禦史萬年茂就說：“倘遇地方一時乏食，他處之米接濟不及，鄉民嗷嗷，萬千成群，入城呼籲，地方官或赈或貸，小民各得升鬥，即時立散。俟他處接濟米來，人心易安，使小民有恃無恐。”

2，京師漕糧

清朝定都北京，18世紀北京已發展成為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為了供應北京貴族、官吏、士兵、旗民、匠役的食用，從江、浙、皖、贛、鄂、湘、魯、豫征收漕糧，年額400萬石，由運河運往北京。這是保證京師口糧供應、穩定政治中心的“天庾正供”，至關重要，一旦漕運阻絕，北京的官吏士兵将人心慌亂，朝廷勢必渙散。

清代各州縣設立的常平倉

​為此，清廷大力組織漕糧北運，特設以漕督、倉督為首的專門機構，擁有大批船隻和運丁，耗費巨大，不惜成本。漕米的運輸十分昂貴，成為财政上的沉重負擔，所謂“河運剝淺有費，過閘過淮有費，催趱通倉有費。上既出百萬餘漕項，下複出百餘萬幫費，民生日蹙，國計日貧。”乾隆中葉，漕糧的價格十分驚人，達到每石六七兩不等，運費超過米價的四倍以上。

由于漕運是維系清王朝統治的生命線，雖弊端嚴重，經濟上極不合理，但是仍要千方百計維持，越到後來越變成沉重包袱。漕糧雖屬官征、官運、官為分配的自給性消費。但官吏士民所得俸米，允許在北京市場上出售。災荒地區，往往也會奉旨截漕，留供本地赈濟。所以，部分漕糧也成了商品糧。

乾隆朝截漕是經常性措施，數量很大，乾隆十二年（1755年）以前共截漕1320萬石，平均每年截漕66萬石，占全年漕糧征收的16%，主要用于災區的赈濟。

3，糧食商品化

由于人口增長不平衡帶來了壓力，全國已形成大範圍的餘糧區和缺糧區，糧食商品化已成必然趨勢。在官方政策的倡導、鼓勵下，全國形成了規模頗大的糧食市場，促進了糧食的長距離運輸。

《天下糧倉》劇照

​當時，除400萬石漕糧每年北運以外，最大的糧食流向是從四川、湖南、湖北，由長江東下，流往江蘇、浙江，并由海路運往福建。此外，東北的麥、豆由海路運往北京、直隸、山東，湖北，河南的米糧由漢水或陸路運往陝西，廣西米糧運往廣東，台灣米糧運往福建，湖南、四川米糧運往北京、直隸、貴州，大體上形成了糧食長距離流通的固定渠道。

有專家估計，清代中葉，進入長距離流通的商品糧約有4000萬石，基本和常平倉糧數持平，約占全國糧食産量的2%左右。但村鎮之間的短距離糧食交易極多，這個數字當遠遠超過4000萬石之數。

4，鼓勵糧食進口

由于本國糧食産糧不足，特别是廣東和福建，山多地少，一向就是缺糧重災區，如果靠國内長距離運輸，不但費用高，數量亦有限，所以不得不鼓勵洋米進口。

暹羅、安南出産大米，極為豐富，從乾隆年間，大批洋米輸入。乾隆八年（1743年）下谕：“朕畛念民艱，以米糧為民食根本。是以各關米稅，概行蠲免，其餘貨物，照例征收。至于外洋商人，有航海運米至内地者，尤當加恩，方副朕懷遠之意。”

乾隆皇帝南巡頒谕

​按朝廷的定制，洋船若帶米一萬石以上者，可免其船貨物十分之五，帶米五千石以上者，可免十分之三。這是一項十分優惠的政策，外商販米進口，不僅可以減免船貨稅銀，而且如果米糧滞銷，還由官府出面收購。

不過，從實際情況來看，東南亞國家産米雖多，米價亦賤，但海運來華，費用甚大，獲利微小，且有風波之險，因此運米進口者往往都是中國出洋貿易商人在回國途中帶入，并非是外商專做糧食交易。

乾隆十六年（1751年），朝廷批準内地商民，自備資本，購米回國者數量在二千石以内者，由地方督撫分别獎勵；如運二千石以上者，按數分别給與監生，并可奏請賞給職銜頂戴。這一措施極大地鼓舞了商民攜資出洋的積極性。此後，經常有運米較多的商人獲得八品或九品頂戴，東南亞的大米也源源不斷流入廣東、福建等省，解決了糧食危機。

乾隆皇帝視察糧倉圖

​整體而言，清政府十分重視糧食的貯備、調劑與流通，以有限的糧食資源供應高速增長的人口。在“民以食為天”封建社會，在至關重要的糧食問題上，清代的最高統治者尤其是乾隆帝努力承擔其民生食用的責任，盡可能從宏觀上做好控制和調劑糧食的工作，這也是乾隆供養三億人口吃飯的奧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