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東漢獻帝劉協的年号，從國計民生的角度看，那是個不值得慶幸的亂世。而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文學界則誕生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後世一般稱之為“建安風骨”。李白高吟“蓬萊文章建安骨”，陳子昂亦感慨“漢魏風骨，晉宋莫傳”。

建安風骨的魅力經久不衰，直到今天還蕩着繞梁三日而不絕的回響。

今天我們就一起走近那個時代，聽一聽建安風骨幽遠的呼喚。

“風骨”最早見于漢魏時期的人物品評，“風”偏重于評價人的精神面貌，“骨”側重于描述人的儀态形體。“建安風骨”也即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名士集中或直接，或間接通過作品表現出的時代風貌。

建安風骨的典型代表是三曹七子，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他們不僅是當時的政治領袖，在文學方面也頗有建樹，在他們周圍簇擁着邺下文人集團。七子即建安七子，最早見于曹丕《典論·論文》，他們是王粲、陳琳、阮瑀、徐乾、應玚、劉桢、孔融。他們的作品大緻代表了建安時期三曹之外的文學成就。

1.對政治理想的慷慨悲歌

東漢末期，政治長期處在混亂黑暗當中。東漢皇帝早夭，沒有實權，深宮婦人及其家族的手伸向朝堂，導緻了外戚幹政。比如東漢順帝十一歲就繼位，其皇後梁氏一族聲勢大顯。皇後兄長梁冀專權，勢焰滔天，被稱為“跋扈将軍”。

後來漢桓帝策動五位宦官将梁氏趕盡殺絕，不僅沒能肅清朝政，反而使宦官權傾朝野，進入了宦官專政的時代。漢靈帝時十常侍亂政，何進掌權，你方唱罷我登場，不得不說東漢高層政治就是一場無意義的黑暗循環。他們賣官鬻爵，橫行霸道。

在這樣“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期，百姓苦不堪言，多次爆發起義。壯志滿襟的讀書人與士大夫，陷入了無盡的虛妄。一方面他們從小深受儒家精神熏染，希望能匡扶漢室，維護正統；另一方面他們的抗争觸動了宦官階層的利益，引發“黨锢之禍”，飽嘗辛酸。孔融曾與宦官的對立者李膺、張儉交往，事情敗露後被朝廷抓捕，孔融抵死不從；王粲的曾祖王龔，終其一生與宦官搏鬥。

深厚的儒家入世精神，卻不許他們異化為肮髒的官僚傳聲筒，他們渴望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依舊高揚。如曹植“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曹操“慨當以慷”，陳琳“立德垂功名”，可謂亂世中一曲慷慨悲歌。

而高遠理想屢屢受挫，也讓他們把同情的目光轉向了水深火熱的普通百姓，他們作品中高揚的現實主義精神，成為了政治理想實現的另一途徑。曹操“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被譽為漢末實錄，王粲也記載過“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的凄慘現實。

2.濃郁的悲劇色彩

除了黑暗政治帶來的精神壓迫，漢末瘟疫肆虐，張仲景記載“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建安二十二年，位于首都邺城的徐幹、應玚、陳琳、劉祯都感染時疫去世。這一年的暮春初夏，随曹操伐吳的王粲返回邺城，途中染上疫疾離世。

士人們崇高的理性難以實現，還要時刻憂慮會不會被誣賴而身陷囹圄，即便不參與政治，其生命安全也難以得到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遭受威脅，精神家園面臨崩塌，悲涼之情油然而生。曹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以”以思婦的口吻表現了内心的苦悶，曹操“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歎生命的短促。

極度壓抑的另一面，是及時行樂思想以及縱情放達的個性的發展。占據知識分子精神世界多年的儒家思想，已經無法繼續充當他們的精神寄托，他們投向了道家哲學。既然企盼天下有道已是無望，就不如通向内心世界，活得灑脫些。

一方面，是及時行樂的思想。現實生活中的挫敗，會讓人特别渴望感官刺激，來确定自己的存在。建安文學的創作者，有許多關于宴遊享樂的描繪，劉勰在《文心雕龍》評價為“憐風月，狎池苑”。然而，享樂并非最終目的，隻是一種臨時的逃避，曹植《名都篇》在描寫了京洛少年奢華自在的遊戲放縱後，感歎“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隐藏在錦繡堆砌後，對不得不虛度年華的悔恨，才是他們心底更深處的聲音。

另一方面，是個性的凸顯。他們用狂傲的行動标榜個性，展示自己的特立獨行，比如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他去世後，曹丕就讓大家學驢叫給他聽。個性也展現在文學創作的自覺中。建安文學，千人千面，比如曹操古直悲涼，曹丕便娟婉約，劉桢奇崛清剛……他們在絕望中左突右沖，終于幻化作一棵棵參天大樹，構築成建安時代的文學之林。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書乃可貴

主要參考文獻：袁行霈《中國文學史》、戴建業《戴建業精讀世說新語》、範晔《後漢書》、曹丕《典論·論文》